墓葬南京民国墓葬类文物建筑共性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南京民国墓葬类文物建筑共性研究，探讨南京民国墓葬类建筑遗产的整体特性。通过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特征对建筑设计活动的影响，分析它们在建筑空间序列上的特质以及所产生的风格与思潮等，以期对它们的历史风貌和信息有全面的了解，对其展现出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准确的理解。
关键词 南京 民国墓葬 文物建筑 共性
1 前言
南京作为民国故都，其建设量巨大，类型丰富，能够体现其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建筑物多。墓葬历代耗费巨大，建筑技术在当时先进、艺术手段典型，使之成为最隆重的建筑物。所以，其往往能够成为后人研究某一时期社会思想与建筑成就的窗口。1927年-1937年,约十年短暂的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了一些有计划、规模化、系统化的建筑活动。
近代的建筑发展不是从中国原有体系过渡，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民国时期，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土文化与新式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交织在一起。此时的中国社会，各层面都呈现明显的时代特点，通过人们的情感，在方方面面表达。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建筑便是作为礼制建筑而建的诸民国墓葬建筑。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为南京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现代建筑理论的影响和自身民族主义觉醒的背景下，体现众多建筑创作思想与实践。南京民国墓葬建筑作为民国建筑的组成部分，也包含其中。它们作为新的政权的礼制建筑来建设，较之其他类型有着自身的特点。通过它们的设计，我们可以挖掘当年人们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借鉴，体现这一时期的墓葬建筑的共性。
南京民国墓葬建筑在建筑设计方面，不同于传统墓葬所表达的等级礼仪，也不同于清末民初西方建筑师在华建成的“中国风格”基督教会建筑。较之其他地区一个显著差异便是其受“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影响。此外，南京民国墓葬建筑突出表达了其纪念性的要求，新成立的政权的象征义。既有对传统礼制建筑形式的继承，又有现代建筑理论与技术的影响。同时，还能举行公共性质的纪念活动。此外，南京也是当时现代建筑师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2 南京民国墓葬类文物建筑共性

2.1南京民国墓葬类文物建筑的技术性与人们的文化选择性

建筑包含传统文化与当时社会思潮、先进的艺术和设计、先进的技术水平。“建筑是时代、环境、民族的综合产物，是文化的最直观的表现”。建筑的时代特征从建筑的技术性与文化性展现。
建筑的技术性。20年代后，新的结构体系、材料、设计机构、建筑教育等成熟起来。在一些聘请西方建筑师或归国的本土建筑师从事的项目中，逐渐取代原体系，成为这一时期建筑技术的内容。由于西方归国建筑师的参与和南京政治地位等因素的作用，南京的现代建筑较之其他城市更显进步。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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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民国建筑结构形式与材料的分析，可以归纳出这一时期建筑在技术上的共性来。
新的建筑结构。民国墓葬类文物建筑同样表现出了多种现代建筑结构体系，而非仅是传统建筑中的木构架结构。中山陵在其当时历史条件下，其工程花费、现代材料运用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水平。受南京新政权主流思想影响，加之中国自己的设计师现代教育背景。中山陵大大有别于之前的传统墓葬结构体系：陵门、碑亭和祭堂均采用钢混结构。坡屋顶也是以钢混桁架为结构形式。墓室后的穹窿顶为钢筋混凝土浇筑。谭延闿墓，其祭堂建筑自地基到屋脊都是钢混结构形式。
新的建筑材料。水泥。江苏南京、河北唐山、广东等地有水泥企业。此外，水磨石、斩检测石等人造石的做法也常出现。南京民国墓葬建筑中，墓室、墓冢大多用钢筋水泥材质砌筑。谭延闿墓的祭堂建筑结构完全由钢混制成。廖仲恺墓的门阙与墓表采用混凝土现浇,甬道、方亭皆为水泥材料；中山陵的墓道，中间路面是水泥，两侧则选用沥青路面。祭堂中使用人造石作为装饰：白色大理石地面、圆形穹窿顶瓷砖藻井。
钢材。民国将钢材用于建筑中，或是结构构件，或装饰构件已较为常见。高级的五金类建筑构件，如门窗把手、水龙头等，常以铜质。
砖和石。砖是民国时期建筑中的重要建材。同时，在现实制约下，常用砖砌成需要的图案。在墙基、外墙与内部的装饰、门窗装饰、台阶广场等，都常需要石材。如苏石、胶县黑花岗、云南大理石等。中山陵大量使用苏州、福建花岗石等石材。牌坊是福建花岗岩；台阶为苏石铺砌；陵门、碑亭、祭堂外饰花岗石贴面。谭延闿墓，“灵谷深松”碑后的石牌坊为南湖石。此外，在其他南京民国墓葬中也有运用，如韩恢墓现存的牌坊为青石建成。
人们的文化选择性。因为建筑总是为当时的人们怎么写作。时代的不同，文化体现人们的内心情感和审美。民国时期在建筑文化上强烈的表达传统文化，却又异于传统。这与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是分不开的。定都南京后， “中国古典复兴”被用于形容在南京建造的许多建筑。而作为纪念性建筑的主要代表，墓葬更能够直观反应这一时代特征。
中山陵很好的诠释了民国南京的时代特征及其反映出的文化精神——现代中国纪念建筑的理念。它有一条明朗的轴线：牌坊，甬道，陵门，碑亭，大台阶，祭堂。除传统帝陵中阴阳桥与石象生，其余建筑，加之华表、铜鼎等与古代陵寝建筑组成基本一致。
在祭堂设计中，吕彦直表达出了西方折衷主义立面构图与中国明清官式建筑形式的结合。平面中，其布置与美国林肯纪念堂类似；立面构图中，西方折衷主义的虚实与比例关系。水平上是古典“三段式”，左右对称，整体为正方；牌坊同佛罗伦萨巴齐礼拜堂。为表达“中国形式”，吕同时选用明清官式建筑样式：屋顶采用蓝琉璃瓦重檐歇山；中部为三拱门向内凹；还有斗拱、额枋等。
建筑单体的纹饰为一色雕刻，非传统艳丽的雕梁画栋。牌坊纹饰沿用传统纹饰涡卷；碑亭也以团花为主；祭堂的门楣、梁枋为团花；门楣上的“三义”字与涡卷结合，并无龙纹，建筑的象征性得到弘扬。
借鉴西方经典建筑，在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背景下，渴望学习西方现代科技与模仿政治制度，创造一个现放的公共纪念建筑物的方案要求是符合的。与之前建设的使用传统建筑的形式、建筑组成、传统装饰母题，尽管源于传统，却也有明显的近代特征。

