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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哈罗德·阿克顿是英国著名现代主义作家，也是20世纪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本文聚焦他的小说《牡丹与马驹》，从博物馆化的中国形象、中西文化的冲突碰撞、文化救赎与“中国梦”三个方面剖析了作品中的中国题材。小说《牡丹与马驹》中充满着东方与西方、古典中国与现代欧洲、西方文明危机与中国文化救赎之间的矛盾张力，精彩地再现了在华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的博物馆心态，揭示了20世纪初的北京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从侧面反映出阿克顿自身的文化焦虑。
关键词：哈罗德·阿克顿 《牡丹与马驹》 中国题材 文化救赎
：A
哈罗德·阿克顿是英国著名现代主义作家，也是20世纪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中国生活了七年，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与独到的理解。他的小说《牡丹与马驹》就是以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为依据写成的。小说《牡丹与马驹》描写了20世纪初在京的形形色色的欧洲人，从不知疲倦地组织社会活动并向有贵族头衔的旅客兜售中国艺术品的生意人到搜寻东方秘密的忧郁的探求者。他们为着各自的目的来到中国，对东方古都的感受也各不相同。作品中也描写了当时的中国人，从新旧夹缝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底层的艺人，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人心世态。
菲利普怀着对欧洲文明的幻灭感来到中国，并在北京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小说中这样描写他对北京的依恋之情：
“他发现自己强烈地依恋着北京，就像某些诗人依恋自己的情人一样，然而他却无意于表达自己的这份情感，因为他害怕这份情感会在表达的过程中有所遗失，就像那不可言说的‘道’一样。”
北京胡同的祥和静谧令他体会到生命的愉悦，在这里他可以远离战后的政治和欧洲的混乱局面，尽情地享受东方古都所特有的安宁。他希望像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一样在这里生活，最大的心愿就是被一个中国家庭收养，并常常幻想着自己在清明节的时候举办祭孔仪式，为祖先扫墓。
菲利普热爱中国的古典文化艺术，如同追寻精神家园一般追寻着古典中国的遗风古韵。然而，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正在发生着的现代蜕变却感到难以接受。他不明白为什么现代中国人要到国外去接受西式教育，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弃如敝履。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传统文化，胡同、儒家经典、京剧、书法这些中国古典元素滋养着他那颗空虚寂寥的内心。他将中国等同于古典中国，又将满清王朝视为古典中国的缩影，盲目地追逐满清遗风。在洋人的沙龙里，他被称作“满洲怪痴”，他的每样东西包括仆人和狗都有满族血统。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一直希望满清王朝复辟，北京再次成为强大帝国的都城。
小说中另一个把中国看成文物博物馆的典型人物是马斯科特太太。马斯科特太太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物，她视北京为寻欢作乐、倒卖古董从中渔利的好地方。她在自己的中式住所举办名为“中国佬俱乐部”的聚会，让来客穿上满族的服装，戴上满族的头饰以取乐。不仅如此，她还四处搜集古董，低价写进高价卖出，借以满足自己的文化占有欲。
菲利普和马斯科特太太代表了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典型心态，他们所热爱的不是一个现实的中国，而是一个历史的、博物馆化的中国。他们怀着对异域情调和东方神韵的憧憬来到中国，渴望在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寻找到他们所期待的古典荣光和帝都魅力。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最好永远停留在长袍马褂的明清时代，而不要有任何现代文明的印记。事实上，将中国博物馆化是西方人采取的一种跨文化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将中国文化变成“客体”或“他者”，变成西方人赏玩的对象。小说《牡丹与马驹》精彩地再现了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的博物馆心态，揭示了在华西方人在各种驱使下，对中国文化不同程度的侵占和利用。
作品中多次用“牡丹”来喻指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女性，而与之相对，“马驹”则隐喻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入侵。北京城时兴活动可追溯到1
