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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初以来，三个十年，四个阶段(朦胧诗、第三代诗、1990年代诗歌及新世纪诗歌)，当代中国大陆现代主义诗歌之艰难而辉煌的历程中，诗人和诗评家肝胆相照并肩前行，终得诗与诗学的双重崛起、巩固及全面确立，已成为历史记忆中最为浓重的底色和最为感念的节点。三十年艰难过渡：主流与潜流，庙堂与民间，风潮与个在，探索与鼓呼一回看来路，很难想象，若仅有几代诗人之青春热血的搏击与竞渡，而失却有如“摆渡者”般重要的现代诗学与先锋评论之支撑，那又将是怎样的另一种历程与结局?
尘埃落定，我们或许更要感怀，比起自由“竞渡”的诗人们来说，“摆渡者”的生涯其实更为艰难而不易一有幸的是，三十年间，各个阶段，每一关口，我们总能“风云际会”中携手葆有智者风范及知音情怀的“摆渡者”，而得以精神的激励与理论的导引，及至方向、坐标与重心的确认，不致长久徘徊或无由的沉没。
在这一横跨三十年的“摆渡者”前列中，著名诗学家、诗歌评论家、诗歌活动家和编选家吴思敬教授的身影，无疑是最令人难忘者之一——七部诗学专著，沉潜新诗现代化问题；近百篇诗歌理论与批评文章，穿越三十年现代诗发展历程；视野广阔，横贯四个阶段先锋诗歌及常态诗歌写作现场；心斋仁厚，泽被几代诗人之发现之推介之认证之确立；主持《诗探索》复刊十六年，举步维艰、任劳任怨而殚精竭力不居功；组织并介入诸多重要诗歌活动与诗歌事件而成深刻历史印记却淡定视之无张扬。与此同时，作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主要创办人和主持者，吴思敬更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明锐的眼光，以及兼容并包的仁者胸怀，不但引进与培养了一大批影响日盛的中青年新诗理论与批评家，且为跨越世纪的现代诗学与诗歌创作，搭建了一个实力雄厚而又格外活跃的平台，使之成为与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比肩而立，共同打造近二十年来研究、推动现代诗学和现代诗歌创作之卓越成就的又一方重镇，为海内外所瞩目!
或许，着笔评价一位名重天下的诗学家、诗歌批评家，我们更应以其学术成就为本。但一方面，吴思敬的诗学建树和诗学影响已属有口皆碑之公认，无须赘论；另一方面，出于上述“摆渡者”之历史功用的特别视角，我更看重吴思敬之诗学精神的价值所在。一位现代学者，尤其身处这三十年之风云激荡而艰
实则凡真正有为的学者，在学有专攻、著书立说之外在成就后面，都有一脉不同凡俗的精神与人格做内里的支撑。读其文，识其人，体悟其立言立行之精神底背及人格基质，于吴思敬先生而言，我认为，为其学术精神和学术人格“打底”的主要元素，正是这一济世淑人之仁者情怀。而或许只有以这样的情怀“打底”，方能真正胜任“摆渡者”的使命，并化为其本色所然，虽历尽艰辛而茹苦为甘，不失责任与担当。
探讨一位诗学家的精神理路，仅从理论认知人手，不免概念化。作为与吴思敬先生忘年君子之交近二十年的笔者，其实有更多感怀留存于记忆中的细节，或可更能透显先生诗学精神和仁者风范的精微之所在。
至今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吴思敬先生，是1994年10月23日在北大中文系由谢冕、杨匡汉、吴思敬主持召开，题为“当前诗歌：思考与对策”的研讨会上。那年秋天我有幸赴北大做谢冕尊师的访问学者，得以出席这次会议。记得到会发言的还有洪子诚先生和林莽、刘福春、刘士杰、程光炜、臧棣、陈旭光诸位，我负责做记录，并于会后整理成文字稿，经由臧棣和陈旭光补充校勘后，发表于《作家》文学月刊1 995年第5期。实际上这次会议是于当年刚复刊的《诗探索》编委会一次扩大性的工作会议，但所讨论的主题和展开的发言却十分有分量，可以说是现代主义新诗潮由1 980年代向1 990年代转型的关键阶段，一个颇具学术含量和历史意义、从理论批评到创作状态的重要反思与前瞻，其中不少话题，已预见了后来的诗歌发展现实，有的则已成为数年后“盘峰论争”的前奏。
