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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将黑格尔式的思维形式与近代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由此形成的理论结构类似于一种先验的结构。相对于黑格尔而言，马克思在思想方法上实现了超越，理论体系则有待完善，具有巨大的拓展空间。由于恩格斯的认识“偏差”，这种拓展空间受到一定的影响。恩格斯的认识“偏差”还模糊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特质，在理论逻辑方面引起一些质疑。这种“偏差”在促使人们把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理论当成僵化的简单模式方面也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理论拓展空间；转形问题；经济决定论；马克思转化理论
1007-2101（2013）04-0015-06
恩格斯的认识“偏差”既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方法的差异有关，一定意义上也可能是恩格斯将《资本论》通俗化的一种策略，不管情况如何，客观的结果是，恩格斯的“引导”促进了《资本论》的传播，充分发挥了它对革命实践的意义。然而，就理论自身而言，恩格斯的“引导”又留下了一些不良后果。本文拟就此提供几点个人看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经济分析有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活生生的总体如人口、民族、国家、许多国家等等着手，通过分析发现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一般关系，如分工、价值、劳动、需要、交换价值之类，然后以此为基础构建经济学体系。第二条道路是：从抽象的本质开始，从抽象的规定逐步上升到具体的现实经济关系，实在的具体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出发点。在他看来，局限于抽象分析的第一条道路是错误的。并且，由于体现这一道路的古典经济学包含着“庸俗经济学”的内容，古典经济学家和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家”往往把有待说明的问题当作前提。马克思指出：“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①他进而认为：“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认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②马克思还指出：亚当·斯密“对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深刻而惊人的运用是偶然表现出来的，对他的理论本身的发展没有起任何影响。李嘉图……企图利用那些恰恰是同他的价值理论显然最矛盾的经济事实来证明他的价值理论的正确性。”③对于自己的理论，马克思开始认为最好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劳动二重性，二是一开始撇开了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④后来，他又把开始时撇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摆到第一位，劳动二重性降为第二位，同时把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形成的价值的区分作为第三个创新点。⑤可见，他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看成是他的理论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所在。古典经济学是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展开方式上显然是黑格尔式的。由于它把唯心主义的德国传统思维方式与唯物主义的近代科学精神结合起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隐含了一种超越他那个时代的“法德精神”，或者说是一种新德意志精神。
古典经济学以至现代西方经济学，其根本缺陷之一就在于：定义、范畴、原理是从一定的现实经济关系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而由此构建的经济学体系却又试图超脱它所由抽象出来的经验，运用于它不熟悉的现实经济关系中。这是的矛盾。当然，模型的运用也必须考虑约束条件的差异，但这种修正仅仅是有限的经验式修正。因此，这样得出的原理、模型对于与它所由抽象出来的经济背景相似且相对稳定的市场条件来说，是合理的、有效的；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经济或背景条件差异过大的市场条件是难有作为的。并且，它的基础仅仅是经验，因此，难以把握经济运行的内在的总联系、总趋势。与此相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这种上升的行程不是在一个稳定不变的环境中简单地返回，而是通过约束条件的放松逐步落实到现实经济关系层面，因此，可以主动根据约束条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程，可以在生产方式一定或稳定地生成着的前提下，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并且，由于它首先把握了内在本质和最一般规律，特别适合解释经济运行的总趋势、总联系，并从相互矛盾着的现实经济关系中找出主要矛盾，制定总体方案。
作为一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它对价值规律的考察是在类似科学实验室的纯粹条件（这种纯粹条件是通过抽象力设定的）下进行的。它以诸多约束条件为前提。这些约束条件包括：劳动为简单同质劳动，价值总量不受技术变动影响；除了劳动和资本外，其他资源的使用不存在产权限制；商品生产和交换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供求关系处于类似充分就业的一般均衡状态；不存在产权关系和价值存量对商品交换及其决定的影响；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可以通过简单补偿加以忽略；存在普遍的分工和交换需要；整个社会处于简单的阶级对立关系中；工人工资完全合乎劳动力价值，新增价值全部归资本家；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能自动调整；不考虑国际贸易；忽略非市场性劳动和生产货币的劳动；单位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不同部门的平均劳动不存在复杂性差异，同一部门不同时期的平均劳动不存在复杂性差异；基本不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第一卷撇开了货币流通，资本流通中专门进行了论述，但还没有真正内生到生产理论中），只考虑货币流通的简单形式（暂先撇开了信用等）；等等。至于“价值”，它仅仅是财富的“主体本质”，即外化以至异化为外部存
事实上，对于一般人来说，要求他们都去从事历史研究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在否定了“庸俗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之后，如果没有掌握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特质，不能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按价值规律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他社会关系，而且过度强调对经济或历史自为辩证发展的必然性的认识，把价值规律当作一定层面的“历史规律”，那么，把唯物史观当作套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实上，正像恩格斯所看到的，唯物史观没有被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是被“当成现成的公式”。{38}经济因素或技术因素被简单地当成“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从而把唯物史观“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套话。”