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中国道德·文化·生命·中国

摘要：施韦泽作为“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之一，其“敬畏生命”思想的基本内涵为：人生观的道德个人主义、文化观的文化主义、世界观的生命自然哲学、对中国思想伟大功绩的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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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在“敬畏生命”思想已经在我国发生广泛影响之后，深入阐发和把握其基本内涵，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其时代意义。
关键词：施韦泽；敬畏生命；时代意义
16710169（2012）05005406
在20世纪西方世界，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1875—1965）是一个在文化和道德意义上的伟大人物。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甚至认为：“阿尔贝特·施韦泽和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大概是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P193）施韦泽（史怀哲），法国国籍，在文化上属于德国，音乐家、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志愿医生。1913年，他放弃个人在欧洲的锦绣前程，前往非洲加蓬建立诊所，自费为当地居民怎么写作，直至1965年逝世。施韦泽的行动人道主义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他的文化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中独树一帜，其敬畏生命学成为生态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关于中国思想的研究对于中华文化复兴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据此，在从伟大人格、文化哲学、思想和中国研究四个方面，对其哲学和思想进行了初步研究之后①，为了引起更多学者研究其生平和思想的兴趣，笔者觉得还有必要对施韦泽敬畏生命的时代意义，从道德个人主义、文化主义、生命自然哲学、中国思想的伟大功绩等方面，作一综合性的阐发。

一、道德个人主义

笔者对施韦泽的不凡一生和伟大人格的研究，包括纵向的生平概括：反思痛苦和幸福权利的青少年时代、进行文化批判的中年时代和反对核战争的晚年时代；以及横向的人格分析：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个思想深刻的人，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伟大人格的文化意义和当代启示进行了一些阐发，应该说基本上给出了一个关于理解施韦泽人生和人格的图景和解读。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图景和解读，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中国式”的，即主要还是从其人格和文化理想与中国文化的“亲和性”角度着手的，对于其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涉及的则较少。虽然，就施韦泽不凡一生和伟大人格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言，“亲和性”方面固然重要；但显而易见的是，为了吸取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以刺激和推进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了解和反思其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方面，也许更值得我们重视。从而，以下拟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两个方面，对施韦泽人生和人格的时代意义，作进一步的探讨。
施韦泽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东西方人对此都没有异议。但是，就涉及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同样作为道德高尚的人，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差别就很大。例如，中国古代“精忠报国”的道德典范岳飞，首先是政治人物，然后才是道德人物。而施韦泽则是一个道德人物，尽管也思考政治问题，但与卷入不同阵营之间的对立相比，他更愿意与涉及全人类的问题打交道。应该说，中西道德典范的这种区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施韦泽继承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基督教个人道德传统，岳飞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道德传统的体现。