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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对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解析，从宏观方面对比分析王科一和孙致礼对英国作家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的汉译本；借助预备规范理论来分析翻译家为什么选择该小说作为翻译对象；利用预备规范理论和初始规范理论为依据讨论两位翻译家各自在翻译时对相关翻译策略偏好的依据。并对比了两本译作对原著整体风格的处理方式。通过对比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证实了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的准确性，充实了对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的研究。关键词：翻译规范 汉译本 翻译策略 语篇风格
在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跨文化交流一直存在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跨文化交流必定需要语言的参与，持不同语言的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交流主要依赖各种方式的翻译，因此，人类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也可以看做语言翻译的历史。伴随语言翻译一起成长的是对语言翻译的研究。传统的翻译研究主要注重翻译的规范性，即通过事先制定的一系列规范，并要求译者在实际翻译中以源文为中心且严格遵循这些规范，这种做法可以使译文严格忠实于源文，将源文字面意思用译文表述得很清晰，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即不能再传递字面意思的同时将源文所携带的文化信息一并传递。在传统翻译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在重视遵循源文语言的同时也重视译文语言，即重视译作在目的语读者中
图里通过大量实例研究后总结出来的翻译规范就是后者的典范。他认为，作为跨文化之间的文本转换活动，翻译自然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之间的系统差异、翻译人员的认知能力和实际翻译水平差异等，还必须包括很多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如经济状况、政治体制、人文环境等。这些传统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贯穿着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从最初对翻译原始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选择再到翻译的实际实施过程。作为描写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图里认为翻译是受到规范制约的行为，并把翻译规范分为三个类型：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其中，预备规范主要涉及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取舍；初始规范是译者在倾向于忠实于原语或者目的语之间做出选择时的判断标准；操作规范则是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翻译内容和目的的变化并且在初始规范的基础上做出的具体决策，它又被分成两个次级规范：母体规范（Matrical Norms）和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s），其中前者决定对源文部分或全部的翻译，影响译文的宏观结构，后者涉及对源文中具体词汇、句子、段落等内容的取舍或改变、修辞手段的变更或取舍，影响译文的微观结构。
本文主要依据图里翻译规范理论对《傲慢与偏见》王科一和孙致礼的两个汉译本进行宏观对比研究。
原作通过描述淑女绅士之间的婚姻和爱情故事，生动地描述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尚未受到工业革命影响的英国南部乡村的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以轻松诙谐的语言和极富戏剧性变化的情节打破了当时 “哥特小说”和“感伤小说”统领英国文坛的局面，深受读者喜爱。王科一的译作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社会发展迅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特别是人们的婚姻观念随着新婚姻法的颁布而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全社会尤其是女性都在追求婚姻自由和平等，但又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人们当时急需找到一个典范来追随和依从。众所周知，文学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充当着排头兵的角色，因此，王科一就想到了名著《傲慢与偏见》，其中的男男女女的自由婚恋观很适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们的需求，因此就把它翻译成汉语以使更多读者受益。
如果说王科一的译本带给人们的是对新的婚姻观念的憧憬的话，那么孙致礼的译本带给人们的就是全新的异族文化背景中的婚恋文化大餐。因为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洗礼之后，在加大与国外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中国的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审美观念、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彻底变化，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从故事情节上了解小说中的故事，还需要了解更多，如小说的创作背景、故事中所传递的文化信息等等，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把小说重新翻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孙致礼对小说的重新翻译就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至于预备规范里所提及的源文本的选择问题，由于两位翻译家都有很扎实的英语基础，都受过翻译工作的专业训练，且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并没有对源文本做出什么硬性规定或者有倾向性的要求，两位译者都选择了直接从英语原著入手翻译而并未经过第三种语言的转换。
