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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下瑜伽和普拉提比较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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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健身业中常见的对瑜伽和普拉提混淆认知的现象,提出回归社会文化土壤,从比较的角度分析其产生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时代背景、风俗习惯及个体生活的影响,探讨两种不同文化现象在当今中国娱乐健身中差异的根源,进行跨文化理解的尝试。
【关键词】瑜伽普拉提文化比较
1674-4810(2012)19-0046-03
大多数中国人认识熟悉瑜伽和普拉提是从健身运动开始的。通过瑜伽和普拉提练习不仅能提高身体素质、增进健康,而且能够释放压力、改善精神状态,符合现代人追求生活质量和重视心灵充实的向往。从表面上看,瑜伽和普拉提的修炼方式有许多相似之处:普拉提的基本动作与瑜伽的体位法都属于姿势练习,两者都强调姿势与呼吸的配合,练习时赤足,环境要安静等,但同属于身心类健身练习的瑜伽和普拉提在练习侧重点、身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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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和最终目的等方面又有很多不同之处,这绝不止是“普拉提是动态的而瑜伽是静态的”这么简单。现代商业化的华丽包装会带来遮蔽,对于瑜伽和普拉提这两种人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文化现象仅从运动学上分析、比较是远远不够的。孤立地看待文化现象使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割裂现象的文化本体将直接导致认知的误区。正如牟宗三所言,“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大体来说都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脱了节,没有感应”。因此,只有回到文化母体中,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重新嫁接到文化的根上,才能找到这两种现象的根源。
区别很重要,卢麒元在《去分别与执著》中说:“知识就是分别的产物。科学就是分别的方法。”《礼记?大学》里有“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有分别才有超越,只有穷究事物原理,才能获得知识。探讨瑜伽与普拉提的差异意在触及较深层次文化内涵,发掘出新的意义,力争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把握这两种文化现象,并从体育的层面进一步加以认识。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认为:“方法是人们掌握世界的方式和手段。”我们审视两种文化现象,首先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去考察,在马克思看来,这些“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的产物”。我们必须把瑜伽和普拉提还原到其发生的时代,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分析艺术作品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一样,要用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借鉴自然界的规律,用社会视野谨慎地解释人类社会的这些现象。再者,重视个体的作用。正是一个个对瑜伽和普拉提有突出贡献的大师们才使得这两种文化现象具有更加鲜活的生命。

一、东西方自然环境孕育出具有典型地域文明特征的瑜伽和普拉提

1.瑜伽的思想和实践在印度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5000年前的印度河文明
在古代,瑜伽就是帮助人们达到最高目的的实践或修炼。据说释迦牟尼曾用瑜伽进行修炼。在古圣贤帕坦珈利所著的《瑜伽经》中,定义瑜伽为“对心作用的控制”。印度文化传统的总体取向是“超自然中心”,这个文化所宣示的理想状态是人的灵魂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合一。瑜伽是由思想开始,到运用一定的体位去进行思考,体位是伴随思想的,主体是人的思想。梵的本性是“空”,万物从空而来,又归于空,“四大皆空”是印度思想的基本命题,练习瑜伽可以使人摆脱业报定律,获得有关自我和至尊者的超然知识。明智的人活动内心弃绝自己的活动结果。练的是身体但目的绝不在身体,是把思想全神贯注于至尊神。因此必须到一个圣地,在僻静的地方,铺上沙草、鹿皮和软布,安排一个不高不低的座位,通过控制自己的心念、感官和活动,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达到净化内心的目的。瑜伽是“奉爱”,是通过身体练习达到“弃绝”,实现对主的奉爱。身体只是工具,通过身体活动达到瑜伽的境界。瑜伽具有典型的东方文化特征。瑜伽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印度文化的基本看法是“灵魂的本质是平静的,而人体则不断移动变化”。人们通过一定体式的修炼,这种实践锻炼是对身体加以自律,学习经典和对神的顺服以便摆脱世间的轮回,是一种精神实践之学,是集哲学、医学、科学、艺术等于一体的古老的能量知识修炼方法。可以这样理解:瑜伽是通过提升意识,帮助人们充分发挥潜能的哲学体系及其指导下的运动体系。