这两种传统各有长处和弱点。儒家政治道德传统有助于中国古代政治的改善，但也有使知识分子忽视其他社会领域活动的弱点。基督教个人道德虽然不着重直接改善当时的政治，但它为人们从事社会领域的道德活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发扬古代儒家政治道德传统的同时，还应该拓展自己道德活动的领域，在即使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向社会领域投入更多的精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这么做了，也许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陈泽环：道德·文化·生命·中国——施韦泽敬畏生命思想的时代意义当然，就施韦泽人生和人格对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启示而言，更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则是其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思想。例如，在比较中西世界观时，国学大师钱穆明确地指出，西方人看重部分，中国人则看重整体：“部分从整体生，不明其整体，即无法了解其部分。这是中国人观念。”（P3）这就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确定了在个人和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人注重整体即“社会”的倾向。而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作为一个公认的道德高尚人物，施韦泽却反复强调要“坚持绝对个人和独立的行为”，“要作为个人和自由人而奉献”，表现出一种绝非“自私自利”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奉献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即“道德个人主义”的倾向。那么，对比如此鲜明的中国重整体社会和西方重部分个人的观点，究竟哪种更为合理呢？笔者认为，中国重整体社会的道德传统自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但如果能够自觉地吸取诸如由施韦泽“道德个人主义”所体现的西方重部分个人传统的积极因素，就会在当代形成更合理的道德生活以至整个社会生活。
这就是说，在个人与整体、社会的关系上，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如何更多地发挥个人的自由个性和独立思想，防止物质主义文化对人的思想能力的削弱，防止公共关系的过度组织化导致个性在集体中的萎缩，防止整体的非道德化导致个人的迅速非道德化，把责任奉献和自由个性统一起来，我们确实可以从施韦泽的行动和思想中获得重要的启示。此外，在这方面，施韦泽关于“的个人提升社会的”的思想也是发人深省的。在中国的道德传统中，我们通常的思维模式是个人对社会的服从，而忽略了个人对社会的提升，这样实际上也就可能忽略了：真正的人道、真正的进步是由富于道德创造力的个人来推动和实现的。因此，这种过多地基于现实社会秩序及其管理角度思考道德问题的路径，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忽略了施韦泽关于社会、公共行动往往只与集体利益能够直接联系的事实相关，而个人则与更为重要的“创造促进集体的信念”相关的思想，确实也会造成许多弊端。显然，施韦泽这些明显具有异质性的思想，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进一步说，施韦泽不凡人生和伟大人格的“道德个人主义”，不仅表现为其个人直接道德活动中的“责任奉献和自由个性的统一”，而且也体现在他对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理想的探寻和追求之中。在当代市场经济达到了空前程度的全球化之后，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似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各种社会理想都被作为乌托邦而被人们扔在一边。在这样的情势下，是否应该仍然坚持探寻和追求崇高的社会理想？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在此，施韦泽坚持和发展欧洲启蒙运动追求个人和人类趋向完善的目标、世界公民和人类博爱的目标，反对西方国家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反对社会生活的过度组织化，反对市场经济无限制的物质主义，反对大众流行文化的浅薄化，倡导要按照文化的本质来建构现代国家，向人们提供生存和行为的优良的物质和精神前提，以最终达到完善的文化人格、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的境界，特别是在晚年还努力进行了反对的斗争，从而成为一个追求崇高社会理想的典范。这一切，对于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国民经济有了迅猛发展，有必要对今后的发展道路作些思考的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来说，同样都是富于启示性的。