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用是为了适应不同时代的需求和满足不同读者对译本的不同期待。上文提到的施莱艾尔马赫的观点显得过于绝对，因为现实翻译中，尤其是在翻译大的文学作品时，译者很难做到从头至尾只用一种翻译策略；一般而言，译者为了特定的目的会选择倾向于或者偏好于某一策略，但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会有意或者无意地使用另一种策略。这一观点在本文讨论的两个汉译本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考虑具体历史文化背景，通过具体比对和研究不难得出结论，即总体而言王科一的版本更多地体现了“归化法”，而孙致礼的版本则更多地体现了“异化法”。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非常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但受制于整体文化素养不高，尤其是对异族文化知之甚少，如果采用“异化法”来翻译的话，作为目的语读者的中国人很可能就不能理解书中所展示的精彩之处。利用“归化法”所翻译出来的作品不仅可以使读者接触外国文化，更能以自己熟悉的方式舒服地获得自己所梦想的知识。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相隔几十年之后，不仅中国的经济更加发达，社会更加进步，人们的文化素养也更高，这时，人们对国外文化的需求就不再仅仅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需要更进一步地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发生。对国外文化更深的追求和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导致了人们对“异化法”翻译出来的作品的需求，孙致礼的译作可以说适应了时代的需求。
当然，这并不是说王科一的版本是彻头彻尾的“归化法”的产物，而孙致礼的版本是完全“异化法”的产物。正如上文所言，两个版本的共同点在于都同时采用了两种翻译策略，区别就在于二者的侧重点和对某种策略的偏好不一样而已。
《傲慢与偏见》以爱情故事为媒介，向读者生动展示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南部的乡村生活及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者奥斯汀自己的婚姻观。全书从故事到对故事的讲述都非常简洁清晰，人物语言也非常生动形象。因此，为了再现原作的风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这一工作很有挑战性。因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译者必须首先充分领悟作者及源文的风格，而风格由于其异于情节或者概念等具体事物的特性而难以把握，作品中所展示的作者的精神气质等背景因素就更难彻底领悟。
在书中，作者通过各种形式标记或非形式标记将作品的主题展示得淋漓尽致，如作者利用各种修辞手法将书中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在作品开头就用讽刺手法将当时社会中人们将财富看做理想婚姻的金钥匙这一社会现实描述得极具风味：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王译：凡是有钱的单身汉, 总想娶位太太, 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孙译：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 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作者用了“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这样的大词来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期待，却最终发现他们所期待的只不过是“a single man…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些小词所描述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一鲜明的对比其实也为全文的讲述定下了基调：对主题的嘲讽。对比译作不难发现：译者都较为忠实地译出了源文的意义，但为了提高作品的可读性和接受程度，两位译者都改变了句子的语序，其结果就是因此而忽略了作者精心使用的讽刺手法，使译文和源文达不到形神皆似的效果。当然，并非源文中所有的修辞手法都未能在译文中得到忠实再现；在后文中，作者借用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形式来讽刺贝内特（Bennet）太太的俗气、势利、无知和虚伪的特点，两位译者都较好地传递了源文的意思，而孙致礼先生的译作不仅保留了源文的形式和意义，还忠实地再现了源文的风格。
三、结论
本文并非比较两个汉译本孰优孰劣，因为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而只是通过对比两个汉译本来发现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对两位译者的翻译的影响以及在具体的译本中的体现。相对而言，王科一以其独到的语言和翻译功底和理解力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写作风格，用汉语的方式恰当再现了原作中人物纷繁复杂的个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他偶尔忽略语境，有时甚至望文生义，一次而导致的误译也就难以避免。而孙致礼的版本尽管是新时代的产物，由于其更多地采用了“异化法”翻译策略，其译本中很多表述方式就变成了英语的表述方式，可能也会使部分读者觉得不是很习惯。
在两个汉译本中，从宏观角度讲，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都得到了很具体的突显，其预备规范和初始规范影响了两位译者对原材料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用，操作规范中的母体规范在译本对原著的完整性上又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当然，作为描写翻译学的代表理论之一，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只是在这两个汉译本中都得到了体现，说明了它的普遍性，而并不能说这个理论影响了这两个汉译本的翻译过程和表现，因为它只是描写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理论。
参考文献：
赵宁. Gideon Toury翻译规范论介绍[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王科一译.傲慢与偏见[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3] 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4] 孙致礼. 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 山东外语教学，2001（1）.
