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在中国当代表达

摘 要：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是改革精神。一方面，实践精神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精神，是改革战略的精神原点；另一方面，改革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特质和精华，当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改革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时代表达，在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我们继续秉承和大力弘扬。
关键词：南方谈话；实践精神；改革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1004-1494（2012）04-0026-05
恰逢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之际，认真总结历史、深入推进改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此时，重读《文选》及其第三卷的压轴之作《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南方谈话”），真可谓温故而知新。我们从哲学层面上进行梳理和探讨南方谈话和它所体现的精神实质：改革精神，这也许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践习者必要的纪念方式，这本身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实践精神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精神，是改革战略的精神原点

历史上每一次哲学革命都是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的理论表达和新的社会变革的理论先导。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代，西欧主要国家正处在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少问题，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此时的“社会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是资产阶级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缘于此，马克思强烈地意识到：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2］219他敏锐地观察和深入地思考，并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得以最终创立了工人阶级自己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有人认为秉持实践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日出，因为它是对以往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合理继承和发展。实际上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根本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伟大变革，在于它解决“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独特方式和蕴含的基本精神——实践精神。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一种客观的和能动的现实存在以及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现实的相互关系，这同时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各自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是“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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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9。
在诸多重大哲学问题上，马克思的正确认识得益于其一贯秉持的实践精神的内在洋溢。此前，黑格尔认为，哲学只是一种事后的思考，因此妙喻道：“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能起飞。”［4］而马克思则非常强调哲学的改造世界的功能，认为他的哲学是迎接人类黎明的“高卢雄鸡”。此后，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与自然的普遍性。对此马克思指出，人是包含理性在内的感性活动的存在和实践的存在，他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到此，马克思真正发现了人的本质，彻底否定了旧哲学的人的本质观，即是“单个人的所固有的抽象物”［3］50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先明确的是现实前提，那就是“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经验维度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为相似度检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物质实践活动就是人类把“自在自然”变成“人化自然”的过程，最终让世界“为我而存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实践—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命题，对此学界观点不一。一般而言，实践精神就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自觉追求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现实化的自觉意识和价值取向，如主体精神、创造精神和进取精神等。
从哲学上看，实践精神形成后还需要向真正的实践活动转化。恩格斯指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哲学的变革多次成为政治变革的“前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积极支持了这次讨论。这次在哲学层次上的讨论，为后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拉开了三十四年改革开放的大幕。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精神，并将继续引领中国社会现代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6］382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追根溯源，他和他开创的改革事业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因为它是改革战略的精神原点。这一精神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反复强调的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南方谈话里，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6］382。他还说：“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讲的实事求是。”［6］382并进一步指出，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6］382。其实，改革开放伊始，针对不同意见，从实践检验的角度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6］374。在南方谈话里，进一步解释当初为什么不强制、不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6］374这是对于党的思想路线的最好诠释和执行。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践精神的弘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提出的这种“不争论”思想［7］。
远景式地考察南方谈话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不难发现，那时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需要进一步明确，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同时，由于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上苏东剧变的影响，社会上开始出现一种倾向，“左”的思想抬头，人们对于是否坚持改革开放存在争议，一些人企图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不为所动，旗帜鲜明地要求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忧心忡忡地断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反对从僵化的观念出发抽象地谈论姓“资”姓“社”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6］373。在坚持实践标准的基础上，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而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一个着眼点，保证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当然，在纪念南方谈话二十周年之际，我们突出强调实践与实践精神，是否意味着贬低理论的指导作用呢？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实践精神也是一种理论的内在品质；其实，就是在如何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也少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指导。众所周知，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不能付诸实践的理论最终会变得缺乏说服力而显得苍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党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不过在其中，实践应处于基础性的地位，理论应当是实践的科学总结与提升，而不是脱离实践的教条。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但其观点都是改革开放实践成果的概括与提炼，是秉持实践精神的活生生的理论。

二、改革精神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特质和精华，当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2］220。其实，时代精神是一定时代的内容发展状况的本质特征及其表现，这些内容表现在该时代人们的全部社会活动及其成果中，也反映在这个时代各种具体的理论体系和观念形态中［8］。改革主体的思想代表着改革的灵魂，有什么样的改革精神，就有什么样的改革实践成果。的改革精神是顺应人民要求和时代召唤应运而生的。它深深根植于改革开放全过程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现，内容丰富，主要应该包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创造精神和探索精神等。
当时国内“左”倾错误思想有所蔓延，主要是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88岁高龄的决定视察南方，以扭转被动局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6］370基于改革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并进一步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6］135众所周知，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根本性变革和创新，也涉及许多人的既得利益，没有一点果敢的革命勇气和敢于担当的革命意志，结果是不可想象的。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此，关键是敢闯，也就是实践主体必须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6］372
突破成规、闯出新路，是改革精神的主要表征之一。特别强调“敢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在南方谈话中，为了打破人们在对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迷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并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6］373针对改革开放会遇到风险和困难，甚至是犯错误，谆谆告诫说：“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6］229他还强调，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很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新问题就得有新办法。创新就是必须解放思想，打破传统的偏见，敢说敢做。在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破除“左”的思想禁锢，打破人们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积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最终使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20世纪80年代“一国两制”方针构想的提出，既成功地解决了港澳问题，又成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战略。
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这本来就没有先例可循，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对此，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6］258-259在南方谈话中，多次提到改革的探索精神。如谈到关于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问题时，他说：“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而对于人们对改革政策抱有疑惑的心态时，他认为，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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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强制好得多。特别提到证劵与股市问题，态度明确，“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对于这种改革的探索精神，总结道：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6］374。这些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的真实写照。
在此仅论及三个主要之点，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其所蕴含的精神风貌是丰富而精彩的，这些精神随着改革的深入，三十多年来早已融入时代精神，并逐渐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其实，以探索、创新、大无畏等风貌为特征的改革精神，是我们党在二十八年的革命中所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建设精神，在新时期的改革实践中的发展和升华，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体现的决心和勇气。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这些精神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与当时的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始终焕发着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已经变为新时期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406。在长期共同的认识与实践活动中，必然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而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和弘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等各个时期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以及借鉴和吸收世界一切文明的先进成果之后，逐步形成的一个内容丰富的内在统一的体系。宇文钊认为，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并确定下来的社会中枢价值系统，是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理论信念、价值标准、道德观念和精神目标的综合范畴［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以改革精神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经过三十多年的孕育发展，最终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改革实践所体现的社会精神范畴内占主体地位的价值内容，与民族精神一起成为连结其他基本内容的纽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精髓。

