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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金融排斥最新研究进展与不足，将其理念分解为接触与使用两个层面，剖析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内在关系，并结合我国的实证研究，提出切断风险传递的复合链条，削减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金融排斥；过度负债；金融包容
文章编号：1003-4625(2012)02-0003-05 ：A
一、引言
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与过度负债(Over-indebtedness)一直是欧洲国家关注的两大问题。伴随近年私人债务恶化、失业率上升、家庭收入下降及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过度负债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次贷危机之后，亚非拉农村地区的家庭债务负担亦引发学术界与实践部门的重视。底层金融市场的不稳定、2010年印度的小额信贷危机以及微型金融(Microfinance)的过度竞争问题逐渐暴露了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在强调对贫困和弱势人群金融全覆盖的同时，易忽略其潜在风险，引致过度负债及金融排斥的恶性循环，使这一悖论性问题的解决愈加困难。
本文首先对金融排斥理论进展作一梳理，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接下来结合国外最新研究动向，探讨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内在关系，并结合我国农村经验证明及实证检验，最终提出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包容，消除过度负债潜在危机的相关策略与措施。
纵观纷繁的金融排斥文献，最近的研究从三个层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与发展：
第一，研究内容有所拓展：不仅研究发达国家劣势群体的金融排斥，而且逐步关注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地区的金融排斥；在完善微观个体金融排斥分析的同时，开始探讨社区与区域层面的金融排斥；出现文化与制度转向。
如Amaeshi等人(2007)对Nigeria基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可持续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的研究；Dayson(2004)则探讨了金融排斥对个人、贫困社区及城市经济的影响；Ayadi与Rodkiewicz(2007)强调了区域效应(Area Effects)，即金融怎么写作的使用效用性不仅取决于“你是谁”，而且取决于“你在哪”。
同时金融排斥具有传染效应，导致匮乏地区(Areas of Deprivation)排斥的集聚特性。Turnbull，Bostock与Crebbin(2008)分析了某些发达国家金融排斥的重要诱因——种族(Ethnieity)。
Hersi(2009)则更为深入地探讨与信仰相关的金融排斥，剖析伊斯兰金融如何削减英国的金融排斥程度，提出索马里、孟加拉以及巴基斯坦的社会经济结构影响人们对金融产品的选择，需要设计出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金融产品(Shari’a Compliant Financial Products)及建立专门的社区发展组织以满足发达国家中少数困顿弱势社会群体的金融需求；Chambers(2004)则完全从文化角度解析英国的金融排斥。
第二，研究方法有所更新，金融排斥量化研究薄弱的局面有所改观。绝大部分学者借由问卷设计、实地调研及访谈形式，收集第一手数据，通过典型案例的透彻分析，一方面对金融排斥程度进行评估，另一方面构建Logit或者Probit模型，确定引发金融排斥的诸多要素。如Chambers(2004)将实证主义(Positivi)与现象学(Phenomenology)TY法有机结合进行个案(Template)分析。Dayson(2004)通过对Leeds地区410户居民的普查和访谈，构建经济模型，探析底层居民的金融需求以缩小城市的两极分化；Collard、Kempson与Whyley(2001)对Barton Hill地区的案例分析等。
不仅如此，金融排斥的实证分析中，不再局限于某一项金融怎么写作或产品，而是建立一般模型，综合反映金融排斥的诸多诱致要素，而不拘泥于单独零碎地探析某些因素对某单项金融怎么写作(如Bank Account)的影响。
