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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后的“方型周报”作为小报的变种不仅出现时间集中，作为“潮流”中的集中代表也影响广泛，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热点时刻”或者“热点事件”的典型意义。本文通过描述“方型周报”兴起与衰落过程中各方势力“台前”表现与“幕后”角色变换，呈现出了新闻界共同体内重构过程的复杂图景，并由此为本文提供了进一步思考和理论阐发的空间。
[关键词]方型周报；文化；新闻共同体；边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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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型周报”又称为“方型周刊”，因其外形方正而得名。因在上海出版又称“海派周报”，并且多以“海”字开头，因此又有“海字刊物”“海字辈刊物”之称。这批产生于1945到1946年间的刊物，据统计出现过90多种。“方型周报”被看做是小报的“变种”，形式独特，装帧像杂志，但没有封面，是亦报亦刊的形式。有人概括此类周刊的特点是“偏重趣味”，“供读者茶余酒后的消遣”，刊登“新闻网外的新闻”，报道“要人名流的秘辛佚事”，品格参差不齐，“上焉者隐严肃于幽默的微笑”，而所谓下焉者“却专重低级趣味，提倡，抉发隐私，成了标准的新闻。”据此，“有‘前进的文化人’将‘海派周报’这种名称”加在“版口相似，编排相同，页数相等的数十种刊物的身上，作为一种集体名词，而与那些前进的，革命的，甚或的周报，有所区分。”无疑，由“前进的文化人”命名的“海派周报”作为“集体名词”，是被强加和“区分”的结果。而实际上，当时的“前进文化人”的确对这种刊物感受强烈。
一、“一个污秽的海”
在1946年五四来临前夕，刚从后方回到上海两个月的胡风用诗行般的文字，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污秽的海，我已经游泳了两个月了。我也有一点记忆的。
一个沦落了多年的被人了，但报纸上却名之曰“艳尸案”。度过了多年被玩弄生涯的，而且成了被杀了的死尸，还会“艳”么？人还有对她起艳的感觉吗？这不是记者先生的失慎，而是上海人心理状态的有力的反映。如果没有这个“艳”字，看报的人就不会那么起劲的。
广告上刊登的刊物的目录里面，有一篇文章下面打括弧注着“豆腐文章”四个字。刊物的目录虽然无奇不有，但这个“豆腐文章”，却奇怪得非常特别。……
但上海正在被刊物所泛滥。有的人摇头皱眉，有的人眼红垂涎。
应该摇头皱眉的，因为它迎合了病毒，散布了病毒。
值得眼红垂涎的，因为它销场大，读者多。
胡风的感触并不是曲高和寡，它代表了文化精英普遍的焦虑心态。这种战后“潮”的影响也似乎是全国性的。上海的刊物认为，“目前的上海，实在太淫靡，太颓废，太肮脏了！”因此呼吁从“肃清肉麻歌曲和刊物入手”来一次“清洁运动”。该文作者十分肯定地说：“无论你走在上海的哪一条马路上，你都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刊物可以听到靡靡之音的肉麻歌曲。”并断言这些不是“无关宏旨的小事体”，“倘使一任这种现象继续存在并发展下去，前途真是不堪设想！”在标榜建设“文化城”的广州，有人抱怨十几家报纸“都走着路线，愈黄就愈有销路”，读者“读不到好的真的新闻”。“盛行着的还是以肉以色为重心的报刊占优势，正气一点的读物反而很难站得住脚”，销数最多的报纸“是以肉和色的副刊及新闻为中心的。摆满街头报摊的是《行房秘诀》、《寻春记》……”在合肥，知识分子被认为生活在“说不出的烦恼”的“文化荒岛”上。报纸的内容单一乏味，最为编辑所感兴趣的是有“噱头”的“桃色案情”，书店里充斥着“低级小说”“肉感的连环画”，结果这“成千上万的读(毒)物，把青年人训练成奇形怪状的可怜虫”。走向“”和“肉色”路线的新闻文化泛滥被当时的“智识阶层”视作实现战后文化复兴的障碍。对于这些“靡靡之音”、“书刊”，更有作家从民族认同和国家复兴的角度来理解。与胡风类似，刚从后方初到上海的熊佛西就哀叹：“这种歌曲使你的身心麻醉了，使你的意志消沉了，使你飘飘然而忘记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应该负起建国责任的中国人。”
