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公共支出、技术效率和经济增长

摘要在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协调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管制以及相关环境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理由。由于市场制度环境、环境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差异，政府环境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本文从企业技术效率的角度，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了地市级企业技术效率，基于联立方程组检验了环境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和传导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环境公共支出中用于科研等技术开发性资助支出较少，没有对企业的技术效率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而现阶段中国环境规制水平普遍偏弱，制度质量和环境公共支出规模未能形成有效的外部创新激励，预期中的“波特检测说”效应并不显著。因此，中国政府应在规模上进一步加大环境公共支出力度，大力提升环境规制水平以越过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U型拐点，在结构上提高在环境科研、环境生态信息建设、环境健康教育上的支出比重，充分发挥环境公共支出建设良好外部技术创新环境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环境公共支出；技术效率；经济增长
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1-004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

1.0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态势令人瞩目，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协调发展的趋势下，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管制以及相关环境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由政府提供环境公共怎么写作，能否在减少污染的情况下、保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1]。环境公共支出具体包括环境规制类支出、环境怎么写作类支出和环境行政性事务支出，但是不同的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却存在差异[2]。厘清环境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路径，对于优化环境公共支出内部结构，充分发挥政府环境公共管理职能，对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生态的“双赢”具有现实作用。
1文献综述
从环境规制的角度来看，不同经济环境下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可能对经济均衡增长路径产生不同的影响。 “污染避难所检测说”认为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将加重企业的生产成本，在既有的全球贸易分工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导致经济欠发达国家成为高污染行业集中的“收容所”[3]；然而“波特检测说”则认为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之间是互补关系，严格的环境规制将“倒逼”企业的后发优势，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并诱发技术创新，带来新的利润机会和环境友好产品上的比较优势[4-5]。
既有研究却忽视了环境财政支出作为一项公共怎么写作所具备的“知识外溢”和“人力资本”累积的基本特征。Barro的研究认为公共怎么写作支出的“知识外溢”扭转了企业生产“边际酬劳递减”趋势，使经济增长进入长期均衡的不递减状态[6]。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然而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到居民健康和人力资本积累，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容小觑[7-8]。因此，如果环境预算支出中的科研、健康调查等项目支出等能够为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清洁技术研发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就能为政府进一步调整环境支出结构以取得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拓展了空间。
本文从企业技术效率的层面论证环境公共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提出环境支出内部结构的优化思路。文章的创新还体现在：一方面，由于公共怎么写作主要由地市级政府提供，本文采取地市级财政数据替代省级财政数据分析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和环境支出往往存在很强的内生性，本文使用联立方程组解决内生性理由。
2计量模型与数据

2.1工业企业生产率衡量

企业技术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波特检测说”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倒逼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吸收增量的环境管理成本；而“污染避难所”理论则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负担，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本文主要使用Battese & Coelli提出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9]，对中国各地市工业企业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估计，估计模型为：
其中，y为工业企业各期的产出，X为不同时期的投入向量；expuit为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vit为模型测量的随机干扰项，它服从白噪声过程并独立于工业企业的投入和技术效率水平。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用产出期望与随机前沿期望的比值来确定，其表达式为：
TE=E[f（x）exp（v-u）]E[f（x）exp（v-u）|u=0]=exp（-uit）（3）
参数TE一般认为处于（0，1）之间。R2=Rv2+Ru2，TE=Ru2/R2，TE趋近于1，工业企业生产率越高，越靠近生产企业技术前沿面，反之。
为了测算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值，构建超越对数前沿生产函数中国环境公共支出、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模型如下：
其中：indus为各地区工业企业增加值（亿元），assets为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值（亿元），induslabor为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T为时间趋势反映生产函数整体平移（设为1，2，3，4）。同时，工业企业生产技术非中性，利用时间与工业企业的投入向量的交互项测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2011），所有计算使用Stata12.0完成。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同时也使用了资本效率（即主营业务收入/企业固定资产）指标进行衡量。

2.2联立方程组构建

研究重点检验环境公共支出通过怎样的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由于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通常存在很强的互为因果内生性，通过联立方程加以制约：
在经济增长模型中，根据传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环境规制理论，主要考虑了投资率（k），劳动力（l），财政支出（gov），外商直接投资（fdi），工业企业效率（a）和环境支出（env）的影响。企业生产技术率的决定方程中，主要制约了经济增长率（growth），环境公共支出，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地理位置（coast）的影响。政府环境支出的决定方程主要受地方经济增长率、财政分权（decen）和人口因素（pop）等因素。为了减弱不可观测因素对结果的偏误，还分别制约了区域（area）和时间虚变量（time）。