如Devlin(2005)全面考察各要素对Current Accounts、Sings Accounts、Home Contents Insurance、Life Assuranee及Pensions的作用，确立了关键的六个诱导要素，即就业状况、家庭收入、住房拥有状态、婚姻状况、年龄及受教育程度。
第三，研究目的更趋明确，研究结论实用可行。除了专业机构(如FSA)定期公布国家金融排斥的总体评估与远景规划之外，来自于不同大学的学者倾向于与当地City Council合作，有针对性地为城市金融发展开出药方。减小金融排斥、实融包容业已成为国外政府部门金融管理决策过程中优先考察的议题。
如European Commission(2008)针对不同国家的金融排斥争论提出的政策建议；Dayson(2004)与Leeds市政府合作，对该地区金融排斥程度的详细解读；苏格兰政府出台的Financial Inclusion Action Pl
这些研究成果很多已经被政府采纳，用以解决金融排斥、金融沙漠(Financial Desertification)、金融遗弃及金融饥饿(Financial Starvation)问题，以求加速金融包容进程，并提高国民的金融能力(FinancialCapability)。如英国政府已经设立了Financial Inclusion Fund及Financial Inclusion Taskforce。
目前研究尚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仅局限于金融排斥本身的研究，忽略其与过度负债的内在关系，研究维度相对单一，缺乏多元化视角。因此需要对金融排斥重新定义，摒弃固有的错误观念与割裂思维，将其理念分解，并寻求同时解决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根本对策。
European Commission(2008)指出，金融排斥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对适合其需求的主流(Mainstream)金融产品与怎么写作存在接触困难或使用困难(Accessing and／or using difficulties)，从而无法维系正常的社会生活。这个概念强调了金融排斥的动态性，并将其细分为接触与使用两个层面。
Beck et al(2005，2007)持相似观点，即需要同时考察金融深度(Depth)与金融宽度(Breadth)，金融产品可接触性与其使用的效用与强度。
Gloukoviezoff(2006)进一步指出金融排斥的后果是贫穷与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过度负债指如果净资产(包括收入与可变现资产)无法维持日常花销并且出现偿债困难，那么这些人面临过度负债(Stamp，2009)。过度负债不同于负债(Indebtedness)，后者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与构成要素，适度的负债有利于经济的健康成长，而那些久拖不还(Persistent arrears)、巨额债务、无法获取信贷支持、无力偿付意外花销的状态才被界定为过度负债。过度负债与低收入、金融排斥与社会排斥问题均紧密相连。
学者往往存在一个误解，即消除金融排斥的目标是实现全民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实现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的金融全覆盖，尤其是那些被传统金融忽视的农村地区、城乡贫困群体和微小企业。
诚然，农户获取适度金融怎么写作或信贷可平滑其收入并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但其收入偏低、缺乏抵押品、风险抵御能力差，过度负债会造成其财务压力，也会影响借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Hannig和Jansen(2011)就曾指出金融包容既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应当得到怎么写作，也不意味着供应商在提供怎么写作时不需要考虑风险和成本。
尽管可得性不受限制(即Access)，自我排斥和不利的风险收益特点这两方面都可能排除某个家庭或小企业使用金融怎么写作(即Use)。政策重点应致力于纠正市场失灵和消除非市场壁垒，以扩大金融怎么写作的范围。
因此国内学者近年提出的“普惠制金融”理念近似于国外的金融包容，但又不尽相同。前者是扶贫救困的福利主义，而后者倡导需求主体的机会平等与供给主体的健康成长。
Gloukoviezoff(2011)较早地对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两者既是贫穷及社会排斥的原因亦为其后果。伴随金融化(Financialisation)渗透于每个人的生活，过度负债与金融排斥两者紧密交织、相互影响。澳大利亚实证研究表明，过度负债会恶化金融排斥，尽管金融排斥不会直接导致过度负债，但是会诱发债务问题的恶化。如预算与管理愈加困难，或者无法获得正规金融部门信贷，导致不得不求助于等非正规金融，过高的引致过度负债甚至破产。Gloukoviezoff(2006)强调金融排斥的重要方面在于使用困难。