早在十年前的1936年，小报的社会问题就曾被文化界讨论。从社会“风化”的角度视之，小报被认为是出版界危机的表征。“他们以麻木肉感的淫词来蒙蔽大众，用腐化的内容，来作一般有闲阶级茶余饭后的玩意儿，而完全谈不到站在大众的阵线上去领导，去指示着前进。”“w如果说抗战中激发士气的动员文化被提倡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那么战后大众文化重新从边缘走向前台也就顺理成章了。对于战后文化的兴起，在一些小报“前辈”看来，社会的政治经济现实才是导致刊物泛滥的肇端。抗战胜利后“物价狂涨，生计日艰，小市民于重重压迫下，心怨政治腐败，不愿正视现实，颇多借阅小报化周刊求得一点刺激和满足。”但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这类周刊”表象之下，“小市民围而观之，往往于强颜一笑中哄然而散；虽然返归原处，依然苦在心头，刺激与满足都是暂时的。”从而将“潮”归结为政治经济现实下读者“需要论”的解释。与之类似的是，办严肃刊物的文化精英们也将这种现象归因为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甚至将“刊物”与作比，认为两者是“脆弱政治与畸形经济的混血儿，现时代的文化小丑！”精英作家们认为造成“正常文化失意”局面的主因是“整个的可怕的市侩的社会和的社会”，是“整个的上海堕落了，所以上海才产生了‘堕落的文化’之繁荣”。而事实上，他们也承认小报创造的“市侩文化”、“文化”的影响力，“它们不单容易产生，容易存在，而且容易赚钱。”甚至“有闲阶级也是这类周刊的读者，他们从小报里看人家的‘笑话’”。因此办严肃杂志的“一批人”辩驳其所办刊物“并不是因为有的[刊物]便不进步”，而是“为其[刊物]所掩”。
就日报而言，由于战后宏观经济的不振和读者购写力的低迷，加之自身实力的掣肘，上海的日报读者群有限并呈逐渐减少的趋势，1946年10月份上海的40几家报纸，除了申、新、大公等几家大报外，大多数则朝不保夕，“有几家的销数实在太凄惨，一天的销路，不要说上万，实销数百份的也不止一二家。”这样的报纸“每个月多要亏本几千万元”。相比之下，方型小报最盛销的达三万多份，即使后来出版界都不景气的情况下，其销路也有一万左右。日报竞争已属惨烈，加上方型小报的出世对原有读者群的蚕食，大报与方型小报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方型周刊的迅猛发展也影响了传统小型报的生存。到1945年底的时候，老牌的小型报与其变种的小报化周刊在竞争关系中已处劣势，像立报、辛报、铁报这样的小型报“寥落地放在报摊上”，只起着“聊资点缀”的作用，“对硕果仅存的几种小报，是严重的打击”。
作为新闻业内同行，日报对这种冲击的反应是，除了指责方型周刊刊登“有伤风化”的耸动性社会新闻外，
为了能与“言论老生”同台唱戏，以“小丑”自比的小型报必须在内部区分“善良的”与“邪恶的”成员，并将后者剔除，同时强调作为新闻业的有机部分与主流(主要指日报)新闻共同体所具有的整体性联系。因此，在只有小型报报人参加的座谈会上，组织者最后总结说，小报是“世界新闻事业范畴内”“独树一帜”、“绝无仅有”的“一个独立的单位”，但应该保持其“优良传统”，“紧密配合客观的需要，以尽其促使社会向上的使命”，成为“补大报之不足”的“我国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而“以低级造谣诬蔑为能事的少数刊物，在所难免，不足诟病。”
作为“老生”之一的严肃杂志为了标榜自己“文化先锋”的角色，确实明确表示过不愿在同一个“舞台”上与“邪恶的小丑”(相对于“善良的小丑”而言)演出。即使在上海沦陷区的杂志共同体内部，新办的刊物也声称与刊载“不合时宜”都市生活内容和情感的“异类”杂志划清界限，将其“他者化”。他们鄙夷地表示，“出版界的荒芜，只要看报摊上面就知道。礼拜五六一派的，是目前销路最盛的读物。描写性动作的作品，变成文艺作品的最高代表作。”并且痛心严肃类杂志“同形态同编制的刊物太多，肤浅的读者又只重表面不重内容”，因此这类刊物“一发到报摊上，便如一滴雨点落在大海里，被其他五光十色的刊物掩没了。就算的已经取缔，所存在也还是不少。”LZ4J同时，严肃刊物共同体的从业者将自己定位为办“真正的周刊”的“一批人”，从而与“玩”、“出”的另“一批人”区别开来。
而面对日报、严肃性杂志具有排斥性质的划界和批评，方型周刊的从业者也公开以“上海的读者所需要的读物是‘我们’的而不是‘你们’的”挑衅性话语作为回应。并且公开以“我们的话”为标题向“做惯大块文章的‘言论老生’”喊话，认为他们的“高论”应该给“圈子以外的读者听听”，“换换腔调”。除此之外，在实际的新闻选题上，方型周刊不仅以社会名流、名嫒佳丽的逸闻琐事作为关注对象，对于作为“圈”内人的大报主笔、才女记者的阴私八卦也常常不惜笔墨一番。对于同行的是非评判，原本是报界没有明文的“后台”隐忌，拿到“前台”谈论既是小报周刊为消除职业神秘以吸引读者的策略，也体现出了在身处以大报为主导的新闻圈中的一种另类姿态。通过自认地位边缘与消解“报人”身份，寻找日报在新闻操作中出现的失误等方式，来对抗大报看似威严的严肃面孔。除了读者“需要”论产生的发行量数字，是方型刊物最为自得的自我防护理由外，大报针对“小报化周刊的”而发动的“新闻净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难以令其信服，甚至反倒增加了方型刊物作者的自信，因为“提倡或赞同新闻净化运动的人，也在看这类周刊”。并且在他们看来，有些方型文章就是出自“前进作家”之手，因此，“当‘大报’上加以扫荡方型周报之际，其实有些人倒是在扫荡自己的朋友。”