以后来发表的近七千字会议纪要看，会议主要发言大多集中于如何认定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这十年间，现代主义诗歌的成就与问题，包括理论与批评的状况。其中程光炜和臧棣的发言，已初步透露了后来逐步成形的“九十年代诗歌”和“知识分子写作”的理论认知，并在各自的发言中开列了这一认知下的代表诗人。其他发言则多以对这一阶段诗歌的不足与期望为主。吴思敬的发言则对这十年予以了高度评价，并开列了另一份代表诗人名单。其中，既有对海子、西川的激赏，和对王家新、陈东东的中肯评价，也有对“他们”、“非非”诗学贡献的充分肯定，以及对“伊蕾、陆忆敏、翟永明、唐亚平”所代表的女性诗歌的发展成就的认定。尤其谈到韩东时，认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照世界的方式，尽管有些偏颇的地方，但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同时还特别提到伊沙的创作影响“已构成一种伊沙现象”。并最终认为：“诗歌的局面还是可观的……目前能与现实相对抗的，仍然只是诗，比起小说要好得多。关键是对新生的诗人和诗总体把握不够，深入研究不够。”
此次到会者，唯有吴思敬先生我是初识，而也正是他的发言，让我特别认同并为之感佩!一方面，我自己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投入现代诗评论后，一直重在对第三代诗歌尤其是“他们”和“非非”诗人与作品的关注并为之鼓呼，也是“伊沙现象”较早的论述者，故听到前辈评论家中有如此高度评价的声音，自是颇生共鸣与鼓舞；另一方面，吴思敬当时所持有的立场和视野，包括他所认同所开列的那份代表诗人名单，确实要更中肯和更全面些。由此油然而生的直接感受是：在“三个崛起”理论的历史性开启与摆渡之后，现代主义新诗潮在其新的发展进程和过渡阶段中，又有了堪可胜任其承前启后使命的新的“摆渡者”——而后来的诗歌发展现实也证明，吴思敬的诗学研究、诗歌理论与批评及其发起、主持、参与的一系列诗歌活动，确然是继“三个崛起”之后，自“第三代诗歌”至新世纪诗歌之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最为出色而重要的“摆渡者”与“发言人”，其视点和着力处，遍及这一时期诗歌进程的各个节点与要津，产生不可替代而别具推动作用的重要影响。
回头再说“学术成就”。三十年间，就学术而言，吴思敬在从朦胧诗到新世纪诗歌的四个阶段的各个关节点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且影响广泛，并将之延伸为一系列具有前沿学术价值的诗学思考与研究。这其中，足以体现吴思敬诗学精神的关键处，在于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且有机地将个别立场和独到见解与历史维度相联系相权衡。诗学研究与诗歌批评同步，潮流研究与个案研究同步，诗学思考与诗歌现场同步，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同步，吴思敬由此提出过不少诗学新观念、新命题，也由此推举过不少诗坛新人、新潮、新走向，但都维系于历史向度的考量和以公器为重的精神底背，立言、立功中不失立德，处处有情怀在，与其“摆渡者”的形象风范可谓一体两面，相得益彰。
当此急功近利之浮躁时代，加之“学术产业”的大行其道，做学问，尤其是做当下眼前的学问，比如渐趋“显学。情势的新诗理论与批评，跻身于众声喧哗且名家云集之中，不少后来者难免急于“标出”而“剑走偏锋”。其中，或另辟蹊径另“命名”，或另立山头另“圈地”，以求于另起理论“制高点”或改写历史谱系之下，打造个人学术身份与学术成就之立身入史的“平台”。潮流所致，其实这样的“心理机制”
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吴思敬以公器为重、融个人于历史的诗学精神之核心所在，方显得尤为突出与珍贵。
从1980年7月24日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继而为朦胧诗重要诗人食指、舒婷、北岛、林莽、梁小斌等撰写系列评论，同“三个崛起”理论一起并肩前行，开疆拓土，到《新生代诗人：印象与思考》等文章为“第三代诗歌”及其代表诗人的认证与推举，及至《90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精神的逃亡与心灵的漂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代诗歌主潮》《中国新诗：世纪初的观察》《当今诗歌：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等重要诗论，对九十年代诗歌和新世纪诗歌的把脉与导引，以及复刊主编《诗探索》并以此为平台，参与策划、鼎力主持“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盘峰论争”等重大活动，一路走来，皆与诗同行，与史同步，在不负使命、不失情怀，虽居功至重而唯留侧影于远念!
