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要】民间调解仪式通过电视呈现，在传递价值观、社会整合和城市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方面具有较大的作用，本文将以《新老娘舅》节目为例，从传播仪式观的视角对调解类电视节目的仪式传播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新老娘舅；电视调解；仪式观；仪式传播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和巨大变动，使得人们承受着比平稳时期更大的压力，同时，各种矛盾和困惑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从而出现了社会人际关系的紧张、家庭危机增多等现象。在这一特殊的社会大背景下，纠纷调解类电视节目应运而生，承担起特殊的“老娘舅”的角色。
据统计，2011年上半年，全国71座城市有38个频道播出了调解类节目，其中省级卫视频道4个，地面频道34个。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指出，传播不单是一种传递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还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是将人们以共同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在凯瑞看来，“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
本研究将运用仪式观的研究视角对《新老娘舅》这类调解类电视的仪式传播进行研究，试图去了解当下走红的调解类节目的仪式表征及其仪式传播的功能。
电视调解仪式的构成
仪式是人类历史中古老、普遍的文化现象，而“传播仪式观的研究，不是把传播过程视为相互间的信息发送或获取，而是将其视为参加一次神圣的弥撒仪式。在参加这个仪式的过程中，人们并不关注是否学到了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注重在规则化的仪式程序中使特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得到描述和强化”[3]。而调解仪式是中国民间最为普遍的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电视调解正是脱胎于此。
在调解类电视节目《新老娘舅》中，每期有一名相对固定的主持人和一位被邀请的老娘舅（即调解员），一般而言，节目会邀请两名（或两群）纠纷当事人，双方各自阐述纠纷的原因，在这一环节中，一般由求助一方的“被调解者”先陈述内情，接着，请另一方“被调解者”进行反驳、补充和“辩论”。在双方的陈述过程中，往往出现言语、肢体的冲突。在双方面对电视节目所组织的少数现场观众及大多数虚拟的电视机前的观众进行声泪俱下的陈述时，调解仪式往往会达到。而在此过程中，调解员（即老娘舅）除了进行言简意赅的提问外，多以观察为主，主持人担当“穿针引线”的作用。在故事情节和纠纷矛盾介绍基本清楚的情况下，“老娘舅”正式“发言”——他首先会对纠纷矛盾进行梳理，其次，对被调解者“各打五十大板”——指出各自不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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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点明各自应让步的空间，接着，对双方的诉求进行协调并商讨出一个较合理的解决方案，让被调解双方在节目录制现场的观众及“电视观众”的见证下达成口头或书面的调解协议，节目结束。电视调解仪式与日常生活中的调解仪式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充分运用了电视这一媒介手段。因此，当电视媒介介入仪式后，原本只局限于局部人群的调解活动被置于广大电视受众面前，调解仪式原本相对私密的性质被彻底改变了，如此一来，调解原本所具有的深层意义有可能被弱化，而调解仪式中表演的性质则大大加强。其次，电视媒介介入调解仪式后，调解仪式的过程和节奏彻底被媒体改变、规定和控制，电视媒体不是再现调解仪式的过程，而是再造了调解仪式。仪式过程完全要按照电视拍摄的需求进行，拍摄成了仪式的主体，仪式及仪式中的主体却成为拍摄的道具，同时，调解仪式也必须在符合拍摄条件的摄影棚中进行，这自然改变了仪式文化的空间感。
调解类电视节目的表征
美国学者乔治·格伯纳与拉理·戈罗斯在《与电视共同成长：涵化过程》一文中指出：“自工业化前的宗教以来，也许是电视才首次提供了一种精英们和其他公众都能共享的日常仪式。如同宗教一样，电视的社会功能依赖于故事（神话、‘事实’、经验等）的持续性重复，而这些故事又是为界定世界以及使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合法化怎么写作的。”[4]
调解类电视节目作为一种“讲故事”的艺术，一种真实的叙事形态，犹如电视系列剧一般（有时因纠纷矛盾激烈，此类节目如电视连续剧般分成上下集），依托现代媒介的技术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集会”一般的仪式功能。此类调解类电视节目通过普通人之间真实发生的故事，为观众（参与者）提供一种直接和扩展的某种共享的经验，用来支撑社会及公众共享的价值观和信仰。
为了更好地考察调解类电视节目的仪式表征，笔者在土豆网以“新老娘舅”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按照播放量筛选出2012年居前的10个节目（如节目有上下集将以同一个节目计算），统计如表1：