由于接触困难可以是需求或者供给要素导致，而这两方面要素都可以用使用困难来解释。如金融机构的营销排斥、产品的复杂程度、客户自我排斥等，都会导致使用困难。因此，使用困难可以导致接触困难与过度负债。因此过度负债主要源自于使用困难，部分来自于接触困难。从这个角度讲，过度负债是金融排斥过程引发的后果，两者互相强化，易形成恶性循环。
Gloukoviezoff(2011)进一步指出，接触困难是排斥过程的组成部分，同时是使用困难的直接后果。金融机构之所以拒绝为某些潜在客户提供怎么写作，是因为它们预期到这些客户将会面临使用困难，且过于贫穷，没有盈利空间，因此处理金融排斥的关键应该在于如何应对使用困难。Gloukoviezoff指出接触和使用的内在关系，能接触到怎么写作的人群之所以选择不采用这些金融产品和怎么写作，或者是因为缺乏自信、风险意识弱，或是由于这些产品不适合其需求，为其带来负面后果，也可能是对产品的使用存在失误等。Gloukoviezoff对金融排斥全新定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将其视为一个过程。即便有些人群开始可以接触到金融产品，但是如果其面临使用困难，那么随着排斥过程的推进，这些人群还是会被金融机构主动排斥在外(即接触困难)，最终结果是被排斥人群同时被接触和使用排斥，面临真正的金融排斥。过度负债是金融排斥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其典型特征是普遍的使用排斥，而第二个阶段是没有任何银行账户，即普遍的接触排斥。这两个阶段均为金融排斥过程的组成部分且产生消极的社会后果。可见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因果关联。Jones和Moores(2009)就曾经指出，金融排斥通常是贫穷的后果，但它也可以是诱因，导致更严重的贫穷及过度负债。
由于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信用(金融排斥)，只好求助于其他渠道，承担较高的利率，造成过度负债；反过来讲，过度负债人群会由于其不良信用记录而导致被主流金融机构排斥在外，造成金融排斥。过度负债人群面临基本剥夺(Basic deprivation)，次级剥夺(Secondary deprivation)，环境剥夺(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与健康剥夺(Health deprivation)。过度负债人群不仅缺乏基本的消费品如服装、食物、暖气与社会参与，而且缺乏家用耐用消费品、汽车、检测期等。此外，过度负债，必然导致负债人压力、绝望与不安全感，对其身心健康有害。因此，只有切断过度负债与金融排斥的风险传递链条，才能有效解决弱势人群的社会排斥，提高其经济地位，改善其生活质量。
从我国农村地区非正规借贷与金融排斥的关系来看，二者存在某种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即我国非正规金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成金融包容，其对金融排斥的贡献弹性为-0.032。从两者的模糊曲线拟合图形来看，呈现微弱的U形，存在一个拐点。说明起初非正规金融降低农村金融排斥程度，
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模糊曲线拟合图形表明，两者正相关，且金融排斥对不良贷款的贡献弹性为0.042。表明随着排斥指数的增长，不良贷款比率增加，排斥越严重，则不良贷款越严重，即诱发过度负债；而过度负债对金融排斥的贡献弹性是0.015，说明过度负债也会导致金融排斥。
可见，金融排斥的作用强度更大，负面影响更深广，且过度负债是金融排斥过程引发的后果，这部分验证了国外学者的理论。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金融综合竞争力较高的发达省份其农村地区的排斥指数却较某些发展中地区高，如上海，2008年及2009年县以及县以下获得主流金融机构贷款的企业、农户占比均为0；金融综合竞争力较为发达的广东省，其获得贷款的农村企业占比只有0.07(同为东部省份的浙江省该指标为0.41)。是否意味着上海与广东省农户、农村企业有足够的资金，而不需要银行借贷?所谓的使用困难其定量化衡量十分困难，如何判断排斥是否主要源自于发达地区居民的自主选择?一个参照指标是农户人均收入，如北京(11668元)、天津(8687元)、上海(12482元)、江苏(8003元)、浙江(10007元)、广东(6906元)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513元)，表明一方面由于某些发达地区农户比较富裕，自有资金相对充裕；另一方面这些区域的其他借款比重较高，反映其民间借贷的旺盛。如广东、上海其他借款户所占比重分别为0.74与0.67。