{39}为此，恩格斯强调：“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40}他还用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原理来说明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认为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只是这种交互作用“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41}对此，恩格斯一再坦承自己的过错，检讨他和马克思在反驳论敌的观点时，只是强调被对方否认的主要原则，从而忽视了交互作用的其他因素。{42}或者说“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忽略了观念的产生方式和方法。{43}应该说，这样的自省是不充分的，仅仅是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简单说明。并且，真正犯错误的更多的场合可能仅仅是恩格斯自己，马克思只是受经济理论的缠绕而无力脱身，难以独自进一步将理论加以完善，因而暂时不能做出更为系统、深入的阐释。事实上，马克思的理论是不应该被理解为历史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在他那里，世界历史是在社会存在与实践活动的相互决定中展开的，技术（生产力）和经济仅仅是在相互决定的社会有机体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而已。就像细胞的生长发育在生命有机体中与方方面面处于相互决定关系而又处于基础地位一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正是用这种思想来阐述“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的。
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广义化，还可能引起人们对价值规律的进一步误解。在《资本论》中，价值规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规律，它所具有的意义是否定性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基于简单流通反映出来的价值规律是虚幻的，它必然向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转化，它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了的现实的理想化的出发点。马克思以此批判其他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的自由、平等、所有权三位一体的非现实性，因而动摇了这些口号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严格说来，价值规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仅仅限于形式性的、征兆性的存在。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广义化，在客观上把价值规律的否定性意义导向了肯定性意义，从而模糊、淡化了《资本论》对以往经济学的批判，并为萨缪尔森等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质疑提供了一个口实。他们的质疑正是在误以为马克思把价值规律当作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我们的分析表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他没有真正把握住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特质，没有把其中的一些具有一般性的约束条件看成是贯彻整个劳动价值论和生产理论的约束条件，从而主要依照他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事物的辩证发展规律按历史的思维解读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这种认识“偏差”对既有的具体结论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进一步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也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定格在批判性理论的地位，难以拓展成为一种能够指导现实经济活动的建设性理论。尽管如此，恩格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依然是非常巨大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整理出版方面。在整理过程中，他坚持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整理出版的著作应成为一部“只是作者而不是编者的著作”{44}。为贯彻这一原则，他在整理《资本论》第二卷时，只是把手稿“尽可能逐字逐句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45}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时，同样是把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在所做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材料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都用四角括号括起来”，并附上自己的姓名缩写。{46}恩格斯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精神，使《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充分保持了原貌。因此，恩格斯的认识“偏差”只是集中体现在他单独撰写的“《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一文中。这就为后人脱离恩格斯的“导读”重新研究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不能忘记恩格斯的这一重大贡献。 [3]
关键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理论拓展空间；转形问题；经济决定论；马克思转化理论
1007-2101（2013）04-0015-06
恩格斯的认识“偏差”既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方法的差异有关，一定意义上也可能是恩格斯将《资本论》通俗化的一种策略，不管情况如何，客观的结果是，恩格斯的“引导”促进了《资本论》的传播，充分发挥了它对革命实践的意义。然而，就理论自身而言，恩格斯的“引导”又留下了一些不良后果。本文拟就此提供几点个人看法。
一、马克思经济理论和其他方面的巨大拓展空间被收窄
就思想方法而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现了理论上的“双重颠倒”。首先是将头足倒立的黑格尔哲学颠倒过来，使辩证法确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形成唯物辩证法。这是其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以人类生活为归宿的物质生产及其分配成为经济理论的出发地。接下来，马克思又把“头足正立”着的以实证经验为基础的“庸俗经济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包含着“庸俗经济学”的内容）颠倒过来，使其看上去像是“头足倒立”着，即按照黑格尔的方式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使经济理论辩证地展开，从而最终说明混沌整体的现实的经济关系。这里的“头”，既不是“绝对精神”，也不是实证经验基础上归纳出来的抽象的“规则”，而是经过唯物主义的研究获得的现实经济关系的本质或一般规律。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抽象法”，体现了德国传统思维方式与近代科学精神的结合。它一方面保持了德国传统思维方式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整体到部分的基本特征，同时又使理论的逻辑展开与知识的发现、发展和广泛运用的“科学进程”相结合，从而克服了它的神秘主义色彩。