行文至此，复想起今年春上，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召开的《中国新诗总系》出版研讨会在京召开。3月20日会议闭幕，谢冕先生在总结发言中，特别提到吴思敬参与主编《总系》第八卷“理论卷”过程中，虽经他再三提命仍坚持不收入自己的文章这件事，并十分动容地当场向吴思敬致意感谢——百年一选，藏之名山，八十万字，百余作者，吴思敬精心编就并撰写三万余字的“导言”后，自己则悄然“出列”，又一次让我们领略到这位以公器为重、以历史为怀之“摆渡者”的风骨所在。
时代不乏“达人”，历史不乏“典范”，而“仁者无疆”山长水远、天高地阔——此或许正是吴思敬先生为学术为学人的精神寄托之所在，而又何尝不是今日时代里，真正为诗歌为诗人者，可资参照的精神坐标?
尘埃落定，我们或许更要感怀，比起自由“竞渡”的诗人们来说，“摆渡者”的生涯其实更为艰难而不易一有幸的是，三十年间，各个阶段，每一关口，我们总能“风云际会”中携手葆有智者风范及知音情怀的“摆渡者”，而得以精神的激励与理论的导引，及至方向、坐标与重心的确认，不致长久徘徊或无由的沉没。
在这一横跨三十年的“摆渡者”前列中，著名诗学家、诗歌评论家、诗歌活动家和编选家吴思敬教授的身影，无疑是最令人难忘者之一——七部诗学专著，沉潜新诗现代化问题；近百篇诗歌理论与批评文章，穿越三十年现代诗发展历程；视野广阔，横贯四个阶段先锋诗歌及常态诗歌写作现场；心斋仁厚，泽被几代诗人之发现之推介之认证之确立；主持《诗探索》复刊十六年，举步维艰、任劳任怨而殚精竭力不居功；组织并介入诸多重要诗歌活动与诗歌事件而成深刻历史印记却淡定视之无张扬。与此同时，作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主要创办人和主持者，吴思敬更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明锐的眼光，以及兼容并包的仁者胸怀，不但引进与培养了一大批影响日盛的中青年新诗理论与批评家，且为跨越世纪的现代诗学与诗歌创作，搭建了一个实力雄厚而又格外活跃的平台，使之成为与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比肩而立，共同打造近二十年来研究、推动现代诗学和现代诗歌创作之卓越成就的又一方重镇，为海内外所瞩目!