文化展演：主流价值观的表达。维克多·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通过对非洲部落的田野考察发现，部落内部通过定期的仪式来缓解矛盾冲突，而这些仪式都是围绕着某些“主要象征”——主要指狩猎、农耕、繁衍等社会存在的基本需要和美德等共有的价值观而组织起来的，“主要象征代表着结构的秩序，以及秩序所依靠的价值与美德”[5]。调解类电视节目的仪式表征中，责任、平等、尊重、和睦等传统道德为观众传递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从表1可以看出，此类调解类节目承担着传播主流传统价值观的重要任务，具有舆论导向的功能。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尤其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孝”等为代表的核心传统价值观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一代代儿女，在当前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和瓦解的当下，此类调解类电视节目重新向观众展示、确认道德的底线和主流的价值观，这正是这类节目的主要表征。
此外，此类调解类电视节目因具有较好的观众口碑，也打造出了一个个调解明星，如《新老娘舅》节目的调解员柏万青，已然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社会价值维护者”。
秩序幻象：和谐稳定的确认。调解类电视节目向观众呈现的是五花八门的各类矛盾，如夫妻矛盾、赡养矛盾、财产纠纷、兄弟失和，等等。但是，调解类节目除了通过调和这些激烈的矛盾以获取收视率外，并非想向观众传递社会混乱的负面印象，相反，调解类节目以其较高的调解成功率，传达给观众一种稳定、可期待的“秩序幻象”。
具体以《新老娘舅》节目为例，在表1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10个节目中有9个节目得到了成功调解。此外，即使调解不能达成一致，最后节目主持人通过结束陈词，也能给观众传递出“矛盾是可控的”“调解仍留有空间”等信息，从而达到维护良好秩序、营造高尚品德的社会核心目标。
调解类电视节目的仪式传播功能
伊芙特·皮洛指出：“仪式的奥秘和力量在于它的普遍性……仪式是一种社会的约束，是一套共同使用的语言，是一条纽带。”[6]这条纽带联系起了电视节目和观众。其实，调解类电视节目的力量不仅来自仪式形式本身，还出自仪式的意义。
城市作为一个生人社会，传统族群中调解的功能越来越削弱，从调解的效率来看，电视调解根本无法成为一种主流的调解渠道，但是却因为电视受众的广泛存在，使得调解类电视节目可以承担起传播社会共同信仰、价值观和规范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一种“社会神话”般的仪式传播功能。
社会整合功能。人类学家格鲁克曼认为：“社会是因具备解决冲突和对立的机制而成为整体，而仪式在建构社会结构的过程中，主要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夸大社会规则的自相矛盾，二是通过象征形式上的展演让社会群体中的个人获悉‘虽然有些许冲突，但社会仍旧统一’。”[7]
在调解类节目《新老娘舅》中，节目虽然展示的是冲突和矛盾，且节目组不乏有夸大矛盾的做法，如在节目播放过程中插入大字幕、制作出各类动漫效果以渲染矛盾的激烈，但节目的导向仍是家庭、社会的人际价值。此类调解类节目往往放大的是以家庭矛盾为主的“小矛盾”，进而回避了一些社会热点矛盾，转移了观众的注意力和视线，让处于社会底层的观众看到比他们更为底层的人的原生态的存在，从而间接地起到了“社会减压阀”的作用。
此外，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看作是一个创造、修改和转变共享文化的过程。在凯瑞看来，传播的本质并不在于控制，而是一种文化仪式。媒介是文本的呈现，是供人类参与其中的戏剧舞台。《新老娘舅》这一电视调解节目虽然也传递信息，但更多的是展示正义与非正义、公平与非公平的角逐和斗争，观众收看这类节目，相当于替代式地置身于变幻不定的角色或舞台的中心，而《新老娘舅》节目以方言为主要语言，并邀请平民担任“老娘舅”，使得“本土”“亲和”“情感”这些关键词成为能够“召唤”大多数百姓参与节目的重要因素，从而起到社会整合和城市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作用。
价值认同功能。凯瑞借助仪式展演过程中人们所处的精神情状，认为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物理流动，更是人们对“意义的分享”。在参加仪式的过程中，人们并不关注是否学到了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注重在规则化的仪式程序中使特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得到描述和强化。
调解类节目每天播放的无非是房产纠纷、遗产（遗嘱）纠纷、老人赡养纠纷、婆媳冲突、夫妻矛盾等，高重复度的题材为何能够吸引受众？其实，受众主要并非期望从节目中获取信息，从仪式观的视角来看，受众通过“参加”这样一场调解仪式，再次确认并认同了公正、公平、诚信、慈孝等社会主流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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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结 语
电视调解类节目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为取向，深入到了民众生活的细部，一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另一方面也弘扬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个别节目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刻意追求视觉刺激，过度渲染调解中当事人的肢体、言语冲突，让调解变成一场闹剧和表演，不仅破坏了调解仪式的严肃性，更将调解当事人变成电视节目的消费品。因此，我们应该从仪式观的视角重新打量电视调解类节目，从社会整合和主流价值观传播的角度来进行节目的编排和设计，使节目真正得到老百姓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