除了对外部指责进行反击，对内而言，方型刊物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危机，并对自我群体进行反思。他们向方型刊物共同体提出“不要”“不要”的“我们的话”宣言。并认为有些方型刊物之所以“专门披露记载和图片”“专门造谣”，是因为有“市侩之流夹杂于其中，戴上文化人的检测面具”，因此对这样的刊物也要进行驱逐。
就而言，方型周报的出现与政府的政策直接相关，因此采取行政手段“取缔”也是对原来政策的纠偏。抗战胜利之初，原有上海小报由于在沦陷期内继续出版，被勒令停刊，要求重新登记并核准后才能复刊。但小报几个月的等待始终没有获得准许复刊。同时，相关政策规定，新创办报纸要遵照“管理收复区报纸暂行办法”，经过政府特许后方可出版。在小报资本无法找到投资出口转移，并且复刊和新办都遥遥无期之时，于是由“报”变“刊”，打政策擦边球成为原来停刊小报的策略。但政策的解释权操之于之手，以“刊”代“报”的申请登记固然省却麻烦，但由社会局转呈内政部的出版登记证迟迟不肯下发，焦急的方型周报老板也只能边发行边等“证”了，有些甚至不申请直接发行，这就为政府之后的取缔留下了操作空间。面对方型周报“有伤善良风俗”的文字，作为主管部门的上海社会局曾发文书报业公会训诫，但收效甚微，最终上海市政府直接过问，采取强力手段对其中一部分加以“取缔”。
在报纸上弥漫着政协会议为争取热情高涨的当口，对于采取强力手段取缔方型刊物，社会各方反应却态度迥异。受“取缔”打击的方型周报共同体内部也做法各异。一些周报发起了“方型”是否是“代表”的讨论，对于按照“方型外形”而认定“”的取缔标准提出质疑，并试图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上论述取缔的不合理性。“有从政府角度出发，主张对刊物应加以善意的导引，可为政治宣传所“用”甚至在取缔刊物之前传闻流行时，“有若干出版者，一家出版两种小报化周刊，预备当局实行取缔时，可讨价还价”，以存其一的。对于政府采取何种政策管理方型刊物的做法，在大报和严肃杂志共同体内也意见不一。有的精英大报希望政府介入，采取多种手段使刊物“改弦更张”。天津《大公报》“向政府要求文化政策”，认为文坛由于“敌伪时代的余毒，消除未尽”有着“走向低级的趋向”，而政府方面除了有“消极的压制和取缔”，还要有“积极的奖掖和提倡”。而赞成政府介入与反对用行政手段管理刊物在同一刊物同一期的并置出现，则反映了严肃刊物共同体对做法“合理性”与否的矛盾心态。如，天津《人民世纪》对“陶醉于里的飘飘然的‘阿Q们’”式的读者表示痛惜，认为刊物盛行是“敌伪统治”的“愚化作风”，而小报作者则是“可耻的帮闲的奴才”和“下贱的文人”，对行政当局“仅是暂缓登记，而不是取缔禁止”表示“可惜”和不满。而在同一期的《当前北方新闻事业》一文中，自由主义倾向的作者针对“最近盛传当局要取缔所谓新闻报张和杂志”，认为“在的时代，对于书报以政治力量去纠正，这是一件最不智之事”，应该让“读者去甄审，去淘汰，最多也只能以新闻界本身的组织力量去整理”，政府为“新闻的内容而劳心”是“不合潮流”的。
虽然采取严厉取缔措施，刊载内容的刊物也有所收敛，但方型周报却没有因此而消声匿迹。随着出
事实上，被战后文化精英视为“流毒”代表的小报，政治力量介入管理和渗透早已有之。在1944年8月，汪政权掌控的上海市宣传处制定了《各小型报内容改进须知》，针对之前“虽迭经饬知注意改善，而未能有显著之改革”的小型报“积习”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期“符合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宣扬政府施策”。“须知”的第六条即为“澄清享乐颓废之文字”，指出“今日各小报，所载十九皆为享乐颓废之文字，殊有诲淫之嫌，又其中讲求如何享受、如何娱乐之记载尤见充斥，其范围不脱醇酒、妇人、起居、服食诸端，殊足影响社会更深一层之堕落。”对于“不自检束”或“无积极改进”的小报，三个月“严格考核”期过后将采取“决考虑停止其出版”的严厉措施。
方型周刊(报)作为小报的变种不仅出现时间集中，作为“潮流”中的集中代表也影响广泛，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热点时刻”或者“热点事件”的典型意义。在这一“切片”故事的展开中，各方角色纷纷从后台粉末登场，表达意见发表看法，在故事的时空演进中展现了独特的话语场和理论阐发空间。