获取贷款的农户与企业的数据反映了主流金融排斥的现状，却无法区分是接触困难，还是使用困难，是供给因素，还是需求导致。即便是农户的主动选择(无资金需求的自我排斥)，也蕴含了未来的危机。因为我国较发达省区的农村区域，其农村金融化水平并不比发展中地区高出多少，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仍然占消费总支出的绝大部分，因此其受金融排斥的影响相对于高度金融化的发达国家较小。
国外学者认为，金融化趋势不可逆转，并将渗透于每个人的生活。我国农户也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银行账户、信用卡、电子支付、网络银行等。而我国农民较低的主流金融参与度虽暂时掩盖了潜在矛盾，但随着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推进，问题将逐步暴露。
第
第
(责任编辑：贾伟)
关键词：金融排斥；过度负债；金融包容
文章编号：1003-4625(2012)02-0003-05 ：A
一、引言
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与过度负债(Over-indebtedness)一直是欧洲国家关注的两大问题。伴随近年私人债务恶化、失业率上升、家庭收入下降及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过度负债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次贷危机之后，亚非拉农村地区的家庭债务负担亦引发学术界与实践部门的重视。底层金融市场的不稳定、2010年印度的小额信贷危机以及微型金融(Microfinance)的过度竞争问题逐渐暴露了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在强调对贫困和弱势人群金融全覆盖的同时，易忽略其潜在风险，引致过度负债及金融排斥的恶性循环，使这一悖论性问题的解决愈加困难。
本文首先对金融排斥理论进展作一梳理，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接下来结合国外最新研究动向，探讨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内在关系，并结合我国农村经验证明及实证检验，最终提出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包容，消除过度负债潜在危机的相关策略与措施。
二、金融排斥最新研究进展
近年来西方学者对金融排斥的研究兴趣不断升温。早期的金融排斥文献主要侧重于剖析金融网络和怎么写作的地理可接触性或可渗透性(Leyshon A andThrift N，1994；1995)，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该专题进行了全方位探讨，包括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易被排斥对象、排斥的动态过程、原因与后果等。金融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源于：论文格式标准www.udooo.com
动态复合概念，简而言之，即妨碍经济主体接近及使用主流(Mainstream)金融产品和怎么写作的复杂要素集合和动态过程。Kempson和Whyley(1999)将其概括为六个维度：地理排斥(Physical Access Exclusion)、评估排斥(Assessing Exclusion)、条件排斥(ConditionExclusion)、排斥(Price Exclusion)、营销排斥(Marketing Exclusion)和自我排斥(Self-Exclusion)。关于金融排斥的诱因，学者基本达成共识：年龄、商业环境、地理区位、私人储蓄、就业状况、房屋所有权、可支配收入、金融教养、技术条件、种族等(Kempson，2000；Kempson&Whyley，1999；SEDA，2005；Leyshon A＆Thrih，1997；May0，1997，Howell，2005)。由于对金融排斥的定义各异，导致研究视角和政策重点的千差万别，如Regan和Paxton(2003)从金融深度与宽度两个方面阐释排斥问题，指出与需求宽度(Breadth of needs)相比，参与深度(Depthof engagement)尤为重要。Sinclair(2001)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界定金融排斥：前者指被某种特定信贷资源或者金融怎么写作(包括保险、账单支付、储蓄账户)排除在外，后者则是引致相对贫困阶层被主流金融怎么写作排斥的要素集合；Leyshon和Thrift(1997)及FSA(2000)认为金融排斥源自于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两者交错关联，金融包容的演变历程同时也是少数个体与家庭被金融遗弃(Financial abandonment)的过程；Chambers(2004)提出文化演化以金融排斥的形式出现：早期英国银行主要为社会上层和商人怎么写作，并不面向社会大众，而今怎么写作于大众的文化氛围(Universal Bank)导致银行不仅是一个企业实体，更承担了社会责任，盈利目标和社会目标存在冲突，总有部分个体面临金融排斥。Chambers同时扩展了金融排斥的维度，将由于低收入而引发的无法消费金融产品与怎么写作称为收入排斥(Income Exclusion)。纵观纷繁的金融排斥文献，最近的研究从三个层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与发展：