西方文化具有悠久的理性思维传统,从古希腊到近现代文明,“理式”、“理念”一直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思想。普拉提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显著的西方文明特征。西方文化认为宇宙的本持是具体形式和结构的物质实体,与人相对立,是人类需要认识、了解和征服的对象。人类必须与其抗争,必须对其进行具体剖析、了解各组成要素。基于这样的思想,普拉提把身体作为对象去把握、去剖析,强调通过矛盾和斗争实现“自我追求和自我完善”,把人体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找到针对身体训练的方法,改善人体的比例、提高力量等。因而普拉提的产生是因健身而产生,其本身就是一种体育运动。普拉提生来就带有典型的西方文明特征。在西方,从古希腊起,人神合一的理想就体现在人体审美和创作上,重视和表现人体的自然属性。近代西方人更是以人体为美,西方文化对身体有更坦然的态度。身体是敞开的,不是遮蔽的,是值得欣赏的大自然的杰作,而且相信人是可以得到不断塑造的。普拉提即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在人体美中,西方人更重视身体的美,重视身体的线条比例、轮廓造型的完美,这从练习普拉提的效果也可以看出来。在今天的健身房里以及各种传媒介绍中,我们接触更多的是普拉提的塑形作用。
2.气候、河流等自然环境使瑜伽和普拉提自诞生之初就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印迹
古印度三面环海,北靠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在地理位置上是一个独立的三角形半岛。据考古发现,当时居住在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人就已开始从事瑜伽实践活动。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考古遗址上,曾出土一些石雕和印章,这些石雕和印章就刻有人进行瑜伽冥思和各种瑜伽坐法的图案。这说明,大约在5000年前印度的先民就已有瑜伽活动了。人们相信通过瑜伽可以摆脱轮回的痛苦,内在的自我将与宇宙的无上我合一。恒河,印度的母亲河。人们在哺育印度文明的恒河里,要么以瑜伽姿势聚神冥想,要么以沐浴来洗净世间的一切罪孽,获得更美满的来世,继而回归奎师那永恒的灵性住所。印度的中心概念是“永恒”,瑜伽体式多为静态的。人们通过瑜伽将产生轮回的种子烧毁,心的主体被证悟,一切障碍都将不存在。
瑜伽圣地——库茹柴陀,地处哈里亚纳邦,距今新德里北145公里,介于萨茹阿斯瓦缇与兑萨瓦缇这两条圣河之间的260平方公里的土地。属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物产丰饶,不需要太多的劳动人们就可以获得相对富足的生活物资,促使其有空闲时间来考虑生存之外的事情。也有人分析,在印度那种高温炎热的气候下,人们在森林里通过瑜伽静心冥思、修心养性,对抵御酷暑湿热是绝对有益的,正如中国人所说的“心静自然凉”,因此,瑜伽练习法深受印度古人喜爱是不难理解的。
产生普拉提的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是东西欧之间和斯堪的纳维亚与地中海之间的交通枢纽,是欧洲大陆的“十字路口”。地形复杂,山峦、丘陵、湖泊、平原遍布。作为创始人,约瑟夫?普拉提出生于位于莱茵河畔的小镇蒙城拉德巴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为约瑟夫?普拉提的探究工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为诸如运动科学、舞蹈、心理学等许多领域的杰出人物都汇集在那里。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为普拉提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不同的审美趣味也使普拉提和瑜伽存在差异。西方人的“原罪”情结,使其希望通过赎罪来达到生命的崇高境界,而崇高美的体验要经过彷徨、否定等痛苦的历程。普拉提的练习是需要人付出艰辛的努力,克服机体的各种不适应,达到理想的完美状态。从强调健全身体到突出人权乃至自由思想、科学,西方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普拉提强调身体的形态,这一点从其练习效果中可以显著地体现出来。文艺复兴后,人们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身心自由了,人性获得了解放,人体审美和方面也就体现出强调性感与美感统一。普拉提带有深厚的人本主义色彩,表达了注重今生、人比神重要、尊重人、渴望自由等主题。

二、古代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使瑜伽和普拉提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第一,古代印度战争蛮荒,是神庙文化的代表,种姓制度得到了印度早期的婆罗门教的支持和宣扬,而这种宗教和文化的沉淀很难从生活中剥离出来。人们要想改变等级只有通过本世修行,等待来世重新投胎,甚至如果修行得好,可以摆脱俗世轮回,直接皈依至尊神,获得荣耀,继而回归奎师那永恒的住所。俗世是痛苦的,要达到人生的圆满有很多条道路,这些道路广义上被称为“瑜伽”。正如徐梵澄译室利?阿罗频多的《瑜伽的基础》中说“瑜伽义为契合至真之道”,是个体自我(个体灵魂、小我)和宇宙终极实在(大我、至上神、梵、至上意识)的联结。瑜伽(YOGA)一词的引申意思为“修炼身心的方法”。人们思考对俗世轮回的弃绝,瑜伽是基本途径。
普拉提产生于20世纪初的德国,是现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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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科学和理性是其核心。德国人的理性,使普拉提的运动理念从康复和现代健身理论发展而来,整个运动体系都以解剖学和西方医学为基础,侧重精确、流畅的动作,侧重现代人姿态纠正及体形的完美。强调核心稳定和控制,骨骼的合理排列,侧重肌肉力量、柔韧以及协调性的平衡。最终目的是还原生活,拥有健康。所以普拉提又被称为“理性锻炼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和非西方文化的迈向现代,特别是在东西方逐渐整合的今天,作为西方文化之一的普拉提也吸收了东方思想,并由于其整合了东方的呼吸理念和西方的核心部位强健作用而更为大家所接受。