首先，新闻界作为共同体整体，其成员是有职业认同的，特别是面对外部危机时其表现更加明显。而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新闻共同体本身并不是整体一块，浑圆一体。在与外部环境进行“划界”以区分于其他职业的同时，内部的分化流动也异常活跃。而这种流动性是随着内部变动与外部冲击等环境变化而改变的。内部共同体的形成与划分，成员的接纳与排除，是依据形势协商的过程。具体到本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对于近代中国“大报”和“小报”的从业者而言，新闻的行当是有“圈”与“界”的，虽然同属于一个新闻圈，但在心理感知上却有不同的群体认同。小型报一直被排除在大报的话语叙事之外，即使出现也是被“污名化处理”。但在抗战后面对共同的新对手方型周报时，大报则试图打破原来的划界，“座谈”其向“进步”的“理想化小型报”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而“小型报”则一方面希望以“言论老生”和“善良小丑”的角色重新定位大报与自身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试图重寻其针砭时弊“不落后”的传统，剔除“绝对的”。正是在对话与协商过程中，被认为充满“”的方型周报被大报与小型报排除在外，新闻界内不同共同体群体重新进行了划分与流动。
其二，日报、严肃杂志、小型报等将方型周报“排除”，在职业道德层面上将其定位为不合群的“他者”，通过关注的主题不同，划定什么是“好”的“新闻”(如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什么是“坏”的“新闻”(如名人阴私八卦、谣言、妇人、服食等)，以区分出不同阵营，这表现了在面对异军突起的强力竞争者时，精英报章的“集体防护”意识。同时，这种“我们”与“他们”，正常文化与文化等话语的二元区分，不仅是共同体认同的话语策略，在新闻实践中，双方也通过“符号互动式”的相互建构，共同形成了中国新闻业的整体面貌。精英主流式的报刊通过关注“异类”方型周报，认识到了自身的局限和特点，对由于言禁而“不能言”“不敢言”的内容交由“供给新闻网外的新闻”的方型发表，之后再以此为“要挟”的理由而争取言论空间。而自认“边缘”的方型刊物在要求“言论老生”放下身段，接近民众的同时也进行自我评估，放弃“”因素，抵制“谣言”。双方都以对方为“镜像”在相互协商和谈论中建构自身角色。
其三，日报、严肃杂志、小型报与方型周报的互动，也具有对以往新闻史书写中以民族国家叙事范式为主导的反拨意义。毋庸置疑，在中国新闻史的书写中，民族国家范式一直以来或明或暗地成为普遍性叙述框架，这种一以贯之的书写方式过于强调了中国报刊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忽略了这一过程中的“非连续”“断裂”的成分。方型周报关注的内容与自身角色定位都体现出了“异质”成分，在中国新闻史书写中关注小报发展的“连续”与“非连续”性无疑是对民族国家叙事范式的纠偏。在这个意义上，方型周报无疑具有解剖标本的意义。
[关键词]方型周报；文化；新闻共同体；边界重构
[]A
“方型周报”又称为“方型周刊”，因其外形方正而得名。因在上海出版又称“海派周报”，并且多以“海”字开头，因此又有“海字刊物”“海字辈刊物”之称。这批产生于1945到1946年间的刊物，据统计出现过90多种。“方型周报”被看做是小报的“变种”，形式独特，装帧像杂志，但没有封面，是亦报亦刊的形式。有人概括此类周刊的特点是“偏重趣味”，“供读者茶余酒后的消遣”，刊登“新闻网外的新闻”，报道“要人名流的秘辛佚事”，品格参差不齐，“上焉者隐严肃于幽默的微笑”，而所谓下焉者“却专重低级趣味，提倡，抉发隐私，成了标准的新闻。”据此，“有‘前进的文化人’将‘海派周报’这种名称”加在“版口相似，编排相同，页数相等的数十种刊物的身上，作为一种集体名词，而与那些前进的，革命的，甚或的周报，有所区分。”无疑，由“前进的文化人”命名的“海派周报”作为“集体名词”，是被强加和“区分”的结果。而实际上，当时的“前进文化人”的确对这种刊物感受强烈。
一、“一个污秽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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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英眼中的刊物在1946年五四来临前夕，刚从后方回到上海两个月的胡风用诗行般的文字，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污秽的海，我已经游泳了两个月了。我也有一点记忆的。
