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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要有量的提高，更要有质的提升。比较大众化背景下中美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状况，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中的可行方法，对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的提升，对于到2020年我国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目标实现有着积极的意义。
美国高等教育经历殖民地学院的建立、建国时期小型学院的发展、工业化时期大学的转型，到霸权时期，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高校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已达15%，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这是美国在全世界第一次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人口数量快速增加、经济空前繁荣、化呼声不断高涨；在美苏争霸的过程中，美国更是注重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和发展。可以说，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顺应了美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美国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的到来，知识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日趋显著，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更加旺盛。面对新时期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推动高等教育实现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更显迫切。1999年，我国决定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02年达到15%，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到2011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达到316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
教育理念中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差别巨大。“以学生为中心”是美国高等教育中教育观念的一个重要表现，难能可贵的是，美国能采取开放包容的举措怎么写作学生的自由发展。美国高校让学生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具体条件选择入学的时间、课程、专业等。在中国，虽然很多高校也有“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的口号，但学生真正享有的自主权很小。中国高等学校学生自由选择的限度相对较小，“学分制”没能大范围推行，学生转专业难度较大。“中国教育注重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对知识的积累和灌输，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继承和对学术权威的尊重；相比之下，美国教育则更强调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着力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批判精神以及对知识的拓展和创新能力。”这样的教育传统也就导致了中美两国在教育观念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美国的教育注重广而博，中国的教育注重窄而深；美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信、自主、自立精神，而中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严格、严密、严谨的精神。”
大众化承担主体的差异体现出两国教育结构不同。美国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美国政府调整、改革高等教育结构。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包含社区学院、四年制院校、大学等，四年制本科院校是美国高等
美国高等教育改革成果颇丰，中国则任重而道远。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成果颇丰，包含了对早期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新产生的教学方法。“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可以自由设计授课方法，根据教学主题和班级学生的特点采用合适的教学步骤。”[4]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允许学生通过考试可以不参加课程学习而获得学分、学生利用自学材料在自修室中进行学习等方法。美国高校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和教育效果。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一直以来注重院校的合并、课程的设置等方面。在中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由于规模的扩大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一段时间，一些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不容乐观。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高校虽然一直在倡导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但总体上看，还仅限于个别典型，大范围的改革成果还少见。
经费支持体系、渠道两国略有不同。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曾面临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在探索新的经费支持体系。一方面，美国政府加强投资，通过立法拨款加大资助；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开辟多种渠道为高等教育发展筹集经费，经费的来源日趋多样化。通过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美国联邦和政府鼓励企业、慈善机构和个人资助高等教育，以弥补政府教育经费的不足”[5]。此外，美国在这一时期还加大对学生的资助力度，提高教师工资待遇。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收取学生学费、其他个人或组织捐赠。政府投入是我国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保障，政府给学校拨款的标准和方式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办学公平和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我们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政府投入仍然不足。
一、中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情况
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是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的研究成果来理解的。马丁·特罗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完成了《美国高等教育化》、《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高等教育的扩张和转化》、《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等论文，形成了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三阶段论。大众化阶段，也即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而低于50%的时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的比率，适龄人口一般是指18岁至22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数。美国高等教育经历殖民地学院的建立、建国时期小型学院的发展、工业化时期大学的转型，到霸权时期，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高校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已达15%，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这是美国在全世界第一次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人口数量快速增加、经济空前繁荣、化呼声不断高涨；在美苏争霸的过程中，美国更是注重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和发展。可以说，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顺应了美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美国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的到来，知识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日趋显著，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更加旺盛。面对新时期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推动高等教育实现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更显迫切。1999年，我国决定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02年达到15%，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到2011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达到316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
6.9%。可见，中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稳步发展的时期。
二、大众化背景下中美两国高等教育比较
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在教育观念、教育结构、教学改革、经费支持、质量评价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时代特点。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国情，中美两国在高等教育体制和管理上存在一些差异。教育理念中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差别巨大。“以学生为中心”是美国高等教育中教育观念的一个重要表现，难能可贵的是，美国能采取开放包容的举措怎么写作学生的自由发展。美国高校让学生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具体条件选择入学的时间、课程、专业等。在中国，虽然很多高校也有“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的口号，但学生真正享有的自主权很小。中国高等学校学生自由选择的限度相对较小，“学分制”没能大范围推行，学生转专业难度较大。“中国教育注重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对知识的积累和灌输，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继承和对学术权威的尊重；相比之下，美国教育则更强调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着力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批判精神以及对知识的拓展和创新能力。”这样的教育传统也就导致了中美两国在教育观念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美国的教育注重广而博，中国的教育注重窄而深；美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信、自主、自立精神，而中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严格、严密、严谨的精神。”
大众化承担主体的差异体现出两国教育结构不同。美国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美国政府调整、改革高等教育结构。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包含社区学院、四年制院校、大学等，四年制本科院校是美国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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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核心；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社区学院和研究生教育得到加强。社区学院属于专科性质的短期高等教育机构，颁发副学士学位，处于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最底层。但社区学院适应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是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承担主体。“社区学院的管理以社区为中心、办学以普及为宗旨、专业和课程设置强调实用、办学形式灵活多样。正是这些特点使社区学院成为美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重要形式。”[3]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主要包括本科院校、高职高专学校。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得益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而扩招主要是本科教育规模的扩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中，本科院校是大众化的承担主体。美国高等教育改革成果颇丰，中国则任重而道远。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成果颇丰，包含了对早期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新产生的教学方法。“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可以自由设计授课方法，根据教学主题和班级学生的特点采用合适的教学步骤。”[4]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允许学生通过考试可以不参加课程学习而获得学分、学生利用自学材料在自修室中进行学习等方法。美国高校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和教育效果。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一直以来注重院校的合并、课程的设置等方面。在中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由于规模的扩大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一段时间，一些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不容乐观。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高校虽然一直在倡导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但总体上看，还仅限于个别典型，大范围的改革成果还少见。
经费支持体系、渠道两国略有不同。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曾面临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在探索新的经费支持体系。一方面，美国政府加强投资，通过立法拨款加大资助；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开辟多种渠道为高等教育发展筹集经费，经费的来源日趋多样化。通过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美国联邦和政府鼓励企业、慈善机构和个人资助高等教育，以弥补政府教育经费的不足”[5]。此外，美国在这一时期还加大对学生的资助力度，提高教师工资待遇。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收取学生学费、其他个人或组织捐赠。政府投入是我国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保障，政府给学校拨款的标准和方式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办学公平和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我们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政府投入仍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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