二、文化主义

如果说，施韦泽的不凡人生和伟大人格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特殊的道德个人主义，那么其文化哲学的核心观点则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主义。所谓文化主义，指施韦泽坚持认为，与其他各种因素相比，道德对于文化的命运，对于个人、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才是最重要的，是决定性和本质性的。而相对于在当代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以货币为普遍交换媒介的市场经济生活而言，不同于其把追求国民总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增长作为主要目标，文化主义则强调这些经济性的增长，特别是货币的增值要怎么写作于人的精神和道德的完善。用施韦泽自己的话来讲，文化主义所指文化包括知识和能力、各种生活关系、个人的精神和道德三个层面，其中只有个人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完善，才是文化的本来和最终目的：“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不是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是，即“个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个人思考民族和人类及其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和有效地为这种理想所决定”[3]（P114）。这显然是一种与道德个人主义相关的对于文化本质的重要理解。
在人类思想史中，对于文化本质的理解，人们有不同的见解，如有的着重个人幸福，有的着重整体德性，有的着重天国信仰，有的着重自由权利，有的着重经济发展，有的着重审美创造。这些不同的视角，分别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文化本质的看法，都有其合理方面，并由此构成了人类的文化创造及其理解的不断发展着的总体图景。当然，就其中的某一特定看法而言，在具有合理性的同时，也有其局限性，不可能穷尽人类文化创造及其理解的所有向度和功能。因此，把握文化本质的合理态度是，尽可能广泛地容纳各种视角，并在特定的情况下重点选取某种视角，避免片面性，力求全面性，以利于文化的当下和未来的发展。基于这一态度来进一步考察文化主义，就可以发现，施韦泽坚持文化的本质，就是要坚持这样一种基本信念：文化是“每个人应该在尽可能合乎人类尊严的生存条件下达到真正的人性”[3]（P326），就是地肯定世界和生命，就是敬畏生命。
而要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合乎人类尊严的生存条件”，就必须要有知识和能力以及各种生活关系的进步，因此施韦泽充分肯定和积极追求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所有进步，包括知识和能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人的社会化（社会关系）的进步，主张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的适度增长。但是，他同时强调，只有在怎么写作于“个人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完善”的前提下，这种进步和增长才是真正的进步，才可能成为“尽可能合乎人类尊严的生存条件”，并由此形成“达到真正的人性”的现实基础。因为，知识和能力的发展具有既可能为进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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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又有可能为野蛮效劳的双重性质；而任何现实的社会关系则更多地涉及直接的集体利益，而往往会忽略更为重要的“创造促进集体的信念”之思想；至于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的增长，在改善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可能发生异化，并不能够自动地保证实现“个人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完善”这一文化的真正目标。从而，在思考文化问题时，人们必须自觉地坚持其本质，使知识和能力与社会关系的进步、物质财富和物质消费的增长成为每个人达到“真正的人性”、“人性的圆满”的真正基础，而这么做的必由之路就是敬畏生命。
这样，施韦泽就明确了其文化主义的内涵、功能和地位，突出了作为“真正的人性”、“人性的圆满”的实质与核心的“个人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完善”在人类文化中的最重要、最本质的地位。对于施韦泽的文化本质主义，虽然不能说是无懈可击；但应该承认，这种文化的本质论确实有助于人们更重视并努力发挥精神和道德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目的性地位和引导性功能。就当代中国的情况而言，在经过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普遍贫困时代之后，由于迫切的经济发展需要，中国特别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注重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特别注重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且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这是十分合理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如贫富分化过度、生态环境破坏、贪污腐败蔓延、文化庸俗低下等等。这就表明，当前社会似乎出现了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物质主义、消费主义、金钱至上等文化偏差倾向；因此，施韦泽的文化主义对于我们合理地处理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此外，施韦泽的文化主义，不仅体现为一般的理论界定，而且充分体现在他对基督教本质和歌德思想等的深入研究中。面对传统教义的局限，施韦泽坚持“耶稣宗教”即“爱的行动”而非“教义宗教”；在传教和教会的真正使命问题上，他要求“紧密地把宗教和人道结合起来”，首先要“使人成为人”，而不是只想到传播自己的宗教；在宗教的论证方式上，他坚持“基督徒认为的宗教更有价值”、“的宗教是最高的宗教”[4]（P172）。这些命题，不仅集中地反映了施韦泽对基督教本质的强调，深刻地体现了他对“文化教会”理想的追求，而且对于我们观察和思考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大宗教的本质并发挥其功能，都是深有启示意义的。施韦泽对歌德“将生存目标定位为人性的圆满”之思想的研究，其中“倾心于自然神秘的独特生命”的命题，不仅是歌德的宏观宇宙，而且也涉及了施韦泽本人的哲学和思想的深层基础。当然，对于这一深层基础的探讨，已经超越了施韦泽狭义的文化哲学范围，而进入了理解其整个哲学和思想突破的关键所在。