或许，着笔评价一位名重天下的诗学家、诗歌批评家，我们更应以其学术成就为本。但一方面，吴思敬的诗学建树和诗学影响已属有口皆碑之公认，无须赘论；另一方面，出于上述“摆渡者”之历史功用的特别视角，我更看重吴思敬之诗学精神的价值所在。一位现代学者，尤其身处这三十年之风云激荡而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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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过渡的时代大潮中，其学养、学理、问题意识和学术直觉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学术自主性与学术精神的独立与博大。“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无论是立于“潮头”还是隐于“潜修”，无个性则难免平庸，乏精神则难成格局。特别是在当代中国之现代主义诗歌大潮中，若要以“摆渡者”为己任，没有深厚的爱心和责任感，以及由此自感认领的担当精神与济世情怀，仅以案头学术持之，绝难担此重任而立身人史。三十年间，吴思敬以个我的鲜明立场、确切方向和卓越才识投身现代诗学和现代主义新诗潮，成就卓著、影响广大，同时更以仁厚、真诚、热切、亲和的仁者风范，相濡以同侪，相携于同道，奖掖晚学，扶助新生，兢兢业业，一以贯之，尽显“摆渡者”济世淑人的精神风貌。尤其是与四个时期之几代诗人和诗评家的广泛交往，屡屡传为佳话：无论是于文本(创作与批评)还是于人本(诗人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都一直保持着一种“自由平等的气息”和“互助共存的气息”(鲁迅语)，令无数沾灌者感念深深。实则凡真正有为的学者，在学有专攻、著书立说之外在成就后面，都有一脉不同凡俗的精神与人格做内里的支撑。读其文，识其人，体悟其立言立行之精神底背及人格基质，于吴思敬先生而言，我认为，为其学术精神和学术人格“打底”的主要元素，正是这一济世淑人之仁者情怀。而或许只有以这样的情怀“打底”，方能真正胜任“摆渡者”的使命，并化为其本色所然，虽历尽艰辛而茹苦为甘，不失责任与担当。
探讨一位诗学家的精神理路，仅从理论认知人手，不免概念化。作为与吴思敬先生忘年君子之交近二十年的笔者，其实有更多感怀留存于记忆中的细节，或可更能透显先生诗学精神和仁者风范的精微之所在。
至今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吴思敬先生，是1994年10月23日在北大中文系由谢冕、杨匡汉、吴思敬主持召开，题为“当前诗歌：思考与对策”的研讨会上。那年秋天我有幸赴北大做谢冕尊师的访问学者，得以出席这次会议。记得到会发言的还有洪子诚先生和林莽、刘福春、刘士杰、程光炜、臧棣、陈旭光诸位，我负责做记录，并于会后整理成文字稿，经由臧棣和陈旭光补充校勘后，发表于《作家》文学月刊1 995年第5期。实际上这次会议是于当年刚复刊的《诗探索》编委会一次扩大性的工作会议，但所讨论的主题和展开的发言却十分有分量，可以说是现代主义新诗潮由1 980年代向1 990年代转型的关键阶段，一个颇具学术含量和历史意义、从理论批评到创作状态的重要反思与前瞻，其中不少话题，已预见了后来的诗歌发展现实，有的则已成为数年后“盘峰论争”的前奏。
以后来发表的近七千字会议纪要看，会议主要发言大多集中于如何认定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这十年间，现代主义诗歌的成就与问题，包括理论与批评的状况。其中程光炜和臧棣的发言，已初步透露了后来逐步成形的“九十年代诗歌”和“知识分子写作”的理论认知，并在各自的发言中开列了这一认知下的代表诗人。其他发言则多以对这一阶段诗歌的不足与期望为主。吴思敬的发言则对这十年予以了高度评价，并开列了另一份代表诗人名单。其中，既有对海子、西川的激赏，和对王家新、陈东东的中肯评价，也有对“他们”、“非非”诗学贡献的充分肯定，以及对“伊蕾、陆忆敏、翟永明、唐亚平”所代表的女性诗歌的发展成就的认定。尤其谈到韩东时，认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照世界的方式，尽管有些偏颇的地方，但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同时还特别提到伊沙的创作影响“已构成一种伊沙现象”。并最终认为：“诗歌的局面还是可观的……目前能与现实相对抗的，仍然只是诗，比起小说要好得多。关键是对新生的诗人和诗总体把握不够，深入研究不够。”