小说中的中西文化冲突的主题不仅体现在文化意象上，更渗透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首先是加拿大籍的雕塑家艾维拉。艾维拉是很有主见的现代艺术家，她在巴黎用十年的时间尝试各种主义，从达达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却始终无法感到满足。于是她离开巴黎来到中国，试图“去揭开那未被探索的现实”。她在北京租了一所中式住宅，并在这里举办沙龙，欢迎中西方的客人前来展示自己的观点。然而，她来北京是怀着一种文化猎奇和趋异的心理，并非真的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所以身在其中屡屡感到不适应。无论她多么努力地去尝试，她都无法领略中国文化的精髓，而是始终感觉置身中国文化之外，“无法跨越那个魔圈的边缘”。对中国的想象与中国的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使艾维拉陷入深深的失望与迷惘之中。 与艾维拉类似，菲利普同样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两难抉择。为了满足自己在中国建立家庭的愿望，菲利普收养了京剧伶人杨宝琴为义子。然而，这个中国男孩私底下却热烈地向往着西方的一切。他把帝国大厦的图片张贴在自己房间里，整天穿着菲利普的那件诺福克旧茄克衫，恳求养父把他带到美国去。对菲利普而言，领养宝琴是他通向中国文化传统之路，他渴望建立一个中式家庭，享受中国传统家庭的天伦之乐，感受传统儒家文化的亲情。然而，宝琴对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的羡慕使他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20世纪初的中国正艰难地从古典迈向现代，任何泥古不化、抱残守缺者都注定被淘汰，而像菲利普一样的“满洲怪痴”对古典中国的痴迷也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阿克顿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在西方人中是罕见的。然而，阿克顿热爱的只是中国的古典文化，他痴迷于中国古迹、中国戏剧、中国绘画等具有中国古典特色的事物，而对中国出现的现代气息丝毫不感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牡丹与马驹》中的主人公菲利普是有着相似之处的。和菲利普一样，阿克顿经历了欧洲的战乱，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而向往古老宁谧的东方文化，希望在中国寻找到他心目中的人间天堂。虽然他也认识到中国的现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美好，然而他选择了逃避，一头扎进中国古典文化中，在那里寻找到了理想的美和心灵的慰藉。可以说，无论是菲利普还是阿克顿，喜欢的都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化活化石的中国，而非真正意味上的中国。
小说《牡丹与马驹》的结尾写到日本人入侵，在京的欧洲人纷纷逃离。然而，菲利普仍坚持留守四合院的家中，想为自己保留最后的做中国梦的角落。他渴望安宁，但头顶盘旋的飞机却使他无法平静。在这种情况下，宝琴的私塾教师佟先生成了他的精神导师，“这位年老的学者身上有一种宁静，……他的微笑宽容、慈悲而漠然……有一种来自古老文明的从容不迫的淡定。”这种超脱宁静正是菲利普渴慕已久的。于是，在佟先生的指引下，菲利普开始研习佛教经典，成了一名吃斋念佛的隐士，并最终走向了灵魂的涅槃，在古老的东方找到了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周宁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一书中说：“东方主义背景中，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是西方观照自身的一面镜子，它既是一个现实的国家，又可能是一个虚构的地狱或天堂，总之西方从中看到自己倒置的现实。”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就像是一面镜子，借助于这面异域文化之境，西方人得以了解自身，反观自身，超越自身。在小说《牡丹与马驹》中，厌倦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主人公菲利普正是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找到了心灵救赎，这表现了菲利普的制造者阿克顿以中国古典文化拯救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愿望。东方救赎作为西方文明危机下的一种精神诉求，表明了西方人对自身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对于西方人超越自身文化的困境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启示。然而，东方救赎始终是西方意识下的文化利用，在此过程中，西方人不可避免地用自身的价值标准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选择。换言之，他们是带着一副有色眼镜，看到了他们只想看到的中国，而非现实的中国。这就决定了东方救赎先天带有的理想化色彩超过其现实意义。一旦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他们宁可刻意躲避现实，也不愿意否定自己对中国的美好设想。在《牡丹与马驹》中，菲利普最后选择了佛教的“四大皆空”来达到心灵的自由与宁静，是有其必然性的。对一个来中国寻梦的西方人来说，当残酷的现实使中国梦濒临破灭之际，他只能选择在虚无飘渺的宗教中寻求解脱，以虚幻来逃避现实，从而得以不受干扰地永远沉睡在自己的中国梦里。而菲利普的制造者阿克顿，表面上看来，他因为战乱不得不离开中国无法圆自己的“中国梦”，但实际上，他却因此而得以保全理想中的中国，正是由于他的离开，使得中国成了他梦中的天堂，成了他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圣殿和逃避西方现实的乐园。
参考文献：
Acton， Harold. Peonies and Ponies.Oxford：Oxford UP，1941.