一个沦落了多年的被人了，但报纸上却名之曰“艳尸案”。度过了多年被玩弄生涯的，而且成了被杀了的死尸，还会“艳”么？人还有对她起艳的感觉吗？这不是记者先生的失慎，而是上海人心理状态的有力的反映。如果没有这个“艳”字，看报的人就不会那么起劲的。
广告上刊登的刊物的目录里面，有一篇文章下面打括弧注着“豆腐文章”四个字。刊物的目录虽然无奇不有，但这个“豆腐文章”，却奇怪得非常特别。……
但上海正在被刊物所泛滥。有的人摇头皱眉，有的人眼红垂涎。
应该摇头皱眉的，因为它迎合了病毒，散布了病毒。
值得眼红垂涎的，因为它销场大，读者多。
胡风的感触并不是曲高和寡，它代表了文化精英普遍的焦虑心态。这种战后“潮”的影响也似乎是全国性的。上海的刊物认为，“目前的上海，实在太淫靡，太颓废，太肮脏了！”因此呼吁从“肃清肉麻歌曲和刊物入手”来一次“清洁运动”。该文作者十分肯定地说：“无论你走在上海的哪一条马路上，你都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刊物可以听到靡靡之音的肉麻歌曲。”并断言这些不是“无关宏旨的小事体”，“倘使一任这种现象继续存在并发展下去，前途真是不堪设想！”在标榜建设“文化城”的广州，有人抱怨十几家报纸“都走着路线，愈黄就愈有销路”，读者“读不到好的真的新闻”。“盛行着的还是以肉以色为重心的报刊占优势，正气一点的读物反而很难站得住脚”，销数最多的报纸“是以肉和色的副刊及新闻为中心的。摆满街头报摊的是《行房秘诀》、《寻春记》……”在合肥，知识分子被认为生活在“说不出的烦恼”的“文化荒岛”上。报纸的内容单一乏味，最为编辑所感兴趣的是有“噱头”的“桃色案情”，书店里充斥着“低级小说”“肉感的连环画”，结果这“成千上万的读(毒)物，把青年人训练成奇形怪状的可怜虫”。走向“”和“肉色”路线的新闻文化泛滥被当时的“智识阶层”视作实现战后文化复兴的障碍。对于这些“靡靡之音”、“书刊”，更有作家从民族认同和国家复兴的角度来理解。与胡风类似，刚从后方初到上海的熊佛西就哀叹：“这种歌曲使你的身心麻醉了，使你的意志消沉了，使你飘飘然而忘记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应该负起建国责任的中国人。”
早在十年前的1936年，小报的社会问题就曾被文化界讨论。从社会“风化”的角度视之，小报被认为是出版界危机的表征。“他们以麻木肉感的淫词来蒙蔽大众，用腐化的内容，来作一般有闲阶级茶余饭后的玩意儿，而完全谈不到站在大众的阵线上去领导，去指示着前进。”“w如果说抗战中激发士气的动员文化被提倡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那么战后大众文化重新从边缘走向前台也就顺理成章了。对于战后文化的兴起，在一些小报“前辈”看来，社会的政治经济现实才是导致刊物泛滥的肇端。抗战胜利后“物价狂涨，生计日艰，小市民于重重压迫下，心怨政治腐败，不愿正视现实，颇多借阅小报化周刊求得一点刺激和满足。”但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这类周刊”表象之下，“小市民围而观之，往往于强颜一笑中哄然而散；虽然返归原处，依然苦在心头，刺激与满足都是暂时的。”从而将“潮”归结为政治经济现实下读者“需要论”的解释。与之类似的是，办严肃刊物的文化精英们也将这种现象归因为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甚至将“刊物”与作比，认为两者是“脆弱政治与畸形经济的混血儿，现时代的文化小丑！”精英作家们认为造成“正常文化失意”局面的主因是“整个的可怕的市侩的社会和的社会”，是“整个的上海堕落了，所以上海才产生了‘堕落的文化’之繁荣”。而事实上，他们也承认小报创造的“市侩文化”、“文化”的影响力，“它们不单容易产生，容易存在，而且容易赚钱。”甚至“有闲阶级也是这类周刊的读者，他们从小报里看人家的‘笑话’”。因此办严肃杂志的“一批人”辩驳其所办刊物“并不是因为有的[刊物]便不进步”，而是“为其[刊物]所掩”。
二、“小丑”与“老生”的划界：被排除在新闻共同体外的方型小报
如果说文化精英看到的报刊泛滥只是舞台的台前布景，那么舞台幕后的故事则体现出了新闻业自身更为复杂与丰富的图景。小报化的“方型周刊”作为战后“文化”浪潮中热议的焦点，在新闻圈内部引发了利益冲突，并且集中体现在其与日报、严肃性杂志及小型报关系的重新调整上。就日报而言，由于战后宏观经济的不振和读者购写力的低迷，加之自身实力的掣肘，上海的日报读者群有限并呈逐渐减少的趋势，1946年10月份上海的40几家报纸，除了申、新、大公等几家大报外，大多数则朝不保夕，“有几家的销数实在太凄惨，一天的销路，不要说上万，实销数百份的也不止一二家。”这样的报纸“每个月多要亏本几千万元”。相比之下，方型小报最盛销的达三万多份，即使后来出版界都不景气的情况下，其销路也有一万左右。日报竞争已属惨烈，加上方型小报的出世对原有读者群的蚕食，大报与方型小报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方型周刊的迅猛发展也影响了传统小型报的生存。到1945年底的时候，老牌的小型报与其变种的小报化周刊在竞争关系中已处劣势，像立报、辛报、铁报这样的小型报“寥落地放在报摊上”，只起着“聊资点缀”的作用，“对硕果仅存的几种小报，是严重的打击”。
