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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走进虹影的文学创作，无疑是走进了真实繁复的生活世界。她的作品让行走在浮躁世界中的人们，感到一丝舒缓的慰藉。尤其她塑造的一系列勇敢坚毅、追求生命的母亲形象，更是不断地以温柔却强硬的姿态，让人的心灵为之震颤。然而，深入地挖掘母亲形象，我们会发现，在母亲形象的塑造方法上，虹影巧妙地以宏大的历史事件和个人的记忆为依托，刻画了独特而真实化的“母亲”。这种书写方式，为中国文学史画廊中的母亲群像增添了新的元素。
关键词：虹影母亲形象历史记忆
：A
虹影作为昔日前卫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并不只是纯粹地探寻女性世界，她塑造了众多写实性极强的母亲形象，深入到人类生活中那些看似普通、极易被忽视的角落。她是当代文坛中踽踽独行者，一直以来，她努力地要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创作上“往往囿出文坛常规经验，为当代文坛提供了一些新鲜而独特的因素”。姑且不论她的目的何在，单就她对文学史的新鲜
创作的主体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总是要面对文学史的既定前提和当代生活的现实基础，在虹影的文学创作中，似乎现实的成分更多一些。她自己也毫不回避，她喜欢真人真事，喜欢照实写。仔细想来，虹影的“照实写”必然有着深刻的背景因由，品读她的作品就会发现，宏大的历史事件和她个人童年的记忆等条件共同促成了独特而真实化的母亲形象的诞生。
一母亲形象与重大的历史事件
虹影近年来的创作乐于把历史事件与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在她的小说中，这些历史事件往往以若隐若现的面影植根于整个叙述的宏大背景，作为一个潜文本而时刻存在。虹影说：“离开历史的个人是虚检测的，是自我幻觉。我从小就明白，周围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历史有关。”因此，我们首先考察母亲形象的塑造与特定的历史事件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历史的书写对于完成人物形象的真实化特点又能起到怎样的效果。
在虹影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中，她在用近乎无动于衷的极为冷静的手法使读者被深深感动的同时，也如实地再现了历史。小说对主人公六六最初记忆的描述是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时期展开的，文本中对这段特定的历史直接做了交代：“从我的生日推算，母亲怀上我时，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饥荒最后一个黯淡的冬天……大部分人饿死在1959年、1960年、1961年的冬天的冰雪中，以及1962年‘青黄不接’的春天。”饥饿不仅直接地夺去人们的生命，使人们的身体迅速消瘦，更是对人的精神的严重摧残。由于在娘胎里受到了饥饿的折磨，所以六六虽然侥幸活命，对饥饿的感觉却要比常人更为恐惧。
正是由于如此沉重而真切的历史体验，六六才对自己能在夺走了数万人生命的饥荒年代平安地出生产生质疑。当年，母亲为了五个子女不得不外出做重体力活儿，一方面饱受饥饿的摧残，另一方面遭到人际的阻难，在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母亲显得尤为渺小与软弱。尽管如此，她却是在饥饿年代迎着困难而上的最为普通的妇女。小说中，当虹影对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深刻地再现时，母亲的形象似乎也随着走出了文本，让人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一位普通而真实的母亲付出的牺牲和代价，历经的磨难与沧桑。
在这部小说中，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使一个母亲为摆脱生存困境而做出的所有的努力都具有了合法性”，更在于在人物命运与历史的纠缠中，具有了活生生的体温和印记。
与《饥饿的女儿》一脉相承的姊妹篇《好儿女花》是虹影新近的代表作，书中的“我”一层层揭开母亲老年生活的谜团，更深切而真实地将母亲的苦难境遇娓娓道来。在这部小说中，除了详细讲到有关“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的历史之外，采用了更贴近当代的现实生活的历史事件，将“三峡工程”的历史面影随着“母亲”的生活一并展现出来。