罗素，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3] 萧乾：《萧乾全集·第四卷·散文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杨波，女，1978—，湖北黄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西方文论、文艺学，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关键词：哈罗德·阿克顿 《牡丹与马驹》 中国题材 文化救赎
：A
哈罗德·阿克顿是英国著名现代主义作家，也是20世纪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中国生活了七年，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与独到的理解。他的小说《牡丹与马驹》就是以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为依据写成的。小说《牡丹与马驹》描写了20世纪初在京的形形色色的欧洲人，从不知疲倦地组织社会活动并向有贵族头衔的旅客兜售中国艺术品的生意人到搜寻东方秘密的忧郁的探求者。他们为着各自的目的来到中国，对东方古都的感受也各不相同。作品中也描写了当时的中国人，从新旧夹缝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底层的艺人，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人心世态。
一、博物馆化的中国形象
罗素说过：“喜欢文学艺术的人很容易将中国误解为像意大利和希腊一样，是一个文物博物馆。”中国形象的博物馆化是小说《牡丹与马驹》的核心主题之一。小说中的欧洲人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北京博物馆化。首先是小说的主人公菲利普·弗劳尔。菲利普怀着对欧洲文明的幻灭感来到中国，并在北京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小说中这样描写他对北京的依恋之情：
“他发现自己强烈地依恋着北京，就像某些诗人依恋自己的情人一样，然而他却无意于表达自己的这份情感，因为他害怕这份情感会在表达的过程中有所遗失，就像那不可言说的‘道’一样。”
北京胡同的祥和静谧令他体会到生命的愉悦，在这里他可以远离战后的政治和欧洲的混乱局面，尽情地享受东方古都所特有的安宁。他希望像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一样在这里生活，最大的心愿就是被一个中国家庭收养，并常常幻想着自己在清明节的时候举办祭孔仪式，为祖先扫墓。
菲利普热爱中国的古典文化艺术，如同追寻精神家园一般追寻着古典中国的遗风古韵。然而，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正在发生着的现代蜕变却感到难以接受。他不明白为什么现代中国人要到国外去接受西式教育，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弃如敝履。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传统文化，胡同、儒家经典、京剧、书法这些中国古典元素滋养着他那颗空虚寂寥的内心。他将中国等同于古典中国，又将满清王朝视为古典中国的缩影，盲目地追逐满清遗风。在洋人的沙龙里，他被称作“满洲怪痴”，他的每样东西包括仆人和狗都有满族血统。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一直希望满清王朝复辟，北京再次成为强大帝国的都城。
小说中另一个把中国看成文物博物馆的典型人物是马斯科特太太。马斯科特太太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物，她视北京为寻欢作乐、倒卖古董从中渔利的好地方。她在自己的中式住所举办名为“中国佬俱乐部”的聚会，让来客穿上满族的服装，戴上满族的头饰以取乐。不仅如此，她还四处搜集古董，低价写进高价卖出，借以满足自己的文化占有欲。
菲利普和马斯科特太太代表了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典型心态，他们所热爱的不是一个现实的中国，而是一个历史的、博物馆化的中国。他们怀着对异域情调和东方神韵的憧憬来到中国，渴望在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寻找到他们所期待的古典荣光和帝都魅力。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最好永远停留在长袍马褂的明清时代，而不要有任何现代文明的印记。事实上，将中国博物馆化是西方人采取的一种跨文化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将中国文化变成“客体”或“他者”，变成西方人赏玩的对象。小说《牡丹与马驹》精彩地再现了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的博物馆心态，揭示了在华西方人在各种驱使下，对中国文化不同程度的侵占和利用。
二、中西文化的冲突碰撞