三、生命自然哲学

就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和思想的突破而言，与“倾心于自然神秘的独特生命”相关的论述，可以说是施韦泽对于西方哲学思想以至整个人类思想的最重要贡献。对于这一突破和贡献，笔者把它概括为“生命自然哲学”，并认为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地位。关于西方哲学思想以至整个人类思想的进程，我国当代哲学家张世英参照现代著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观点，把“天人合一”还是“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指出这两种关系在中西哲学史上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包括‘主体—客体’在内的‘天人合一’，即‘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第二个阶段是‘主体—客体’，这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导原则。第三个阶段是扬弃了‘主体—客体’式的‘天人合一’”[5]（P9）。应该说，这是我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认知和理解的一种进步。但是，如果了解了施韦泽对西方自然哲学和体系哲学两种哲学的划分；那么，我们对西方哲学及其与东方思想关系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化，也将更易于理解施韦泽的“生命自然哲学”及其在西方和人类思想史中的地位。
在施韦泽看来，西方存在着两种哲学传统：自然哲学和体系哲学。自然哲学自古希腊泰勒斯开始，中经伊壁鸠鲁、斯多葛主义、布鲁诺到斯宾诺莎、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和歌德；体系哲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笛卡儿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前者为出于对自然研究以解释自然的非教条哲学，后者为把自己关于自然的观念强加于自然的教条哲学。当然，在歌德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使自然屈服于人的思想的体系哲学，而不是要求人顺应自然的自然哲学。但是，在19世纪中期思辨的教条哲学体系破产之后，彻底地思考自然哲学，并由此论证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施韦泽认为这正是自己的使命。这里可以看出，尽管与海德格尔的用语有所不同，但施韦泽同样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甚至更早地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吸取东方思想的智慧，论证一种既保留西方近代“主客二分”哲学的积极成果，又扬弃了其局限的“后现代”哲学，以实现西方以至整个人类文化重建的目标。当然，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其道德个人主义和文化主义的敬畏生命原则，在当代世界，施韦泽的“生命自然哲学”比海德格尔的思想具有更深刻的道德意义。
在提出施韦泽的“生命自然哲学”概念，界定了其历史地位之后，就可以探讨它的基本内涵了。首先，不同于以思想强制自然与世界的思辨哲学，生命自然哲学坚持“对自然现实的敬畏”，承认自然是自在的，而不是仅仅相对于人而存在的东西。就此而言，生命自然哲学似乎是一种唯物主义，告别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人为自然立法”的唯心主义；但也仅仅就此而言而已，超越了这一点，它就不再是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了。这么说的根据在于，对于生命自然哲学来说，与承认“自然是自在的”的命题相比，更重要的是要坚持：自然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着的，不仅是机械性的过程，而且还是生命，奥秘之奥秘在于生命之中。在施韦泽看来，现实的、充满生命的自然概念应该取代无生命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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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施韦泽为什么要如此说，他又是如何得出其有生命的自然哲学概念的呢？对此，笔者认为，要理解这一思想，就有必要澄清其“生命自然哲学”的论证逻辑：作为最基本的关系，人与自然有两种关系，外在的认识关系和内在的体验关系。
通过对自然的认识，人只会与自然发生外在的“生存竞争”关系；只有通过对世界的体验，人才能够与自然建立精神和的关系，即内在的“敬畏生命”关系。而人为从与自然外在的生存竞争关系转变为与自然内在的敬畏生命关系，就必须实现从认识到体验的转变：“认识能够给予人的始终是这样的知识：在人周围的时空中作为现象出现的一切，就其本质而言，像人本身一样都是生命意志。最终的知识转化为体验。”[3]（P36）“敬畏生命是我的生命意志的最直接的和最深刻的作为。在敬畏生命中，我的认识变成体验。”[3]（P107）由此可见，施韦泽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以认识归结为体验、理性主义归结为神秘主义为基本线索，从生命的角度理解自然和世界整体，强调世界观和生命观问题就是我的生命意志对待本身和其他生命意志的行为问题，阐明了其“生命自然哲学”的基本内涵，实现了西方哲学现代性认识论向后现代性的生命哲学之思想转变，并由此说明，自己的敬畏生命道德原则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直觉或者道德情感，毋宁说，它也是有其深刻的哲学论证基础的。
进一步说，施韦泽阐发的“生命自然哲学”，就其典型表述而言，包括已被我国学界比较熟悉的“敬畏生命”原则，以及还使人比较陌生的“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观念。虽然，“敬畏生命”和“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这两个命题互为表里，就其贡献和社会影响而言，“敬畏生命”原则甚至还更大和更为典型；但我们同时也应该十分重视“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因为它不仅是敬畏生命的哲学论证基础，把握了它也就更易于理解其“生命自然哲学”，而且由此也有利于我们理解其向东方思想的靠拢：不满意欧洲思想“把限制为调控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之局限，而是要“把理解为个人对宇宙行为的意愿”。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和观念，施韦泽的敬畏生命学就不仅是一般的生命学，并且还具有了强烈的和直接的生态性。因此，施韦泽的生命自然哲学确实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突破，是东西方思想的融合，对于推进人类道德思想和道德实践的进步，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同时由于其倡导者的身体力行，更强化了其实际的影响力。

