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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易》被视为是“大道之源”，对中国人的思想影响至深。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所以作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周易》的影响。文章从的著作、谈话中直接或间接提到的与《周易》有关的材料进行梳理，对周易和从青年到老年的一系列思想的共通精神核心进行了探析。
关键词：周易；；思想；渊源；领导；启示
从青年到老年的个人思想，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指导的思想的关系毋庸置疑。而《周易》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世人公认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作为主张对传统文化 “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伟大革命家、思想家，不可能不受被视为大道之源的《周易》的影响，这也正是马列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体现方面。对此，文章从多角度对此进行了浅探，并尝试挖掘其共同的精神内核。
在的谈话，以及《选集》中，多次提到过《周易》。《早年读书生活》一书中记载，早在1920年时，他就与蔡和森畅谈《周易》之道；1937，他又在一篇学文章中批注：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这里的“乾坤”就是《周易》中的《乾》卦和《坤》卦；一九五九年春季，又让何其芳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在与何其芳的谈话中又指示说：“《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而且，也自己承认自己熟读或背过《周易》。他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经书，当然要包括《周易》在内；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这样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
从以上可知，《周易》对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致其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明确指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认为“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3]这表明所推崇的“圣人”，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他自己也经常对事物进行预见，如1916年7月25日预见中日之间20年内必有一战；1919年7月21日预见20年后，法国人将有一番大大的头痛；1919年7月28日预见日本与德国将会危祸世界。[4]这种预见性思维，在《选集》中的其他很多地方都有体现，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针对一些人时局的悲观，他预见到“革命即将到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发表《论持久战》，认为抗日的持久战将经历三阶段，后来八年抗战的历史发展轨迹，证明他的论断不愧为科学的预见；而在抗战结束后，他又预见到内战不可避免，都是这种预见性思维的具体体现。而对事物有所预见，早做准备，是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说：“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5]的这种“治乱”观，具有很强的“对立统一”思想的痕迹；同时，还认为对立面会相互转化，他说：“观念即实在，实在即观念，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6]还明确地用引用《周易》中的话来阐明他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他说：“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
而《矛盾论》作为从的最重要的哲学论著，当他论述矛盾的二重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内外因素等关系时，论得非常精辟，我们不难看出其矛盾学说与周易中阴阳互变的理论有着相通之处。
青年时代的，非常推崇刚健有为、奋发向上的品质。他在《讲堂录》中记下了“激厉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的陆象山的语录，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他还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认为，历史创造、历史功绩、历史成就，无不建立在与“大抵抗”激烈斗争的基础上，所谓历史，就是无穷的“竞争抵抗之波澜”“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8]，也正基于这种认识，他把“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根据美国罗斯·特里尔《传》和萧瑜的《和一起行乞》记载，为了更深刻地了解社会，他不辞劳苦，发扬自强不息精神，曾数次在长沙至韶山之间步行，调查历史人物遗迹、了解百姓的疾苦，还与萧三、蔡和森等利在检测期结伴徒步游历，风餐露宿，了解民风、民情；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他特别重视锻炼身体，并把锻炼身体与磨练强大的意志结合起来。而不管在此后的战争岁月还是国内建设时期，纵观的一生，不论顺境或逆境，所提倡的的“小米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大庆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精神，无不打下了《周易》的“自强不息”精神的烙印。
在早年的《（学原理）批注》中，认为世界上各种事物无不处在运动变化之中。他认为：“人生不死，长住于此老之世界，无论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之生活，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即日能之，永远经验一种之生活，有何意味乎！”[9]；面对中国的落后的现状，他认为要从从根本上对国家和民族进行变易和改造，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
从以上可以看出，对“变易”极其推崇，并把中国古老《周易》中的“穷则变”的思想，融入到其思想当中，成为马克思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来源。
而终其一生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少年时，对他影响很深的一本书，是《盛世危言》。他曾说：“我读到这些史实时，觉得祖国的将来，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个人的天职。”这种忧患意识，在建国后，依然经常体现在他的讲话和著作中，如“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不曾被拿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11]从以上不难看出，《周易》中所体现的忧患意识可以说是处处渗透到毛的思想和行动中。
的“趋时”意识，还表现在他极其关心时事上。据周世钊回忆说：“到班上教历史，常常结合时事，对比古今，引导学生注意认识当前的形势和青少年努力的方向。”[12]；《传统下的》一书中提到：入学时，按常规命题作文，写了一篇《言志》。其文很明显地结合了中国的时势，校长李元甫十分欣赏他思维敏捷、见识深刻，宣称“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稍后，他又写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前者是关注时代主题，后者则嘲笑了宋襄公，认为其不能顺应时势变化是可笑行为；而且，还在此批驳康有为不能与时俱进、忽视时代潮流、维护孔子的尊严是不恰当的。
综上所述，的思想与周易有着深刻的渊源，研究思想与《周易》这个中华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承载之一的文化经典的关系，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哲学批注集》.北京：文献研究室编辑.1988年.123页.