[5] 许钧. 风格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风格的传达.文学翻译批评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
[6] Austen Jane. Pride and Prejudice [M] . New York: Bantam Books，1981.
作 者：段友国，硕士，长江大学讲师，主要研究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在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跨文化交流一直存在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跨文化交流必定需要语言的参与，持不同语言的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交流主要依赖各种方式的翻译，因此，人类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也可以看做语言翻译的历史。伴随语言翻译一起成长的是对语言翻译的研究。传统的翻译研究主要注重翻译的规范性，即通过事先制定的一系列规范，并要求译者在实际翻译中以源文为中心且严格遵循这些规范，这种做法可以使译文严格忠实于源文，将源文字面意思用译文表述得很清晰，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即不能再传递字面意思的同时将源文所携带的文化信息一并传递。在传统翻译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在重视遵循源文语言的同时也重视译文语言，即重视译作在目的语读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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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接受程度等方面。这种研究理论被看做描写翻译研究的雏形。描写翻译研究注重对译作中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客观描述而不是加以规定。描写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特拉夫学派的著名翻译理论家图里（Toury）。一、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
人们对翻译研究的历史很久远，但对翻译规范的研究历史却不长，明确提出规范（norm）概念的时间就更短，只有几十年。在翻译规范研究史上，学者们基本遵循着两个类别：规定式和描述式，其中规定式又包含了传统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两个领域，他们主要注重制定出一点的文本类型模版和语言学规范以使后来者在这些模版和规范范围内进行研究；描述式主要涉及翻译研究领域，该类研究主要通过分析文本和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各种规范来解释翻译的本质和规律。图里通过大量实例研究后总结出来的翻译规范就是后者的典范。他认为，作为跨文化之间的文本转换活动，翻译自然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之间的系统差异、翻译人员的认知能力和实际翻译水平差异等，还必须包括很多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如经济状况、政治体制、人文环境等。这些传统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贯穿着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从最初对翻译原始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选择再到翻译的实际实施过程。作为描写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图里认为翻译是受到规范制约的行为，并把翻译规范分为三个类型：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其中，预备规范主要涉及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取舍；初始规范是译者在倾向于忠实于原语或者目的语之间做出选择时的判断标准；操作规范则是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翻译内容和目的的变化并且在初始规范的基础上做出的具体决策，它又被分成两个次级规范：母体规范（Matrical Norms）和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s），其中前者决定对源文部分或全部的翻译，影响译文的宏观结构，后者涉及对源文中具体词汇、句子、段落等内容的取舍或改变、修辞手段的变更或取舍，影响译文的微观结构。
本文主要依据图里翻译规范理论对《傲慢与偏见》王科一和孙致礼的两个汉译本进行宏观对比研究。
二、 《傲慢与偏见》两种汉译本宏观对比
1.汉译本简介
作为世界文学名著，《傲慢与偏见》在各个时期都得到人们的追捧，也一直是各国翻译家的宠爱。不同时期的翻译家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对译作的不同期待、依据不同的翻译规范并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而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也就因此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翻译版本。在中国，《傲慢与偏见》的汉译本估计就有几十种之多。本文主要以王科一先生在1955年完成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译作和孙致礼先生于1990年完成并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译作为比较对象，对两个版本的汉译本做宏观对比。主要从两位对原始资料的抉择（即为什么选择这本书）、翻译过程中对不同翻译策略的选用（即侧重于采用归化法翻译还是用异化法翻译），以及他们对源文语篇风格的处理等几个宏观方面进行对比。至于两部译作中对源文中的字、词、句以及修辞手法、结构布局等微观方面的异同之处，由于篇幅限制，只能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详细研讨。2. 翻译原始资料的选择