2.3指标构建和数据来源

计量回归主要涉及三个核心指标：经济增长率、环境公共支出和企业技术效率。经济增长率的测度方式利用当年人均GDP减去上年人均GDP，中国环境公共支出、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除以上年人均GDP的比值。环境公共支出利用各地市人均环境保护预算财政支出衡量。其余的制约变量分别为：投资率使用各地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得到；劳动力为人均劳动就业人口；财政支出为当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为当年吸引外商投资占GDP的比重，利用当年美元与人民币的中间汇价进行转换；财政分权的计算公式为（地市人均本级财政支出/（地市人均本级财政支出+省级人均本级财政支出+人均本级财政支出）；沿海城市虚变量参考地图中各地级市是否具有海岸线。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2011），《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1）以及各地市《地方统计年鉴》（2008-2011）。
3实证结果分析

3.1基础回归结果

在制约区域虚变量和时间虚变量的基础上，利用联立方程组对式（5）进行了估计。表1中列（2）至列（4）是工业企业A效率值（下标1）的测算结果，列（5）至列（7）为资本效率值（下标0）的测算结果。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会比较显著地影响环境公共支出水平，因此使用联立方程组估计会更加准确。
从工业企业效率方程来看，环境公共支出并不利于提高工业企业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环境公共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工业企业生产效率显著降低

3.13个单位，这一结论在使用资本效率指标时依然成立。

水平下，工业企业的环境“创新补偿”效应并不足以弥补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当期大多数工业企业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生产制造和组装环节，大多数工业企业受限于客观的技术条件，更倾向于被动吸纳政府环境规制的增量成本，并没有通过主动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减弱污染水平的方式去消化环境规制成本。
而且，环境公共支出中用于科研和信息建设的资金较少。2012年，环境保护部公布的环境保护支出总额中，涉及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教育与健康调查、环境科研项目支出等可能产生环境外部共享外溢效应性支出占比仅为40%，环境技术研发相关投入仍然较少。政府环境公共管理没有形成有利于企业环境科技研发的良好外部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企业技术生产效率的提高。
因此，中国的环境公共支出并不有利于企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由于环境规制水平偏低、政府对环境科研等公共项目支出较少，降低了企业提高技术效率的激励。政府需要在加大环境公共支出水平的同时调整环境公共怎么写作的内部结构，同时加大环境科研和环境规制等方面的支出。

3.2群组检验

3.

2.1市场化程度

在市场制度透明的地区，公共执法相对严格，企业更难通过“寻租”等手段寻找减少污染监管成本的替代方式，相反需要多依靠提高技术消化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在市场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很可能在环境惩处机制上与企业之间形成“共谋”，例如政府向企业收取的“排污费”最终通过返还企业的形式用于污染治理，直接降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激励。按照樊纲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以当年市场化得分的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分组回归（下标1代表市场化水平较高组，下标0代表市场化水平较低组），结果见表2。
分组结果显示，处于不同市场制度环境下环境公共支出与企业生产效率的关系显示了异质效应。市场制度较好地区，环境公共支出降低工业企业效率行为并不显著；而在市场制度较差地区，环境公共支出显著降低了工业企业生产率。市场制度较好的地区环境执法相对严格，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较少，企业与政府“寻租”和“共谋”空间有限，企业提高技术效率以抵减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的内在激励相对更高。另一方面，市场制度透明也有利于减少环境公共支出在其它用途上的无效“滴漏”，有效转化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支撑。
3.

2.2环境公共支出相对规模

从企业技术效率上看，环境公共支出相对规模较小意味着地区环境污染规制水平较弱、外部环境技术创新支撑不够。大量污染密集型、技术水平较低的小企业继续存在使得政府在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时，企业会倾向简单地抽取生产技术创新资金或者利润来维持污染治理支出[10]。而对于环境规制水平超过“拐点”地区的企业来说，被规制行业进一步实现了资源的集中和优化配置。由于存留下来的企业更富有竞争力，因此当政府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时，反而激励其更加重视技术创新，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利润，再从利润用于环境污染治理。以环境保护支出相对规模全国平均水平为划分依据（高于全国水平下标为1，否则下标为0），研究结论见表3。研究结论支持了环境公共支出与技术效率存在U型关系。中国环境规制和污染惩处标准偏低的管理模式逆向刺激企业意愿以较少的污染罚金去换取企业利润，而减少对企业科技研发的正常支出。然而当环境支出规模相对较高时，由于创新力和竞争力较高的企业集中存在，提高环境支出水平一方面促使其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减少污染惩治成本，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更大的环境技术外溢效应。
4结论与政策倡议
本文研究从企业技术效率的角度，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了地市级企业技术效率，基于联立方程组检验了环境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和传导机制。分析发现：第一，样本年份内，环境公共支出提高不利于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进而阻碍了经济增长。现阶段中国环境规制水平普遍偏弱，没有形成较强的技术创新“倒逼”机制；第二，制度质量和环境公共支出规模未能形成有效的外部创新激励，直接影响环境公共支出的经济增长绩效。
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在加强环境公共管理的规范性制度建设，在规模上进一步加大环境公共支出力度，大力提升环境规制水平以越过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U型拐点，在结构上提高在环境科研、环境生态信息建设、环境健康教育上的支出比重，充分发挥环境公共支出建设良好外部技术创新环境的积极作用。（编辑：刘呈庆）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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