三、改革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在中国的当代表达，需要继续秉承与弘扬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与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是，“如果人们迫使哲学在每一个场合为自己的结论辩护”，“这当然是一种侮辱”［2］11。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它必须实现其与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有机结合，进而适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南方谈话中，所蕴含的改革精神，是一直精心培育、实践和倡导的，同样是我们社会现代化中高层次的时代精神成果，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首先，我们秉承改革精神就是体现党的意志、人民的意愿和时代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南方谈话所体现的改革精神反映了社会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本质要求［10］。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往往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与转型，这必然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来，集中体现为执政理念与理论创新，都是以改革精神为内在前提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广泛开展时代精神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永不自满、永不僵化、永不懈怠，以思想不断解放推动事业持续发展。
现如今，我们的各项改革都进入到了深水区，难度加大了不少。有的人就有疑问，为何还要自讨苦吃进一步深入改革呢？！按照他们的惯性思维，把现在社会上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于改革开放，这些论调的背后就是“左”的东西在作怪。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对于此种论调，痛批道：“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6］370在南方谈话中，对于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等问题关注的最多，现在社会发展中问题不少，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都是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而且必须用发展与改革不断加以解决。而不是抱残守缺、僵化固化，错过大好的改革时机，坐等时代的倒逼，后果会不可预知。“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6］377南方谈话最终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发展。秉持科学的发展理念，对于发展问题时刻要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而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秉持改革精神。
其次，我们秉承改革精神就是要果敢地面对不断出现的问题，这种精神要贯穿改革全过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制定不是哪个人、哪个团体的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体现了党的意志、人民的意愿，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正如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00时代在变，人们的实践方式也在变。既然世界进入到世界历史阶段，我们整个地球也将变成一个大系统，“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而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之中的机体”［11］。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简单考察一下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背景，不难看出，正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民族的空前浩劫，使得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才让人们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加上世界范围内日新月异的新科技革命，许多国家飞速发展，经济与科技实力显著增强，我们的外部压力空前巨大，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强烈感受到落后的滋味和危险性。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才最终促成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可喜巨变。如今，虽然我们的社会处于转型期，改革处于深水区，矛盾处于凸显期，但是正如同志所指出的，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12］。千万不能够遇到问题就退缩。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改革没有出路，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几十年来国外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始终彰显了一个明证：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再次，我们秉承改革精神就是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能动摇，不能懈怠，不能折腾。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与不断产生新问题的矛盾的运动过程，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封闭的农业传统体制国家，要实现向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即工业化、信息化，其艰巨性暂且不说。单是其复杂性就不同于其他国家。新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旧体制弊端还时隐时现，社会运行处于序间状态。具体表现为：旧有的规范随旧的结构、旧的体制、旧的秩序的被打破而弃失，新的规范由于新结构、新机制、新秩序的未形成而尚缺［13］。整个社会几个大的领域尚处在社会转型的序间状态。
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序间状态，我们必须像在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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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提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中积累的问题，要靠推进改革开放来化解。比如对发展的理解问题，必须是科学发展，即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是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对外交流学习上，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发展目的上强调共同富裕，这样发展是全面的，而不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发展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其中，民生问题是重点。在南方谈话中17次提到“人民”二字。南方谈话后，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现在是开始解决共同富裕的时候了。面对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和人民群众对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普遍期待，以及建立更加公平的经济社会新秩序的客观要求，现在已经是全面缩小贫富差距，达至共同富裕的关口。如今谈论较多的是改革的顶层设计，从而为下一个二十年的改革发展提供新动力，打下新基础。专家们呼吁，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我们需要进一步改革的精神与勇气，抓住机遇、化解风险，积极推进以公平与可持续为目标的二次转型和改革。
重温南方谈话，理论探讨不是目的，关键是需要我们再聚改革共识，付诸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和求真务实的具体行动，做出无愧于时代要求、无愧于人民期待的新业绩。固然，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问题不断出现，但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也不能坐等机会的丧失。“对当代中国来说，走过去的老路没有前途，走西化的邪路只会导致灾难的产生。无论是走老路还是走邪路，都是历史的倒退。”［14］在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要对深层次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比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同时要继续破除思想观念上的阻力，不管其是来自哪个方面。改革实践没有停止，改革精神作为改革主体的主要精神特质也不能丧失。我们需要的还是南方谈话中提到的思想解放问题，唯此，才能大胆探索、积极创新，才不会教条式地预见未来，而是在破除旧观念、改革旧体制中构筑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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