根据图里的预备规范，翻译政策会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取舍，而翻译政策又是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所制约的。众所周知，文学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文学的创作是为了满足社会文化发展或者其他某一特定目的的需求，翻译文本的选择和创作也受到一定社会文化的影响，是为了满足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目的的需求。原作通过描述淑女绅士之间的婚姻和爱情故事，生动地描述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尚未受到工业革命影响的英国南部乡村的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以轻松诙谐的语言和极富戏剧性变化的情节打破了当时 “哥特小说”和“感伤小说”统领英国文坛的局面，深受读者喜爱。王科一的译作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社会发展迅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特别是人们的婚姻观念随着新婚姻法的颁布而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全社会尤其是女性都在追求婚姻自由和平等，但又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人们当时急需找到一个典范来追随和依从。众所周知，文学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充当着排头兵的角色，因此，王科一就想到了名著《傲慢与偏见》，其中的男男女女的自由婚恋观很适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们的需求，因此就把它翻译成汉语以使更多读者受益。
如果说王科一的译本带给人们的是对新的婚姻观念的憧憬的话，那么孙致礼的译本带给人们的就是全新的异族文化背景中的婚恋文化大餐。因为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洗礼之后，在加大与国外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中国的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审美观念、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彻底变化，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从故事情节上了解小说中的故事，还需要了解更多，如小说的创作背景、故事中所传递的文化信息等等，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把小说重新翻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孙致礼对小说的重新翻译就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至于预备规范里所提及的源文本的选择问题，由于两位翻译家都有很扎实的英语基础，都受过翻译工作的专业训练，且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并没有对源文本做出什么硬性规定或者有倾向性的要求，两位译者都选择了直接从英语原著入手翻译而并未经过第三种语言的转换。
3. 翻译策略的选用
图里的翻译预备规范理论认为，翻译政策还会影响翻译策略的取舍。“德国著名翻译理论家施莱艾尔马赫在他的著名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这两种途径彼此截然不同,因而无论采取哪一种，都必须坚持到底，不可将二者混淆使用。Lawrence Venuti在其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简单点说“归化法”就是翻译时尽量将作品按照目的语的方式来表达，使目的语读者能更容易地理解和接受，图里将其称为“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而“异化法”则是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持原著原有的特点，将原著所代表的文化特征原汁原味地展现出来，而不按照目的语文化的风格来翻译，图里把这种方法称为“充分性”（adequacy）。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用是为了适应不同时代的需求和满足不同读者对译本的不同期待。上文提到的施莱艾尔马赫的观点显得过于绝对，因为现实翻译中，尤其是在翻译大的文学作品时，译者很难做到从头至尾只用一种翻译策略；一般而言，译者为了特定的目的会选择倾向于或者偏好于某一策略，但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会有意或者无意地使用另一种策略。这一观点在本文讨论的两个汉译本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考虑具体历史文化背景，通过具体比对和研究不难得出结论，即总体而言王科一的版本更多地体现了“归化法”，而孙致礼的版本则更多地体现了“异化法”。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非常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但受制于整体文化素养不高，尤其是对异族文化知之甚少，如果采用“异化法”来翻译的话，作为目的语读者的中国人很可能就不能理解书中所展示的精彩之处。利用“归化法”所翻译出来的作品不仅可以使读者接触外国文化，更能以自己熟悉的方式舒服地获得自己所梦想的知识。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相隔几十年之后，不仅中国的经济更加发达，社会更加进步，人们的文化素养也更高，这时，人们对国外文化的需求就不再仅仅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需要更进一步地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发生。对国外文化更深的追求和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导致了人们对“异化法”翻译出来的作品的需求，孙致礼的译作可以说适应了时代的需求。