古典经济学限于抽象分析的弊病也因此被克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经济分析有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活生生的总体如人口、民族、国家、许多国家等等着手，通过分析发现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一般关系，如分工、价值、劳动、需要、交换价值之类，然后以此为基础构建经济学体系。第二条道路是：从抽象的本质开始，从抽象的规定逐步上升到具体的现实经济关系，实在的具体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出发点。在他看来，局限于抽象分析的第一条道路是错误的。并且，由于体现这一道路的古典经济学包含着“庸俗经济学”的内容，古典经济学家和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家”往往把有待说明的问题当作前提。马克思指出：“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①他进而认为：“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认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②马克思还指出：亚当·斯密“对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深刻而惊人的运用是偶然表现出来的，对他的理论本身的发展没有起任何影响。李嘉图……企图利用那些恰恰是同他的价值理论显然最矛盾的经济事实来证明他的价值理论的正确性。”③对于自己的理论，马克思开始认为最好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劳动二重性，二是一开始撇开了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④后来，他又把开始时撇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摆到第一位，劳动二重性降为第二位，同时把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形成的价值的区分作为第三个创新点。⑤可见，他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看成是他的理论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所在。古典经济学是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展开方式上显然是黑格尔式的。由于它把唯心主义的德国传统思维方式与唯物主义的近代科学精神结合起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隐含了一种超越他那个时代的“法德精神”，或者说是一种新德意志精神。
古典经济学以至现代西方经济学，其根本缺陷之一就在于：定义、范畴、原理是从一定的现实经济关系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而由此构建的经济学体系却又试图超脱它所由抽象出来的经验，运用于它不熟悉的现实经济关系中。这是的矛盾。当然，模型的运用也必须考虑约束条件的差异，但这种修正仅仅是有限的经验式修正。因此，这样得出的原理、模型对于与它所由抽象出来的经济背景相似且相对稳定的市场条件来说，是合理的、有效的；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经济或背景条件差异过大的市场条件是难有作为的。并且，它的基础仅仅是经验，因此，难以把握经济运行的内在的总联系、总趋势。与此相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这种上升的行程不是在一个稳定不变的环境中简单地返回，而是通过约束条件的放松逐步落实到现实经济关系层面，因此，可以主动根据约束条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程，可以在生产方式一定或稳定地生成着的前提下，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并且，由于它首先把握了内在本质和最一般规律，特别适合解释经济运行的总趋势、总联系，并从相互矛盾着的现实经济关系中找出主要矛盾，制定总体方案。
作为一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它对价值规律的考察是在类似科学实验室的纯粹条件（这种纯粹条件是通过抽象力设定的）下进行的。它以诸多约束条件为前提。这些约束条件包括：劳动为简单同质劳动，价值总量不受技术变动影响；除了劳动和资本外，其他资源的使用不存在产权限制；商品生产和交换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供求关系处于类似充分就业的一般均衡状态；不存在产权关系和价值存量对商品交换及其决定的影响；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可以通过简单补偿加以忽略；存在普遍的分工和交换需要；整个社会处于简单的阶级对立关系中；工人工资完全合乎劳动力价值，新增价值全部归资本家；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能自动调整；不考虑国际贸易；忽略非市场性劳动和生产货币的劳动；单位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不同部门的平均劳动不存在复杂性差异，同一部门不同时期的平均劳动不存在复杂性差异；基本不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第一卷撇开了货币流通，资本流通中专门进行了论述，但还没有真正内生到生产理论中），只考虑货币流通的简单形式（暂先撇开了信用等）；等等。至于“价值”，它仅仅是财富的“主体本质”，即外化以至异化为外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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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的人的本质，反映着人的本质力量，因此，它仅仅是社会财富生产的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的“成本”，所以，通过物与物的价值关系可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摘自：本科论文www.udo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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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价值论成为理解经济发展史和社会问题的简单模式
庸俗经济学往往从现象出发，经过分析，得出基本的定义、范畴、原理或模型，然后运用这些定义、范畴、原理或模型分析现实的经济关系。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认为现实经济关系是不断变化的，从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现实经济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定义、范畴、原理或模型，只能适合它从中抽象出来的经济现实，将定义、范畴等僵硬化，是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方法。总之，在他看来，庸俗经济学的方法是不科学的，起码不适用于理论思维。但另一方面，由于他用历史的思维解读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能准确地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使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对象和运用对象扩大化、广义化，把商品按价值交换和按生产交换看成适合不同历史阶段的交换原则，认为价值规律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5 000—7 000年间的商品交换中起支配作用，因而劳动价值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被作为一种“广义政治经济学”，以至马克思的理论思维被简化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等少量贯彻整个商品经济发展历史的共同原则。