第一，研究内容有所拓展：不仅研究发达国家劣势群体的金融排斥，而且逐步关注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地区的金融排斥；在完善微观个体金融排斥分析的同时，开始探讨社区与区域层面的金融排斥；出现文化与制度转向。
如Amaeshi等人(2007)对Nigeria基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可持续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的研究；Dayson(2004)则探讨了金融排斥对个人、贫困社区及城市经济的影响；Ayadi与Rodkiewicz(2007)强调了区域效应(Area Effects)，即金融怎么写作的使用效用性不仅取决于“你是谁”，而且取决于“你在哪”。
同时金融排斥具有传染效应，导致匮乏地区(Areas of Deprivation)排斥的集聚特性。Turnbull，Bostock与Crebbin(2008)分析了某些发达国家金融排斥的重要诱因——种族(Ethnieity)。
Hersi(2009)则更为深入地探讨与信仰相关的金融排斥，剖析伊斯兰金融如何削减英国的金融排斥程度，提出索马里、孟加拉以及巴基斯坦的社会经济结构影响人们对金融产品的选择，需要设计出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金融产品(Shari’a Compliant Financial Products)及建立专门的社区发展组织以满足发达国家中少数困顿弱势社会群体的金融需求；Chambers(2004)则完全从文化角度解析英国的金融排斥。
第二，研究方法有所更新，金融排斥量化研究薄弱的局面有所改观。绝大部分学者借由问卷设计、实地调研及访谈形式，收集第一手数据，通过典型案例的透彻分析，一方面对金融排斥程度进行评估，另一方面构建Logit或者Probit模型，确定引发金融排斥的诸多要素。如Chambers(2004)将实证主义(Positivi)与现象学(Phenomenology)TY法有机结合进行个案(Template)分析。Dayson(2004)通过对Leeds地区410户居民的普查和访谈，构建经济模型，探析底层居民的金融需求以缩小城市的两极分化；Collard、Kempson与Whyley(2001)对Barton Hill地区的案例分析等。
不仅如此，金融排斥的实证分析中，不再局限于某一项金融怎么写作或产品，而是建立一般模型，综合反映金融排斥的诸多诱致要素，而不拘泥于单独零碎地探析某些因素对某单项金融怎么写作(如Bank Account)的影响。
如Devlin(2005)全面考察各要素对Current Accounts、Sings Accounts、Home Contents Insurance、Life Assuranee及Pensions的作用，确立了关键的六个诱导要素，即就业状况、家庭收入、住房拥有状态、婚姻状况、年龄及受教育程度。
第三，研究目的更趋明确，研究结论实用可行。除了专业机构(如FSA)定期公布国家金融排斥的总体评估与远景规划之外，来自于不同大学的学者倾向于与当地City Council合作，有针对性地为城市金融发展开出药方。减小金融排斥、实融包容业已成为国外政府部门金融管理决策过程中优先考察的议题。
如European Commission(2008)针对不同国家的金融排斥争论提出的政策建议；Dayson(2004)与Leeds市政府合作，对该地区金融排斥程度的详细解读；苏格兰政府出台的Financial Inclusion Action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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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2005)等。这些研究成果很多已经被政府采纳，用以解决金融排斥、金融沙漠(Financial Desertification)、金融遗弃及金融饥饿(Financial Starvation)问题，以求加速金融包容进程，并提高国民的金融能力(FinancialCapability)。如英国政府已经设立了Financial Inclusion Fund及Financial Inclusion Taskforce。