当然，这并不是说王科一的版本是彻头彻尾的“归化法”的产物，而孙致礼的版本是完全“异化法”的产物。正如上文所言，两个版本的共同点在于都同时采用了两种翻译策略，区别就在于二者的侧重点和对某种策略的偏好不一样而已。
4. 语篇风格的移植
许钧认为，风格“从大的方面讲，有时代的风格，民族的风格，阶级的风格；从小的方面看，作者笔下选择的一个音节、一个词或一个句式，都无不标志着风格的特征”。从这一定义来看，风格就是作品给人的一种主观性较强的感觉，比较难以把握和分析。但刘宓庆认为，作品的风格可以根据相应的风格标记来理解和掌握。风格标记又可分成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两大类。形式标记包括音系、语域、句法、章法和修辞；非形式标记包括表现法、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感情、源于：查抄袭率毕业www.udooo.com
作者自身的精神气质和读者的自身因素等方面。《傲慢与偏见》以爱情故事为媒介，向读者生动展示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南部的乡村生活及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者奥斯汀自己的婚姻观。全书从故事到对故事的讲述都非常简洁清晰，人物语言也非常生动形象。因此，为了再现原作的风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这一工作很有挑战性。因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译者必须首先充分领悟作者及源文的风格，而风格由于其异于情节或者概念等具体事物的特性而难以把握，作品中所展示的作者的精神气质等背景因素就更难彻底领悟。
在书中，作者通过各种形式标记或非形式标记将作品的主题展示得淋漓尽致，如作者利用各种修辞手法将书中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在作品开头就用讽刺手法将当时社会中人们将财富看做理想婚姻的金钥匙这一社会现实描述得极具风味：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王译：凡是有钱的单身汉, 总想娶位太太, 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孙译：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 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作者用了“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这样的大词来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期待，却最终发现他们所期待的只不过是“a single man…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些小词所描述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一鲜明的对比其实也为全文的讲述定下了基调：对主题的嘲讽。对比译作不难发现：译者都较为忠实地译出了源文的意义，但为了提高作品的可读性和接受程度，两位译者都改变了句子的语序，其结果就是因此而忽略了作者精心使用的讽刺手法，使译文和源文达不到形神皆似的效果。当然，并非源文中所有的修辞手法都未能在译文中得到忠实再现；在后文中，作者借用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形式来讽刺贝内特（Bennet）太太的俗气、势利、无知和虚伪的特点，两位译者都较好地传递了源文的意思，而孙致礼先生的译作不仅保留了源文的形式和意义，还忠实地再现了源文的风格。
三、结论
本文并非比较两个汉译本孰优孰劣，因为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而只是通过对比两个汉译本来发现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对两位译者的翻译的影响以及在具体的译本中的体现。相对而言，王科一以其独到的语言和翻译功底和理解力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写作风格，用汉语的方式恰当再现了原作中人物纷繁复杂的个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他偶尔忽略语境，有时甚至望文生义，一次而导致的误译也就难以避免。而孙致礼的版本尽管是新时代的产物，由于其更多地采用了“异化法”翻译策略，其译本中很多表述方式就变成了英语的表述方式，可能也会使部分读者觉得不是很习惯。
在两个汉译本中，从宏观角度讲，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都得到了很具体的突显，其预备规范和初始规范影响了两位译者对原材料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用，操作规范中的母体规范在译本对原著的完整性上又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当然，作为描写翻译学的代表理论之一，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只是在这两个汉译本中都得到了体现，说明了它的普遍性，而并不能说这个理论影响了这两个汉译本的翻译过程和表现，因为它只是描写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理论。
参考文献：
赵宁. Gideon Toury翻译规范论介绍[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王科一译.傲慢与偏见[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3] 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4] 孙致礼. 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 山东外语教学，2001（1）.
[5] 许钧. 风格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风格的传达.文学翻译批评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
[6] Austen Jane. Pride and Prejudice [M] . New York: Bantam Books，1981.
作 者：段友国，硕士，长江大学讲师，主要研究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