作为新闻业内同行，日报对这种冲击的反应是，除了指责方型周刊刊登“有伤风化”的耸动性社会新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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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职业专业性上做文章，认为其传播“谣言”，罔顾新闻的真实性，从而降低了新闻记者的职业尊严。小型报的态度则主张回归小报注重趣味、针砭时风的“优良传统”，以此改造与剔除“全靠新闻，文学，以及洋场才子的游戏笔墨之类”和“小则夸张，大则造谣”吃饭的“害群之马”。在这种情势下，大报、严肃性杂志与小型报以讨论小型报发展转型之路为主题的“结盟”成为必然。在大报和严肃杂志提供的讨论平台上，提出追求“理想的小型报”口号背后的潜台词意味着对现状的不满，而“绝对避免”则可看作是与小报化周刊划清界限的前提条件。同时，打破大报与小型报之间流动的壁垒，通过吸纳大报与严肃杂志的人才及吸收“健全进步的内容”，被看作是复兴小型报的另一措施。理想效果就是让作为“舞台上善良小丑”的小型报与作为“言论老生”的大报各司其职。为了能与“言论老生”同台唱戏，以“小丑”自比的小型报必须在内部区分“善良的”与“邪恶的”成员，并将后者剔除，同时强调作为新闻业的有机部分与主流(主要指日报)新闻共同体所具有的整体性联系。因此，在只有小型报报人参加的座谈会上，组织者最后总结说，小报是“世界新闻事业范畴内”“独树一帜”、“绝无仅有”的“一个独立的单位”，但应该保持其“优良传统”，“紧密配合客观的需要，以尽其促使社会向上的使命”，成为“补大报之不足”的“我国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而“以低级造谣诬蔑为能事的少数刊物，在所难免，不足诟病。”
作为“老生”之一的严肃杂志为了标榜自己“文化先锋”的角色，确实明确表示过不愿在同一个“舞台”上与“邪恶的小丑”(相对于“善良的小丑”而言)演出。即使在上海沦陷区的杂志共同体内部，新办的刊物也声称与刊载“不合时宜”都市生活内容和情感的“异类”杂志划清界限，将其“他者化”。他们鄙夷地表示，“出版界的荒芜，只要看报摊上面就知道。礼拜五六一派的，是目前销路最盛的读物。描写性动作的作品，变成文艺作品的最高代表作。”并且痛心严肃类杂志“同形态同编制的刊物太多，肤浅的读者又只重表面不重内容”，因此这类刊物“一发到报摊上，便如一滴雨点落在大海里，被其他五光十色的刊物掩没了。就算的已经取缔，所存在也还是不少。”LZ4J同时，严肃刊物共同体的从业者将自己定位为办“真正的周刊”的“一批人”，从而与“玩”、“出”的另“一批人”区别开来。
而面对日报、严肃性杂志具有排斥性质的划界和批评，方型周刊的从业者也公开以“上海的读者所需要的读物是‘我们’的而不是‘你们’的”挑衅性话语作为回应。并且公开以“我们的话”为标题向“做惯大块文章的‘言论老生’”喊话，认为他们的“高论”应该给“圈子以外的读者听听”，“换换腔调”。除此之外，在实际的新闻选题上，方型周刊不仅以社会名流、名嫒佳丽的逸闻琐事作为关注对象，对于作为“圈”内人的大报主笔、才女记者的阴私八卦也常常不惜笔墨一番。对于同行的是非评判，原本是报界没有明文的“后台”隐忌，拿到“前台”谈论既是小报周刊为消除职业神秘以吸引读者的策略，也体现出了在身处以大报为主导的新闻圈中的一种另类姿态。通过自认地位边缘与消解“报人”身份，寻找日报在新闻操作中出现的失误等方式，来对抗大报看似威严的严肃面孔。除了读者“需要”论产生的发行量数字，是方型刊物最为自得的自我防护理由外，大报针对“小报化周刊的”而发动的“新闻净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难以令其信服，甚至反倒增加了方型刊物作者的自信，因为“提倡或赞同新闻净化运动的人，也在看这类周刊”。并且在他们看来，有些方型文章就是出自“前进作家”之手，因此，“当‘大报’上加以扫荡方型周报之际，其实有些人倒是在扫荡自己的朋友。”
除了对外部指责进行反击，对内而言，方型刊物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危机，并对自我群体进行反思。他们向方型刊物共同体提出“不要”“不要”的“我们的话”宣言。并认为有些方型刊物之所以“专门披露记载和图片”“专门造谣”，是因为有“市侩之流夹杂于其中，戴上文化人的检测面具”，因此对这样的刊物也要进行驱逐。