目前研究尚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仅局限于金融排斥本身的研究，忽略其与过度负债的内在关系，研究维度相对单一，缺乏多元化视角。因此需要对金融排斥重新定义，摒弃固有的错误观念与割裂思维，将其理念分解，并寻求同时解决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根本对策。
三、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联系
金融排斥理念缘起于地理维度，逐步从单维现象演化为为渐进分层的多维理念。European Commission(2008)指出，金融排斥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对适合其需求的主流(Mainstream)金融产品与怎么写作存在接触困难或使用困难(Accessing and／or using difficulties)，从而无法维系正常的社会生活。这个概念强调了金融排斥的动态性，并将其细分为接触与使用两个层面。
Beck et al(2005，2007)持相似观点，即需要同时考察金融深度(Depth)与金融宽度(Breadth)，金融产品可接触性与其使用的效用与强度。
Gloukoviezoff(2006)进一步指出金融排斥的后果是贫穷与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过度负债指如果净资产(包括收入与可变现资产)无法维持日常花销并且出现偿债困难，那么这些人面临过度负债(Stamp，2009)。过度负债不同于负债(Indebtedness)，后者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与构成要素，适度的负债有利于经济的健康成长，而那些久拖不还(Persistent arrears)、巨额债务、无法获取信贷支持、无力偿付意外花销的状态才被界定为过度负债。过度负债与低收入、金融排斥与社会排斥问题均紧密相连。
学者往往存在一个误解，即消除金融排斥的目标是实现全民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实现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的金融全覆盖，尤其是那些被传统金融忽视的农村地区、城乡贫困群体和微小企业。
诚然，农户获取适度金融怎么写作或信贷可平滑其收入并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但其收入偏低、缺乏抵押品、风险抵御能力差，过度负债会造成其财务压力，也会影响借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Hannig和Jansen(2011)就曾指出金融包容既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应当得到怎么写作，也不意味着供应商在提供怎么写作时不需要考虑风险和成本。
尽管可得性不受限制(即Access)，自我排斥和不利的风险收益特点这两方面都可能排除某个家庭或小企业使用金融怎么写作(即Use)。政策重点应致力于纠正市场失灵和消除非市场壁垒，以扩大金融怎么写作的范围。
因此国内学者近年提出的“普惠制金融”理念近似于国外的金融包容，但又不尽相同。前者是扶贫救困的福利主义，而后者倡导需求主体的机会平等与供给主体的健康成长。
Gloukoviezoff(2011)较早地对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两者既是贫穷及社会排斥的原因亦为其后果。伴随金融化(Financialisation)渗透于每个人的生活，过度负债与金融排斥两者紧密交织、相互影响。澳大利亚实证研究表明，过度负债会恶化金融排斥，尽管金融排斥不会直接导致过度负债，但是会诱发债务问题的恶化。如预算与管理愈加困难，或者无法获得正规金融部门信贷，导致不得不求助于等非正规金融，过高的引致过度负债甚至破产。Gloukoviezoff(2006)强调金融排斥的重要方面在于使用困难。
由于接触困难可以是需求或者供给要素导致，而这两方面要素都可以用使用困难来解释。如金融机构的营销排斥、产品的复杂程度、客户自我排斥等，都会导致使用困难。因此，使用困难可以导致接触困难与过度负债。因此过度负债主要源自于使用困难，部分来自于接触困难。从这个角度讲，过度负债是金融排斥过程引发的后果，两者互相强化，易形成恶性循环。
Gloukoviezoff(2011)进一步指出，接触困难是排斥过程的组成部分，同时是使用困难的直接后果。金融机构之所以拒绝为某些潜在客户提供怎么写作，是因为它们预期到这些客户将会面临使用困难，且过于贫穷，没有盈利空间，因此处理金融排斥的关键应该在于如何应对使用困难。Gloukoviezoff指出接触和使用的内在关系，能接触到怎么写作的人群之所以选择不采用这些金融产品和怎么写作，或者是因为缺乏自信、风险意识弱，或是由于这些产品不适合其需求，为其带来负面后果，也可能是对产品的使用存在失误等。Gloukoviezoff对金融排斥全新定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将其视为一个过程。即便有些人群开始可以接触到金融产品，但是如果其面临使用困难，那么随着排斥过程的推进，这些人群还是会被金融机构主动排斥在外(即接触困难)，最终结果是被排斥人群同时被接触和使用排斥，面临真正的金融排斥。过度负债是金融排斥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其典型特征是普遍的使用排斥，而第二个阶段是没有任何银行账户，即普遍的接触排斥。这两个阶段均为金融排斥过程的组成部分且产生消极的社会后果。可见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因果关联。Jones和Moores(2009)就曾经指出，金融排斥通常是贫穷的后果，但它也可以是诱因，导致更严重的贫穷及过度负债。