四、中国思想的伟大功绩

“中国是人类思想的一大重要功绩。”[6]（P186）“中国思想千百年来对于个人和全民族的教育的功绩是伟大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有这样一个建筑在思想之上的文化来与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的相匹敌。”[6]（P104）在对敬畏生命思想时代意义的探讨中，与人生观的道德个人主义、文化观的文化主义、世界观的生命自然哲学等方面相比，施韦泽对中国思想伟大功绩的明确定位，由于其与中国古代文化的直接相关，以及与当代中国人尚未完全澄清的文化自我定位的明显对照，从而是最令中国读者感兴趣，也是最值得中国学术界加以探讨的问题。施韦泽对中国思想的定位，时间跨度为自三千余年前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思想之诞生开始，直至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中中国思想发生危机和面临转折为止，不仅简练地概括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系统线索，而且对中国思想的特质、贡献、局限、前景等问题也发挥了十分独特而又深刻的见解，成为当代中国人自身反思文化进程、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觉、立足文化振兴、实现文化复兴的一种宝贵的域外参考文献。从上述定位中可以看出，在对整个人类思想和宗教，包括中国思想及其宗教性，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查拉图斯特拉的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以及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近现代思想的比较中，除了对启蒙运动有些加以单独探讨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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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外，可以说，施韦泽对中国思想的评价是最高的。这种高度评价，对于100多年来一直在赶超西方，直到现在才有所眉目的中国、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思想界来说，似乎不仅有点出乎意料，使人有点不敢接受，而且也使人产生疑问：施韦泽这么高度地评价中国思想，有没有理性的论证？是否只是出于一种个人的特殊偏好和情感投射？对此，笔者的回答是明确和坚定的：他对中国思想的高度评价与其说是个人的特殊偏好和情感投射，毋宁说是一种具有高瞻远瞩的人类思想史视野和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究比较的理性论证。施韦泽认为中国思想和的基本内涵包括：在人的精神和道德本质中确定的根源，基于“人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的基本原则发展思想，提出了普遍的人道理想和文化国家理想，在世界主义的文化人类理想的基础上，坚持“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并要求人们按照道德原则合理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争取文化的全面和真正进步等等。
此外，如果说以上对中国思想的定位还是在广义文化比较基础上进行的话；那么，施韦泽还有对中国文化严格哲学意义上的研究和评价。他认为，就实质性的价值观念而言，中国思想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包含着追求内在和外在文化的强大动力，和他本人所要追求的“敬畏生命”世界观高度一致；并对其“只有通过的行为人们才可以达到和世界相一致的境界”的自然哲学和生态哲学，对其“人对任何人都负有义务”的人生哲学、人道观念和政治哲学，对其“让存在于对一切造物的善意行为之中”的生命哲学，对老子“兵者，不祥之器”的和平信念，对庄子“桔槔”中的机械文明批判等思想，都给予了深入的解读和自觉的汲取，并由此也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传统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就具体的思想学派而言，在施韦泽对中国思想的定位中，除了对道家思想的独到评价之外：“康德和黑格尔是欧洲思想的大师，老子则是人类思想的大师”；对于当代中国思想发展更具启示意义的则是他对中国思想历史命运的关注，特别是他对孔子和儒学与中国未来思想之关系的探讨。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由于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和压力，由于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的影响和渗透，为救亡图存，中国也进行了自军事装备、生产经营以至政治改革和暴力革命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后，“打倒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口号，直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批孔”运动中达到极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普遍进步，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其中作为进步标志之一的就是传统思想和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和文化的价值被重新发现。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之中。但是，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复兴。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就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复兴。因为，任何一种离开和断裂自己文化根基的民族，或者是没有生命力的，或者干脆就丧失了自身的文化身份，成为了另外一种人群。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再来看施韦泽关于“尽管与潮流不相一致，但未来依然属于孔子”的论述，难道不能够从中获得必要的启示吗？
“由孔子一手创造的思想还没有达到它最完全的发挥，……如果设想一下中国思想的明天，那么它必然是一个从孔子学说出发的通过实现其开始具有的各种可能性并将其中蕴含的所有生机和活力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的有所革新的思想。……对孔子精神做符合时代精神的革新意味着精神和文化对于物质主义文化的一次胜利，它将不仅对于中国，甚至对于全世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6]（P107）面对这样的论述，基于当代中国思想界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和代表的传统文化在近现代中国命运的反思，我们必须承认其关于中国思想的定位确实是当代中国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觉、实现文化复兴的一种宝贵参考，值得学术界和文化界予以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当然，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要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以至于整个人类社会中发挥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功能，自身也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果断地扬弃自身文化中的过时和消极因素，自觉吸取其他文化、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以成为一种既适应时代要求、又能够引领时代精神的新儒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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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晚学盲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法]阿尔贝特·施韦泽.对生命的敬畏[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德]阿尔伯特·史怀哲（施韦泽）.中国思想史[M].常暄，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注释：
①例如，陈泽环：《追寻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的理想——施韦泽“文化哲学”的社会维度》（《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施韦泽的歌德思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物质成就和道德进步——施韦泽的生态和经济思想初探》（《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5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