小说除了再现在华西方人将中国博物馆化的心态之外，还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化在20世纪初的北京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冲突与碰撞。首先，小说的题目《牡丹与马驹》中隐含的文化意象暗示了中西文化冲突的主题。牡丹是中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素有“花王”之称，这里隐喻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小说中的《金鱼》一章里，作者描绘了北京公园里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交织的图景。街上既有穿着运动服、背着网球拍的女学生信步徜徉，又有穿着旗袍、身段如杨柳般婀娜的传统女性。公园中，年老的绅士们围在牡丹花床，像考察甲骨文一样细细端详着牡丹花瓣，而他们的妻妾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侍奉着。这里，女学生与旗袍女子、牡丹、老士绅、妻妾等交互辉映，构成一幅新旧交替的历史背景下北京城独特的生活画面。作品中多次用“牡丹”来喻指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女性，而与之相对，“马驹”则隐喻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入侵。北京城时兴活动可追溯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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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末，它是列强入侵中国的产物。在小说的《灵感》一章中，当英国绅士塞德里克在六个中国女孩的簇拥下出现在跑马场时，顾雷和特朗普尔夫妇惊叹道：“上帝保佑，他若不带着那些牡丹会令我们愉快些。”这里，牡丹与马驹、古典中国与现代欧洲交相辉映，编织出又一幅中西文化冲突碰撞、交互穿插的特殊图景。小说中的中西文化冲突的主题不仅体现在文化意象上，更渗透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首先是加拿大籍的雕塑家艾维拉。艾维拉是很有主见的现代艺术家，她在巴黎用十年的时间尝试各种主义，从达达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却始终无法感到满足。于是她离开巴黎来到中国，试图“去揭开那未被探索的现实”。她在北京租了一所中式住宅，并在这里举办沙龙，欢迎中西方的客人前来展示自己的观点。然而，她来北京是怀着一种文化猎奇和趋异的心理，并非真的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所以身在其中屡屡感到不适应。无论她多么努力地去尝试，她都无法领略中国文化的精髓，而是始终感觉置身中国文化之外，“无法跨越那个魔圈的边缘”。对中国的想象与中国的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使艾维拉陷入深深的失望与迷惘之中。 与艾维拉类似，菲利普同样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两难抉择。为了满足自己在中国建立家庭的愿望，菲利普收养了京剧伶人杨宝琴为义子。然而，这个中国男孩私底下却热烈地向往着西方的一切。他把帝国大厦的图片张贴在自己房间里，整天穿着菲利普的那件诺福克旧茄克衫，恳求养父把他带到美国去。对菲利普而言，领养宝琴是他通向中国文化传统之路，他渴望建立一个中式家庭，享受中国传统家庭的天伦之乐，感受传统儒家文化的亲情。然而，宝琴对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的羡慕使他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20世纪初的中国正艰难地从古典迈向现代，任何泥古不化、抱残守缺者都注定被淘汰，而像菲利普一样的“满洲怪痴”对古典中国的痴迷也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三、文化救赎与中国梦
小说《牡丹与马驹》中充斥着西方与东方、中国古典文化与现代欧洲文明之间的矛盾张力，再现了世纪交替之际的北京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从侧面反映出阿克顿自身的文化焦虑。阿克顿出生于20世纪初，正值欧洲文明由盛转衰之际，后又经历了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传统的价值观沦陷，整个西方世界陷入混乱无序中。不少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充满着悲观失望情绪，并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化中找寻欧洲文明危机的出路。这其中也包括哈罗德·阿克顿。1932年，阿克顿旅居中国，在北京一住就是七年。他住在四合院中，穿中式长袍，学中国话，想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阿克顿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中国戏剧。据他的好友萧乾回忆，阿克顿“经常在前门戏园里或说书唱大鼓的场所出现，恨不得一头扎进中国文化里”。他对中国的绘画和书法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师从溥杰亲王学习中国绘画，并拜访了当时与溥杰齐名的平民画家齐白石。