由于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信用(金融排斥)，只好求助于其他渠道，承担较高的利率，造成过度负债；反过来讲，过度负债人群会由于其不良信用记录而导致被主流金融机构排斥在外，造成金融排斥。过度负债人群面临基本剥夺(Basic deprivation)，次级剥夺(Secondary deprivation)，环境剥夺(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与健康剥夺(Health deprivation)。过度负债人群不仅缺乏基本的消费品如服装、食物、暖气与社会参与，而且缺乏家用耐用消费品、汽车、检测期等。此外，过度负债，必然导致负债人压力、绝望与不安全感，对其身心健康有害。因此，只有切断过度负债与金融排斥的风险传递链条，才能有效解决弱势人群的社会排斥，提高其经济地位，改善其生活质量。
四、我国农村的经验检验
金融化程度越高，则排斥的社会经济后果越严重。如法国，从1978年就强制规定必须通过银行账户接纳社会福利援助；在英国，如果不具备信誉较好的，无法申请手机包月怎么写作，而不得不选择费用较高的“pay as you go”，进一步加剧居民的偿债负担。可见，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化程度越高，被排斥人群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马太效应愈加明显，影响社会稳定。我国城乡二元化特征比较明显，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相对完善的城市，另一方面是缺乏合适金融产品与怎么写作的边远农村。金融怎么写作机构的天然趋利特性使其往往瞄准更有价值的富裕客户，为这些客户提供细分程度更高的包容性怎么写作，而收缩农村地区利润率低的分支机构和金融产品。因而缺乏正规银行怎么写作的农户与农村企业更有可能受到过度负债的困扰。换个角度来看，国外某些政府会规定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村地区投放贷款的比例。对于我国，硬性规定在农村吸收存款的正规金融将一定比例的存款投放到农村金融市场是否存在潜在风险，这种次级(Sub-prime)贷款是否与设计初衷背道而驰，引发新一轮的过度负债，是否越难获取主流信贷，越容易陷入过度负债等均为需要谨慎考察的问题。拟选取我国31省份为样本，考察农村地区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相关关系。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衡量我国农村金融排斥程度的具体指标包括：获得银行业机构贷款的农户占比、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户占比、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户占比、曾得到养老金的农户占比、农户贷款余额、人均储蓄存款水平、人均贷款水平、万人拥有怎么写作人员数、获得贷款的企业占比、小企业获得贷款余额、县及县以下万人机构覆盖度、县及县以下存款资源运用水平、县及县以下地区机构网点数量占比、县及县以下地区贷款占比、县及县以下地区存款占比以及农业贷款余额。过度负债的衡量指标则选取农村地区的不良贷款近似替代。从我国农村地区非正规借贷与金融排斥的关系来看，二者存在某种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即我国非正规金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成金融包容，其对金融排斥的贡献弹性为-0.032。从两者的模糊曲线拟合图形来看，呈现微弱的U形，存在一个拐点。说明起初非正规金融降低农村金融排斥程度，
摘自：毕业论文摘要范文www.udooo.com