这样，在恩格斯看来，经济学也就是经济史学，重点是经济史的研究，并在经济史的研究中结合劳动价值论的最一般的原则，总结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规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36}的论断。他还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37}事实上，对于一般人来说，要求他们都去从事历史研究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在否定了“庸俗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之后，如果没有掌握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特质，不能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按价值规律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他社会关系，而且过度强调对经济或历史自为辩证发展的必然性的认识，把价值规律当作一定层面的“历史规律”，那么，把唯物史观当作套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实上，正像恩格斯所看到的，唯物史观没有被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是被“当成现成的公式”。{38}经济因素或技术因素被简单地当成“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从而把唯物史观“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套话。”{39}为此，恩格斯强调：“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40}他还用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原理来说明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认为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只是这种交互作用“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41}对此，恩格斯一再坦承自己的过错，检讨他和马克思在反驳论敌的观点时，只是强调被对方否认的主要原则，从而忽视了交互作用的其他因素。{42}或者说“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忽略了观念的产生方式和方法。{43}应该说，这样的自省是不充分的，仅仅是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简单说明。并且，真正犯错误的更多的场合可能仅仅是恩格斯自己，马克思只是受经济理论的缠绕而无力脱身，难以独自进一步将理论加以完善，因而暂时不能做出更为系统、深入的阐释。事实上，马克思的理论是不应该被理解为历史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在他那里，世界历史是在社会存在与实践活动的相互决定中展开的，技术（生产力）和经济仅仅是在相互决定的社会有机体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而已。就像细胞的生长发育在生命有机体中与方方面面处于相互决定关系而又处于基础地位一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正是用这种思想来阐述“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的。
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广义化，还可能引起人们对价值规律的进一步误解。在《资本论》中，价值规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规律，它所具有的意义是否定性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基于简单流通反映出来的价值规律是虚幻的，它必然向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转化，它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了的现实的理想化的出发点。马克思以此批判其他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的自由、平等、所有权三位一体的非现实性，因而动摇了这些口号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严格说来，价值规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仅仅限于形式性的、征兆性的存在。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广义化，在客观上把价值规律的否定性意义导向了肯定性意义，从而模糊、淡化了《资本论》对以往经济学的批判，并为萨缪尔森等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质疑提供了一个口实。他们的质疑正是在误以为马克思把价值规律当作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我们的分析表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他没有真正把握住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特质，没有把其中的一些具有一般性的约束条件看成是贯彻整个劳动价值论和生产理论的约束条件，从而主要依照他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事物的辩证发展规律按历史的思维解读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这种认识“偏差”对既有的具体结论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进一步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也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定格在批判性理论的地位，难以拓展成为一种能够指导现实经济活动的建设性理论。尽管如此，恩格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依然是非常巨大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整理出版方面。在整理过程中，他坚持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整理出版的著作应成为一部“只是作者而不是编者的著作”{44}。为贯彻这一原则，他在整理《资本论》第二卷时，只是把手稿“尽可能逐字逐句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45}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时，同样是把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在所做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材料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都用四角括号括起来”，并附上自己的姓名缩写。{46}恩格斯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精神，使《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充分保持了原貌。因此，恩格斯的认识“偏差”只是集中体现在他单独撰写的“《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一文中。这就为后人脱离恩格斯的“导读”重新研究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不能忘记恩格斯的这一重大贡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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