《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499页.
[3]《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2版）.87页.
[4] 吴江雄主编 《预言（上）》.北京：红旗出版社.2000年.14-23页
[5]《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2版）.185-186页.
[6]《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2版）.185-186页.
[7]《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21页.
[8]《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2版）.184页.
[9]《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2版）.195页.
[10]《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2版）.195页.
[11]《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1438页.
[12]《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419页.
（作者简介：方尧尧（1984-），男，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献学硕士点201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周易；；思想；渊源；领导；启示
从青年到老年的个人思想，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指导的思想的关系毋庸置疑。而《周易》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世人公认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作为主张对传统文化 “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伟大革命家、思想家，不可能不受被视为大道之源的《周易》的影响，这也正是马列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体现方面。对此，文章从多角度对此进行了浅探，并尝试挖掘其共同的精神内核。
一、《周易》对的思想的影响的表现
有着深厚的国学素养，这使得他的著作与谈话中有着浓郁的中国因素。以下笔者从两方面管窥《周易》对的影响：在的谈话，以及《选集》中，多次提到过《周易》。《早年读书生活》一书中记载，早在1920年时，他就与蔡和森畅谈《周易》之道；1937，他又在一篇学文章中批注：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这里的“乾坤”就是《周易》中的《乾》卦和《坤》卦；一九五九年春季，又让何其芳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在与何其芳的谈话中又指示说：“《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而且，也自己承认自己熟读或背过《周易》。他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经书，当然要包括《周易》在内；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这样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
从以上可知，《周易》对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周易》与的思想的具体共同之处
以下，就周易中精神与的思想中的共同之处列出，以求方家指正：1.预见性思维
预见性思维，是《周易》的重要精神内核之一。如《易 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说文解字》：履，足所依也。脚踏在白霜上，那么就能预见到冬天将会出现坚冰。所以说，见微知著，进行预见性思维，这是易经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核心。在致其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明确指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认为“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3]这表明所推崇的“圣人”，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他自己也经常对事物进行预见，如1916年7月25日预见中日之间20年内必有一战；1919年7月21日预见20年后，法国人将有一番大大的头痛；1919年7月28日预见日本与德国将会危祸世界。[4]这种预见性思维，在《选集》中的其他很多地方都有体现，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针对一些人时局的悲观，他预见到“革命即将到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发表《论持久战》，认为抗日的持久战将经历三阶段，后来八年抗战的历史发展轨迹，证明他的论断不愧为科学的预见；而在抗战结束后，他又预见到内战不可避免，都是这种预见性思维的具体体现。而对事物有所预见，早做准备，是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2.对立统一思维
太极图，很好地阐释了周易精神，也很好地阐释了对立统一规律。而对立统一的思想，在的很多著作中都有体现。说：“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5]的这种“治乱”观，具有很强的“对立统一”思想的痕迹；同时，还认为对立面会相互转化，他说：“观念即实在，实在即观念，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6]还明确地用引用《周易》中的话来阐明他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他说：“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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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一点论……”[7]，“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周易·系辞传》中所讲的阴阳变化规律。而《矛盾论》作为从的最重要的哲学论著，当他论述矛盾的二重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内外因素等关系时，论得非常精辟，我们不难看出其矛盾学说与周易中阴阳互变的理论有着相通之处。
2.自强不息精神