然而随着非正规金融比例的提高，排斥指数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原因在于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排斥使农户和农村企业面临越来越高的偿债成本，诱发长期的债务困难，排斥程度反而会有所提升，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步入自强化阶段。在我国相对健全的银行体系下，农村客户却很难获取主流金融怎么写作，民间的借贷行为成为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重要渠道。不过，在今年信贷紧缩、流动性紧张等因素影响下温州地区企业经营普遍困难，难以偿还巨额的债务。过度负债与金融排斥恶性循环，一些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并开始波及蔓延到其他地区的中小企业。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模糊曲线拟合图形表明，两者正相关，且金融排斥对不良贷款的贡献弹性为0.042。表明随着排斥指数的增长，不良贷款比率增加，排斥越严重，则不良贷款越严重，即诱发过度负债；而过度负债对金融排斥的贡献弹性是0.015，说明过度负债也会导致金融排斥。
可见，金融排斥的作用强度更大，负面影响更深广，且过度负债是金融排斥过程引发的后果，这部分验证了国外学者的理论。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金融综合竞争力较高的发达省份其农村地区的排斥指数却较某些发展中地区高，如上海，2008年及2009年县以及县以下获得主流金融机构贷款的企业、农户占比均为0；金融综合竞争力较为发达的广东省，其获得贷款的农村企业占比只有0.07(同为东部省份的浙江省该指标为0.41)。是否意味着上海与广东省农户、农村企业有足够的资金，而不需要银行借贷?所谓的使用困难其定量化衡量十分困难，如何判断排斥是否主要源自于发达地区居民的自主选择?一个参照指标是农户人均收入，如北京(11668元)、天津(8687元)、上海(12482元)、江苏(8003元)、浙江(10007元)、广东(6906元)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513元)，表明一方面由于某些发达地区农户比较富裕，自有资金相对充裕；另一方面这些区域的其他借款比重较高，反映其民间借贷的旺盛。如广东、上海其他借款户所占比重分别为0.74与0.67。
获取贷款的农户与企业的数据反映了主流金融排斥的现状，却无法区分是接触困难，还是使用困难，是供给因素，还是需求导致。即便是农户的主动选择(无资金需求的自我排斥)，也蕴含了未来的危机。因为我国较发达省区的农村区域，其农村金融化水平并不比发展中地区高出多少，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仍然占消费总支出的绝大部分，因此其受金融排斥的影响相对于高度金融化的发达国家较小。
国外学者认为，金融化趋势不可逆转，并将渗透于每个人的生活。我国农户也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银行账户、信用卡、电子支付、网络银行等。而我国农民较低的主流金融参与度虽暂时掩盖了潜在矛盾，但随着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推进，问题将逐步暴露。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微观金融是否为解决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的最佳途径始终存在争论。
部分学者认为微观金融将强化贫困，也有学者将其视为帮助弱势人群进行日常管理、预算及弱势群体唯一可寻求的渠道。近期某些小额信贷的经营危机令这两种截然相反观点的对立更加明显。与国外不同，就我国农村地区而言，正规金融机构也提供小额信贷怎么写作(如邮政储蓄银行)，其怎么写作的完善和经营方式的创新有利于削减农村的金融排斥与过度负债。第
二、金融包容要致力于消除贫困及社会排斥，是一个整体工程。
收入是金融排斥的关键诱致变量，而收入过低、难于抵偿日常开销被称为过度负债。因此反贫困是关键环节，需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收入，而不仅仅是单纯增强其金融能力或加强金融教育(这两项要素解释力有限)。此外，需要提供适宜的金融产品，并推进适用金融技术的发展，加速电子金融和手机金融发展的同时，还要防止产品、技术过于复杂，导致农村经济主体产生“反学习性”，引发自我排斥。第
三、开展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提倡信息共享，避免过度负债。
此外，政府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基础上，可适当降低注册资本等门槛条件，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农村地区的支付和结算业务。可考虑参照英国邮局写作技巧银行金融业务的经验，允许广布农村的邮局分支机构或大型超市从事基本的小额取款和结算业务，将其转变成金融包容的写作技巧机构，以便利农户日常管理。同时加强金融体系的开放性与竞争性。(责任编辑：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