阿克顿称北京为自己的“收养地”，希望能在北京安度此生。然而，1939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展开，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精神之乡。离开中国之后，阿克顿还连续多年支付着他在北京寓所的房租，希望着有朝一日能回北京与中国文化再续前缘，可惜此生未能如愿。阿克顿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在西方人中是罕见的。然而，阿克顿热爱的只是中国的古典文化，他痴迷于中国古迹、中国戏剧、中国绘画等具有中国古典特色的事物，而对中国出现的现代气息丝毫不感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牡丹与马驹》中的主人公菲利普是有着相似之处的。和菲利普一样，阿克顿经历了欧洲的战乱，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而向往古老宁谧的东方文化，希望在中国寻找到他心目中的人间天堂。虽然他也认识到中国的现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美好，然而他选择了逃避，一头扎进中国古典文化中，在那里寻找到了理想的美和心灵的慰藉。可以说，无论是菲利普还是阿克顿，喜欢的都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化活化石的中国，而非真正意味上的中国。
小说《牡丹与马驹》的结尾写到日本人入侵，在京的欧洲人纷纷逃离。然而，菲利普仍坚持留守四合院的家中，想为自己保留最后的做中国梦的角落。他渴望安宁，但头顶盘旋的飞机却使他无法平静。在这种情况下，宝琴的私塾教师佟先生成了他的精神导师，“这位年老的学者身上有一种宁静，……他的微笑宽容、慈悲而漠然……有一种来自古老文明的从容不迫的淡定。”这种超脱宁静正是菲利普渴慕已久的。于是，在佟先生的指引下，菲利普开始研习佛教经典，成了一名吃斋念佛的隐士，并最终走向了灵魂的涅槃，在古老的东方找到了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周宁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一书中说：“东方主义背景中，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是西方观照自身的一面镜子，它既是一个现实的国家，又可能是一个虚构的地狱或天堂，总之西方从中看到自己倒置的现实。”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就像是一面镜子，借助于这面异域文化之境，西方人得以了解自身，反观自身，超越自身。在小说《牡丹与马驹》中，厌倦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主人公菲利普正是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找到了心灵救赎，这表现了菲利普的制造者阿克顿以中国古典文化拯救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愿望。东方救赎作为西方文明危机下的一种精神诉求，表明了西方人对自身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对于西方人超越自身文化的困境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启示。然而，东方救赎始终是西方意识下的文化利用，在此过程中，西方人不可避免地用自身的价值标准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选择。换言之，他们是带着一副有色眼镜，看到了他们只想看到的中国，而非现实的中国。这就决定了东方救赎先天带有的理想化色彩超过其现实意义。一旦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他们宁可刻意躲避现实，也不愿意否定自己对中国的美好设想。在《牡丹与马驹》中，菲利普最后选择了佛教的“四大皆空”来达到心灵的自由与宁静，是有其必然性的。对一个来中国寻梦的西方人来说，当残酷的现实使中国梦濒临破灭之际，他只能选择在虚无飘渺的宗教中寻求解脱，以虚幻来逃避现实，从而得以不受干扰地永远沉睡在自己的中国梦里。而菲利普的制造者阿克顿，表面上看来，他因为战乱不得不离开中国无法圆自己的“中国梦”，但实际上，他却因此而得以保全理想中的中国，正是由于他的离开，使得中国成了他梦中的天堂，成了他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圣殿和逃避西方现实的乐园。
参考文献：
Acton， Harold. Peonies and Ponies.Oxford：Oxford UP，1941.
罗素，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3] 萧乾：《萧乾全集·第四卷·散文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杨波，女，1978—，湖北黄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西方文论、文艺学，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