《周易·乾卦》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命题是《周易》的精神实质最重要的体现之一，正是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性格特征的重要思想来源。而自强不息的精神，也贯穿了一生。青年时代的，非常推崇刚健有为、奋发向上的品质。他在《讲堂录》中记下了“激厉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的陆象山的语录，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他还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认为，历史创造、历史功绩、历史成就，无不建立在与“大抵抗”激烈斗争的基础上，所谓历史，就是无穷的“竞争抵抗之波澜”“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8]，也正基于这种认识，他把“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根据美国罗斯·特里尔《传》和萧瑜的《和一起行乞》记载，为了更深刻地了解社会，他不辞劳苦，发扬自强不息精神，曾数次在长沙至韶山之间步行，调查历史人物遗迹、了解百姓的疾苦，还与萧三、蔡和森等利在检测期结伴徒步游历，风餐露宿，了解民风、民情；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他特别重视锻炼身体，并把锻炼身体与磨练强大的意志结合起来。而不管在此后的战争岁月还是国内建设时期，纵观的一生，不论顺境或逆境，所提倡的的“小米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大庆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精神，无不打下了《周易》的“自强不息”精神的烙印。
3.“穷则思变”的变易观
孔子在论述《周易》的《系辞传》中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杂卦》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些话，体现了周易推崇“变易”的精神内核。而强烈的“变易”意识和行动，在一生中都有体现。在早年的《（学原理）批注》中，认为世界上各种事物无不处在运动变化之中。他认为：“人生不死，长住于此老之世界，无论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之生活，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即日能之，永远经验一种之生活，有何意味乎！”[9]；面对中国的落后的现状，他认为要从从根本上对国家和民族进行变易和改造，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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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10]；一生喜动不喜静，喜欢变化，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从以上可以看出，对“变易”极其推崇，并把中国古老《周易》中的“穷则变”的思想，融入到其思想当中，成为马克思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来源。
4.强烈的忧患意识
《易经·系辞传》说：“《易》之兴也，其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周易》的很多卦辞中也都有反映。如《否》卦九五爻辞曰：休否， 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是劝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常怀戒惧之心，，常恐否运之将来，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其人及国家的命运像系在坚韧的桑树根上一样安固，无有倾覆之危险。而终其一生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少年时，对他影响很深的一本书，是《盛世危言》。他曾说：“我读到这些史实时，觉得祖国的将来，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个人的天职。”这种忧患意识，在建国后，依然经常体现在他的讲话和著作中，如“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不曾被拿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11]从以上不难看出，《周易》中所体现的忧患意识可以说是处处渗透到毛的思想和行动中。
5.与时偕行的“趋时”意识
在《易经·系辞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明显地表明了“与时偕行”的“趋时”精神。而一生都有这种意识，这种“趋时”意识在他青年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的“趋时”意识，还表现在他极其关心时事上。据周世钊回忆说：“到班上教历史，常常结合时事，对比古今，引导学生注意认识当前的形势和青少年努力的方向。”[12]；《传统下的》一书中提到：入学时，按常规命题作文，写了一篇《言志》。其文很明显地结合了中国的时势，校长李元甫十分欣赏他思维敏捷、见识深刻，宣称“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稍后，他又写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前者是关注时代主题，后者则嘲笑了宋襄公，认为其不能顺应时势变化是可笑行为；而且，还在此批驳康有为不能与时俱进、忽视时代潮流、维护孔子的尊严是不恰当的。
综上所述，的思想与周易有着深刻的渊源，研究思想与《周易》这个中华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承载之一的文化经典的关系，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哲学批注集》.北京：文献研究室编辑.1988年.123页.
《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499页.
[3]《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2版）.87页.
[4] 吴江雄主编 《预言（上）》.北京：红旗出版社.2000年.14-23页
[5]《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2版）.185-186页.
[6]《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2版）.185-186页.
[7]《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21页.
[8]《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2版）.184页.
[9]《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2版）.195页.
[10]《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2版）.195页.
[11]《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1438页.
[12]《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419页.
（作者简介：方尧尧（1984-），男，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献学硕士点201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