此次到会者，唯有吴思敬先生我是初识，而也正是他的发言，让我特别认同并为之感佩!一方面，我自己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投入现代诗评论后，一直重在对第三代诗歌尤其是“他们”和“非非”诗人与作品的关注并为之鼓呼，也是“伊沙现象”较早的论述者，故听到前辈评论家中有如此高度评价的声音，自是颇生共鸣与鼓舞；另一方面，吴思敬当时所持有的立场和视野，包括他所认同所开列的那份代表诗人名单，确实要更中肯和更全面些。由此油然而生的直接感受是：在“三个崛起”理论的历史性开启与摆渡之后，现代主义新诗潮在其新的发展进程和过渡阶段中，又有了堪可胜任其承前启后使命的新的“摆渡者”——而后来的诗歌发展现实也证明，吴思敬的诗学研究、诗歌理论与批评及其发起、主持、参与的一系列诗歌活动，确然是继“三个崛起”之后，自“第三代诗歌”至新世纪诗歌之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最为出色而重要的“摆渡者”与“发言人”，其视点和着力处，遍及这一时期诗歌进程的各个节点与要津，产生不可替代而别具推动作用的重要影响。
摘自：毕业论文前言www.udooo.com
四回头再说“学术成就”。三十年间，就学术而言，吴思敬在从朦胧诗到新世纪诗歌的四个阶段的各个关节点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且影响广泛，并将之延伸为一系列具有前沿学术价值的诗学思考与研究。这其中，足以体现吴思敬诗学精神的关键处，在于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且有机地将个别立场和独到见解与历史维度相联系相权衡。诗学研究与诗歌批评同步，潮流研究与个案研究同步，诗学思考与诗歌现场同步，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同步，吴思敬由此提出过不少诗学新观念、新命题，也由此推举过不少诗坛新人、新潮、新走向，但都维系于历史向度的考量和以公器为重的精神底背，立言、立功中不失立德，处处有情怀在，与其“摆渡者”的形象风范可谓一体两面，相得益彰。
当此急功近利之浮躁时代，加之“学术产业”的大行其道，做学问，尤其是做当下眼前的学问，比如渐趋“显学。情势的新诗理论与批评，跻身于众声喧哗且名家云集之中，不少后来者难免急于“标出”而“剑走偏锋”。其中，或另辟蹊径另“命名”，或另立山头另“圈地”，以求于另起理论“制高点”或改写历史谱系之下，打造个人学术身份与学术成就之立身入史的“平台”。潮流所致，其实这样的“心理机制”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评语www.udooo.com
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得有个前提，即尊重历史之序和公器之在，不可一味自以为是、以偏概全，唯急近功利为是。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吴思敬以公器为重、融个人于历史的诗学精神之核心所在，方显得尤为突出与珍贵。
从1980年7月24日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继而为朦胧诗重要诗人食指、舒婷、北岛、林莽、梁小斌等撰写系列评论，同“三个崛起”理论一起并肩前行，开疆拓土，到《新生代诗人：印象与思考》等文章为“第三代诗歌”及其代表诗人的认证与推举，及至《90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精神的逃亡与心灵的漂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代诗歌主潮》《中国新诗：世纪初的观察》《当今诗歌：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等重要诗论，对九十年代诗歌和新世纪诗歌的把脉与导引，以及复刊主编《诗探索》并以此为平台，参与策划、鼎力主持“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盘峰论争”等重大活动，一路走来，皆与诗同行，与史同步，在不负使命、不失情怀，虽居功至重而唯留侧影于远念!
行文至此，复想起今年春上，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召开的《中国新诗总系》出版研讨会在京召开。3月20日会议闭幕，谢冕先生在总结发言中，特别提到吴思敬参与主编《总系》第八卷“理论卷”过程中，虽经他再三提命仍坚持不收入自己的文章这件事，并十分动容地当场向吴思敬致意感谢——百年一选，藏之名山，八十万字，百余作者，吴思敬精心编就并撰写三万余字的“导言”后，自己则悄然“出列”，又一次让我们领略到这位以公器为重、以历史为怀之“摆渡者”的风骨所在。
时代不乏“达人”，历史不乏“典范”，而“仁者无疆”山长水远、天高地阔——此或许正是吴思敬先生为学术为学人的精神寄托之所在，而又何尝不是今日时代里，真正为诗歌为诗人者，可资参照的精神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