三、“取缔”与“淘汰”：政权介入下“”周报话语场的生成
方型周报的辩白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自说自话，在面对不断有社会名流和读者投诉以及大报老板的抱怨声中，所受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对方型周报的处理也变得无法避免。而对方型周报介入方式和过程的复杂性也引发了各方对之谈论的话语场。就而言，方型周报的出现与政府的政策直接相关，因此采取行政手段“取缔”也是对原来政策的纠偏。抗战胜利之初，原有上海小报由于在沦陷期内继续出版，被勒令停刊，要求重新登记并核准后才能复刊。但小报几个月的等待始终没有获得准许复刊。同时，相关政策规定，新创办报纸要遵照“管理收复区报纸暂行办法”，经过政府特许后方可出版。在小报资本无法找到投资出口转移，并且复刊和新办都遥遥无期之时，于是由“报”变“刊”，打政策擦边球成为原来停刊小报的策略。但政策的解释权操之于之手，以“刊”代“报”的申请登记固然省却麻烦，但由社会局转呈内政部的出版登记证迟迟不肯下发，焦急的方型周报老板也只能边发行边等“证”了，有些甚至不申请直接发行，这就为政府之后的取缔留下了操作空间。面对方型周报“有伤善良风俗”的文字，作为主管部门的上海社会局曾发文书报业公会训诫，但收效甚微，最终上海市政府直接过问，采取强力手段对其中一部分加以“取缔”。
在报纸上弥漫着政协会议为争取热情高涨的当口，对于采取强力手段取缔方型刊物，社会各方反应却态度迥异。受“取缔”打击的方型周报共同体内部也做法各异。一些周报发起了“方型”是否是“代表”的讨论，对于按照“方型外形”而认定“”的取缔标准提出质疑，并试图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上论述取缔的不合理性。“有从政府角度出发，主张对刊物应加以善意的导引，可为政治宣传所“用”甚至在取缔刊物之前传闻流行时，“有若干出版者，一家出版两种小报化周刊，预备当局实行取缔时，可讨价还价”，以存其一的。对于政府采取何种政策管理方型刊物的做法，在大报和严肃杂志共同体内也意见不一。有的精英大报希望政府介入，采取多种手段使刊物“改弦更张”。天津《大公报》“向政府要求文化政策”，认为文坛由于“敌伪时代的余毒，消除未尽”有着“走向低级的趋向”，而政府方面除了有“消极的压制和取缔”，还要有“积极的奖掖和提倡”。而赞成政府介入与反对用行政手段管理刊物在同一刊物同一期的并置出现，则反映了严肃刊物共同体对做法“合理性”与否的矛盾心态。如，天津《人民世纪》对“陶醉于里的飘飘然的‘阿Q们’”式的读者表示痛惜，认为刊物盛行是“敌伪统治”的“愚化作风”，而小报作者则是“可耻的帮闲的奴才”和“下贱的文人”，对行政当局“仅是暂缓登记，而不是取缔禁止”表示“可惜”和不满。而在同一期的《当前北方新闻事业》一文中，自由主义倾向的作者针对“最近盛传当局要取缔所谓新闻报张和杂志”，认为“在的时代，对于书报以政治力量去纠正，这是一件最不智之事”，应该让“读者去甄审，去淘汰，最多也只能以新闻界本身的组织力量去整理”，政府为“新闻的内容而劳心”是“不合潮流”的。
虽然采取严厉取缔措施，刊载内容的刊物也有所收敛，但方型周报却没有因此而消声匿迹。随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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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业经营环境的恶化，方型周刊销路降低，周刊“老板”们总是想通过“加强新闻和强调低级趣味，以谋增加销数”。政府当局于是也改变策略，由严厉取缔措施转换成双方协商的“利用”。作为主管部门的上海社会局于1946年9月末召集各方型刊物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最后各刊以“一致遵守八个原则”达成妥协。与之前的严厉手段相比，此次协商政府态度无疑软化很多，由之前的取缔变为了政府意志的渗入。原则中除了就“桃色文字”禁止刊登达成一致外，增加了“对于国家政策及地方施政应多加宣扬”；“揭发社会阴暗面，要有真凭实据……同时对社会之光明面亦应多多写载”；“……可多多刊载古今名人轶事及实业家成功史等文字”等具有“宣传性”的条款，试图对小报的内容和功能进行控制和重新定位。事实上，被战后文化精英视为“流毒”代表的小报，政治力量介入管理和渗透早已有之。在1944年8月，汪政权掌控的上海市宣传处制定了《各小型报内容改进须知》，针对之前“虽迭经饬知注意改善，而未能有显著之改革”的小型报“积习”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期“符合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宣扬政府施策”。“须知”的第六条即为“澄清享乐颓废之文字”，指出“今日各小报，所载十九皆为享乐颓废之文字，殊有诲淫之嫌，又其中讲求如何享受、如何娱乐之记载尤见充斥，其范围不脱醇酒、妇人、起居、服食诸端，殊足影响社会更深一层之堕落。”对于“不自检束”或“无积极改进”的小报，三个月“严格考核”期过后将采取“决考虑停止其出版”的严厉措施。