第二,依托印度河和恒河两条大河流域和次大陆辽阔的地域,古印度境内自然环境好,人们用不着全力冒险向大自然挑战,他们以种植业为主,孕育了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生产形态。由于古代生产力落后,农业收成受气候、雨水等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在村民的心目中,人间的温饱乃至一切事业的成功都要依靠天神的庇佑。人们依靠祭祀活动表达对神的敬畏,获得神的引导。同时,农业生产受天时和地理位置的影响,人们崇拜自然,重视与宇宙的和谐。瑜伽的梵语yug或yuj含义为“一致”“结合”“和谐”,表现了人们强调整体、追求和谐的整体观。
瑜伽体位主要是静态的、停留的徒手练习。练习者用身体模仿万物创造之始的各种生命形态——从最低等的昆虫到最完美的圣贤。仿生的体式和名称从自然环境的“树式”“山式”,动物界的“龟式”“鱼式”,到人们基本动作的“拉弓式”“放牛式”,无不与古代农业文明、原始生产生活方式相关。
普拉提的基础是西方的解构主义。其西方文化的理论建造从泰勒开始,经过一系列否定、否定之否定,达到精神的明晰——理式和物质的明晰——原子。在认识和总结规律的过程中,人类感官是有限的,处于有限时空的人要明晰无限宇宙的本质,西方文化通过工具来解决这一问题。物质工具,即科学技术,通过各种实验手段达到完备。工具是人自然力的延伸,而人又通过工具改变自身。约瑟夫?普拉提本人就是个不断发明新器械的发明家。他不断发明新型的工具和器械进行练习,侧重局部练习,重点练习核心部位。
三 代表人物、经典著作为瑜伽和普拉提得以历代传承作出巨大贡献,大师们的全身心投入也为瑜伽和普拉提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博伽梵歌》(旧译《梵歌奥义书》),世上最古老的瑜伽典籍,最重要的韦达文献之一,圣雄甘地曾评价道:“每当疑惑萦心,在地平线上看不到一线希望的曙光时,我便翻阅《博伽梵歌》,从中找出一节诗抚慰自己。”帕坦伽利,印度大圣哲、瑜伽之祖,撰写了《瑜伽经》,为长期只有实践的瑜伽赋予了系统的理论解释和完整的实践体系;斯瓦塔摩茹玛,哈达瑜伽的最早传播者和集大成者;斯瓦米?维帷卡南达,法号辨喜,把瑜伽带到西方的第一人,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关键作用……德国人约瑟夫?普拉提,发明上千种练习器械,并在练习中运用呼吸调节,他的《透过身心控制哲学回归生命》不仅从技术层面,更从哲理层面道出了控制论为普拉提运动的真谛。瑜伽和普拉提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传承人的努力和改造。斯瓦米?悉瓦南达、斯瑞?特?克瑞斯那玛查雅、帕塔比?乔伊斯、艾扬格……这些关键人物对瑜伽和普拉提的修炼方式和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提到“合力作用原理”,但个体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是这些独特的个体,“在追求他个人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时的创造性活动使得瑜伽和普拉提不仅延续下来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仍然不断发展。四 人们长期以来对心的思考、对健康理想的追求以及现代商业的包装、传媒、明星效应等是瑜伽和普拉提得以在现代社会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
身体训练是通向哲学启迪的基本方式,修炼行为必须具有身体成分。因为“真的知识”只有通过“身体的体悟或领会”而获得。不管是东方的瑜伽还是西方的普拉提,都是通过培养对身体运行的高度关注和掌握,寻求改善我们感觉的敏锐、健康和克制,同时也将我们从损害感觉性能的习惯和缺点中解放出来。在不同的练习中,身体训练成了对自我关怀的中心,成为精神和心理自制的先决条件。20世纪初,杜威的实用主义也为瑜伽和普拉提能在现代社会传播奠定了哲学基础。“有用即真理”是现代西方人奉行的理念,瑜伽和普拉提因其实际的功效因而能在现代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瑜伽和普拉提的传播则是现代文化、体育活动的典型传播活动。瑜伽和普拉提在现代社会的广泛流行与二者在美国的经历颇为相似,都是从美国这个文化大融合、高度商业化的国度推广出去的。加上商业化的包装,使之更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现代的瑜伽和普拉提已发展成为一门产业。
梅纽因,纽约芭蕾舞团……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瑜伽和普拉提已不再仅限于个人的修炼,而是大家交流思想、方法、收获的方式和内容。
对比使我们更清晰、更深层次地理解双方。这两种产生在不同土壤里的文化现象,其地域性的自然差异、文化底蕴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文化烙印,其显现出来的形式、方法及练习效果等差异就是必然的,蕴涵着生命的自然是有本质区别的。瑜伽和普拉提的比较,并不意味着这两者在文化水准和健身价值方面有贵贱和高低的差异,只是我们从已有的认知出发,从新的角度去分析被比较的对象,最终还要回到事物中去。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中国,大众从各个方面接触世界性的事物,各种健身的形式、方法、理念也毫不例外地冲击着人们。其实,不管是普拉提也好,瑜伽也罢,绝不是单纯的身体练习方法,更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要以敞开的平常心态去面对,去享受瑜伽和普拉提,使其为我们所用,与其他传入中国的文化现象一样,为中国文化所融合。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文化现象的存在亦随社会发展而发展才能延续下去。瑜伽和普拉提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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