2.2南京民国墓葬类文物建筑的公共纪念性空间次序

南京民国墓葬类建筑的纪念性是其一大特征。它们作为新式纪念建筑的重要组成，在布局方式和文化阐释上较之传统做法联系紧密，但也与之有不同：它们还是社会公共活动的空间，举行各种宣传纪念活动的场所。而今很多陵墓已变为公园，成为人们休息活动、旅游度检测的场所，成为城市文化活动的一部分。
明清皇家墓葬类建筑群有着鲜明的空间次序，营造出令人崇拜的心理感受，创造出威严、肃穆的氛围，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民国墓葬建筑的性质并非如此，它们不为了产生畏惧之情，而需满足众多人同时在场的公共聚会，达到宣传、纪念目标。
中山陵的轴线也是仪式的路线。广场牌坊，甬道，陵门，碑亭，台阶前，祭堂前广场。满足了征求要求中容纳5万人举行仪式的要求。中山陵作为民国墓葬的典型代表，完全有别于传统帝王陵寝。建筑群体量不大，在宏大的场地中疏密有致。祭堂作为陵区主体不因为它的纪念性而设计成大体量，反而是场地宽阔，绿地面积，宽而长的石台阶，满足现实要求。不同于其他应征者规模巨大，体量宏伟的方案，吕的方案显得朴素、端庄。与祭堂的朴素简洁相对应，将建筑群融入场地环境，钟形的总平面，顺应紫金山山体形势的设计，配以松柏、草地，这些都创造了以纪念性为主轴的建筑空间序列，塑造了令人震撼，对伟人崇敬的情感氛围。
另一类的南京民国墓葬类建筑不像中山陵规模宏大。它们选择以墓穸和纪念碑相结合作为祭拜中心。为获得公共场地空间，在墓碑前常设宽大的广场和长长的甬道。墓道的起始端设置牌坊或门阙，象征空间序列的开始，墓穸与墓碑后，围以墙屏，表示祭拜流线的终结。谭延闿墓因地制宜，由龙池、“灵谷深松”碑及石牌坊、广场、祭堂、宝顶组成。在碑与石牌坊后，通过墓道和一座桥，达广场，中间设有椭圆形的花台。广场上建有三楹宫殿式祭堂。祭堂前设有平台。祭堂东北方向可抵达宝顶。宝顶设计为圆形，围以平台，四周设栏杆，宝顶前放置祭台一张，为圆明园古物。祭台阶分为两截，两侧各立石狮一对，华表一对。

2.3 南京民国墓葬类文物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

南京保存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建筑，种类丰富，代表性强。它们中的很多改变了功能，却仍在使用。人们看到它们，总能追忆起近代历史的画面，它们是时代的见证者。较之其他类型，墓葬建筑能够与历史直接交流，更能够直观的说明信仰的时代特征。南京民国墓葬建筑大都建于1925年-1937年。它们不仅满足安葬基本功能，更要突出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还有一些南京民国墓葬建筑散落在城市其他地方。它们为纪念某次战役或事件而建。总的说来，是为安放亡灵，以示安慰，铭记事件，并无深刻的政治含义。如莫愁湖的粤军阵亡将士墓，安葬与清军战斗中阵亡的北伐粤军将士；雨花台菊花台的驻外九烈士墓，安葬在二战中，惨遭日军杀害的驻菲律宾九位外事人员。
南京是民国时期现代建筑师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近代的中国，已产生了自己的现代建筑师职业，而且开办了建筑设计机构。20年代以后著名的本土建筑创办的机构有：华盖（赵深、陈植、童寯）等。更加值得研究的是，中国本土建筑师们展开了一系列探索和研究工作，在中国建筑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很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