四、新闻共同体内的重构：“异类报刊”的新闻学意义
对于小报的认识，不同的研究者切入的视角不同，导致关注的问题也迥异。但总体而言，近年的小报研究更侧重于大众文化的视角，更关注小报建构都市文化的“积极”和“正面”角色。认为小报的话语叙事，“表面上看是迎合市民所谓低级趣味的世俗、消遣和娱乐的文字，但如果从社会深层意义上来看，小报这种话语系统，则反映了市民文化对于政治权威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抗和解构”如果说小报给读者所创造的“文化空间”和“市民文化空间”还是舞台前台的话，那么后台对于舞台角色的“讨价还价”则应是新闻学研究关注的主题。方型周刊(报)作为小报的变种不仅出现时间集中，作为“潮流”中的集中代表也影响广泛，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热点时刻”或者“热点事件”的典型意义。在这一“切片”故事的展开中，各方角色纷纷从后台粉末登场，表达意见发表看法，在故事的时空演进中展现了独特的话语场和理论阐发空间。
首先，新闻界作为共同体整体，其成员是有职业认同的，特别是面对外部危机时其表现更加明显。而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新闻共同体本身并不是整体一块，浑圆一体。在与外部环境进行“划界”以区分于其他职业的同时，内部的分化流动也异常活跃。而这种流动性是随着内部变动与外部冲击等环境变化而改变的。内部共同体的形成与划分，成员的接纳与排除，是依据形势协商的过程。具体到本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对于近代中国“大报”和“小报”的从业者而言，新闻的行当是有“圈”与“界”的，虽然同属于一个新闻圈，但在心理感知上却有不同的群体认同。小型报一直被排除在大报的话语叙事之外，即使出现也是被“污名化处理”。但在抗战后面对共同的新对手方型周报时，大报则试图打破原来的划界，“座谈”其向“进步”的“理想化小型报”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而“小型报”则一方面希望以“言论老生”和“善良小丑”的角色重新定位大报与自身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试图重寻其针砭时弊“不落后”的传统，剔除“绝对的”。正是在对话与协商过程中，被认为充满“”的方型周报被大报与小型报排除在外，新闻界内不同共同体群体重新进行了划分与流动。
其二，日报、严肃杂志、小型报等将方型周报“排除”，在职业道德层面上将其定位为不合群的“他者”，通过关注的主题不同，划定什么是“好”的“新闻”(如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什么是“坏”的“新闻”(如名人阴私八卦、谣言、妇人、服食等)，以区分出不同阵营，这表现了在面对异军突起的强力竞争者时，精英报章的“集体防护”意识。同时，这种“我们”与“他们”，正常文化与文化等话语的二元区分，不仅是共同体认同的话语策略，在新闻实践中，双方也通过“符号互动式”的相互建构，共同形成了中国新闻业的整体面貌。精英主流式的报刊通过关注“异类”方型周报，认识到了自身的局限和特点，对由于言禁而“不能言”“不敢言”的内容交由“供给新闻网外的新闻”的方型发表，之后再以此为“要挟”的理由而争取言论空间。而自认“边缘”的方型刊物在要求“言论老生”放下身段，接近民众的同时也进行自我评估，放弃“”因素，抵制“谣言”。双方都以对方为“镜像”在相互协商和谈论中建构自身角色。
其三，日报、严肃杂志、小型报与方型周报的互动，也具有对以往新闻史书写中以民族国家叙事范式为主导的反拨意义。毋庸置疑，在中国新闻史的书写中，民族国家范式一直以来或明或暗地成为普遍性叙述框架，这种一以贯之的书写方式过于强调了中国报刊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忽略了这一过程中的“非连续”“断裂”的成分。方型周报关注的内容与自身角色定位都体现出了“异质”成分，在中国新闻史书写中关注小报发展的“连续”与“非连续”性无疑是对民族国家叙事范式的纠偏。在这个意义上，方型周报无疑具有解剖标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