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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责任范围现状的分析和思考
(一)现状—责任追究限于“有过”，范围过于狭窄
长期以来，政府机关内部一直流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为官作风，责任追究也偏重于事后惩罚性问责而忽略事前预防性问责。近些年一起又一起的矿难事故、校车事故、件等让国人痛心疾首，当事故发生后，紧接着就会有媒体报道称已经追究了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免职撤职了多少人，某某干部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然而没过多久，被问责人员却又很多复出了，即使问责力度再大，此类事故仍是屡禁不止，在每次的事故中，我们遭受生命丧失和财产巨大损失的惨剧，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丑闻的发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正是由于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平日的疏忽、漠视和不作为才导致了事态愈演愈烈，而放纵这些不良作风的正是事前问责的缺失。因此，事后的惩处无异于亡羊补牢，不能从根源上杜绝社会问题的爆发。（二）对策
行政问责要防微杜渐，由事后问责扩展至事前问责，实现由问责有过向问责无为的转变。在此，以武汉市“治庸问责”为例。2011年4月份，在武汉市兴起的“治庸问责”风暴对政府部门中存在的“庸、懒、散”等种种表现展开了问责和处理。武汉治庸问责风暴用坚实的脚步，有力的行动向人们展示了我市彻底扭转干部作风、打造全国发展环境最优城的决心，得到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党政干部中存在很多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的反面例子，他们的无所作为败坏了党员和政府形象，不利于责任政府的建设，今后的问责工作中也应对这种“庸、懒、散”的现象一查到底。基于此，违法违纪行为理应被查处，而无为的工作人员也要被问责。
二、对责任主体现状的分析和思考
(一)现状—被问责人员的范围不能合理界定
首先是党政领导人员之间的责任边界模糊。党政领导人员之间究竟该追究哪一方的责任，没有可依据的规范，现实中也无先例可循。例如，在一些事件中，被问责的往往是行政职务的“一把手”，党的“一把手”却是毫发未损，这就引发了我们对现行政府部门中领导体制的思考。其实，行政职务的“一把手”都是党的副职，直接受党的正职领导，在许多决策程序、重大决议和人事录用中，党的“一把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对于重大事故的发生、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问题，也是责无旁贷的。其次是政府内部机构设置存在部门数量庞大、职能重叠、权责不相对应的弊端。例如，建设部门与发展改革部门、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局）等等。这种较为典型的“小部制”，既造成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推诿扯皮，又导致职能分散、政出多门，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这仅仅是国务院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问题。在地方各个省市县乡层面，则更是显得机构臃肿，职能重复，职责不清，上下级之间推诿扯皮。另外，单位集体被问责的事件很少发生，这就让不少人打着集体负责的幌子招摇过市，造成集体违法违纪。
（二）对策
首先是构建党内问责制，《党章》、《党内监督条例》、《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办法》等的出台明确了党内问责细则，落实到实处那就是，在各种问责事件中，党政领导人员的责任应该分开评测，党委领导人应该负有连带责任，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或者重大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领域。其次是明确责任体系，将责任体系划分为决策、执行、监督等明确的层面，在事前进行科学论证，在事后进行科学评测，将责任归属明确界定在相应环节，同时要以当前如火如荼的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切实改革政府各级部门的设置现状，按照职能转变、机构创新的原则，对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合组，减少职能交叉；减少管理的环节和层次，优化结构；协调部门间的关系，降低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能，明确责任归属，目的是确保责任和主体间形成一个明确清晰的“坐标图”，将责任落实到明确的对象。
三、对问责主体现状的分析和思考
(一)现状—问责主体过于单一
在我国，享有监督权力（权利）的主体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协、各党派、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机关内部的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公民、社会团体等等，可以说在理论上我们是具有严密的监督网络的。但在现实中，真正发挥监督职能的主体却是微乎其微的。究其原因，这和我国自古以来问责文化的缺失是密切相关的。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窠臼之中，每个时代的个体都称为“老百姓”，大部分的朝代都奉行的是重农抑商，社会底层人群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走向仕途，这就导致了自古以来对于公权力的崇拜和敬畏。官员以“父母官”自居，普通百姓也称官员为“青天大老爷”。如此的敬畏，何谈问责？追究官员责任的唯一方式恐怕也就是通过帝王和高层官员。映射到当前，每年的“考公务员热”和“情绪化问责”就是很好的佐证。正是基于问责文化的缺失（当然也有机构设置不合理，部门之间互相制衡以致于不敢问责的原因），现实中理论上享有监督权力的主体并没有真正发挥问责的威力。（二）对策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要想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必须首先培养问责文化。这就需要政府转变思路，由管理者转身为怎么写作者（更确切的说应该是福利提供者），切实做人民的公仆，对公众加大法制宣传，鼓励团体或个人、检举违法违纪、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并且要实行鼓励措施和保密措施，确保团体或个人愿意参加问责并在监督的同时确保自身权利安全，以诚恳的态度虚心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监督。
其次，各个监督主体要切实履行手中的监督权力（权利）。第一，由于行政决策的作出和履行，行政管理的方法是否得当，都与公众（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直接密切相关，因此，公众应该成为问责的主力军。公众要意识到自身的国家主人的主体地位，用问责的渠道督促公务人员积极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力，这还需要政府构建方便公众监督权利行使的平台和制度，例如，市长、政府领导人员定期网络在线与公民交流、公益行政诉讼制度等等。第二，建立专门的“问责监察团”，此机构专司监察一职；由政府人员、公众、专家、媒体、社会团体共同组成（人员组成的广泛性是为了确保该机构意见的中立和公正）；独立于政治，能够承受得住政治压力和舆论导向；在财政体制上不受当地政府的制约；并且具有权威和声望。第三，就是要积极引导媒体在问责过程中及时、中立作用的发挥，时下兴起的“网络”更多的是反映出监督渠道的变窄，迫使社会采取极端的方式行使监督权。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具有很重要的监督作用，要防止成为部分人争夺社会资源的“喉舌”，其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及时发布信息，在政府和社会中间起到桥梁作用。第四，就是要发挥人大、政协、各党派和司法机关等的权力监督作用，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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