1994年夏天，长江三峡地区地基开始动土，母亲便寝食难安，因为这是母亲的老家，外婆的坟墓就在此地，一旦水库开始蓄水，坟墓就会被淹没。对于能否迁坟的消息，由于交通的闭塞和通讯的落后，母亲只能苦等信件的传递。事情一拖再拖，三峡工程开始蓄水，祖坟的迁移也就只能成为泡影。为了避免年事已高的母亲伤心难过，亲人就封锁了消息。母亲在宏大的历史面前，再一次显出了弱小的神态。母亲就是母亲，虽然她在儿女面前无比坚强，但她始终是肉体凡胎，她不是神，她无法做到希望的事情都能实现。
在虹影的著作《阿难》中，中国远征军与盟国进行军事合作这段历史成为“我”替好友苏菲寻找旧爱阿难的过程中渐渐浮出的宏大背景。在这被时间湮没的历史尘埃中，母性的光辉依然在熠熠闪耀。
“我”寻找阿难，表面是受好友苏菲所托，实则为纪检部门专门成立的调查组追捕涉嫌大规模灰色经济行动的逃犯阿难。在到印度追寻阿难的过程中，阿难的舅舅辛格上校为“我”再现了一段对他来说太过伤心的历史。阿难的父亲作为一名中国远征军军官，因中国战士白白地为英国人丧命而与英军上校莫里森发生争执，此后结上仇。由于阿难的父亲并非天生的印度教徒，他与辛格上校的妹妹的婚姻遭到了印方家庭的反对，更引起了民族的纠纷。与莫里森的相见导致了阿难父母的双双遇难。此时，阿难的母亲已怀孕八个月。最后，阿难父亲的头颅被打碎，怀里抱着只剩下一口气的妻子，他们用最后的生命与精神做支撑，直到医务人员救下自己的骨肉。
在强大的历史事实面前，纠缠于哪些人物是真实存在、哪些是作者虚构想象已丧失了意义。虹影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她不仅仅关注和记述重大的历史真相，对于那些丰富而细腻的历史缝隙中的“小人物”，也给予同样的尊重。正如她自己所说：“那些现实里已不在人世的人，那些被现实湮没的人，我愿他们在我的文字中活下来，成为幸存者。”虹影让灾难中的母性散发出永恒的光辉，从宏大历史的角度使母亲形象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感，这样的写作，让人所共知的母亲无法不真实，更能引发读者内心深处的隐痛。
二母亲形象与作家的童年记忆
虹影的创作力相当旺盛，在这个对文学日渐冷漠的社会，她依然保持了对文学的虔诚与热爱。许多研究者指出，虹影的叙事经验与写作姿态正在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她立志成为一个书写历史的人，记载那些存在过的声音。我们可以从虹影的多部作品中，看到这种写实性极强的、历史进程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书写模式。而这种书写模式的建构，正是虹影个人童年记忆的外化。任何作家都会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心理本能，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运动变化有着敏锐的神经，能够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形成自己的
《饥饿的女儿》与《好儿女花》是虹影的自传体小说。她既然选择使用自传体，就是想向读者展现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自我”，那么就必然融合足够的“记忆”，将自己的成长历程重新经历一次。这种回忆看似简单，但“万一情感投入过多，就会跌下悬崖，伤痕累累”。所以，虹影宁愿如涅的凤凰，哪怕在令自己恐慌和撕裂般的疼痛中重新走一遭，也要还原一个真实的自我，藉此怀念自己的母亲。在这两个文本中，作者将主人公对往事的回忆穿插在现实世界之中。由于记忆的片片断断，这种书写方式恰与记忆的特性暗合，从而使读者生成了一种不断地回忆与思索历史的错觉，“母亲”不断地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她在时光的隧道中穿行，幻化出生动的面容，完成一种现实形态的展现。
这两部作品在表面上表达的是母爱的缺失，实质上却是作者对母爱的一种追忆，“是作者经历了人生许多坎坷，重新审视那一段历史之后内心的深度忏悔和自我批判，是对人性中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人类之爱的礼赞”。所以，人到中年的虹影，发现自己最不能释怀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尤其是对母亲对自己这个私生女小心翼翼的疼爱的幡然醒悟，酿成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最大悲剧。她与母亲本有深入交谈的机会，却都有意无意地错过了，这在《好儿女花》中若干次记录了。透过传记体小说可以看到，虹影个人对母爱是一种追悔莫及的心理状态。反观虹影的文学创作，她个人实际是带着一种极端渴望母爱的心理去创作的，这也是虹影多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曾缺失母爱的原因。
这种对母爱的追忆还可以在《孔雀的叫喊》中得到验证。柳璀“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按母亲的劝导行事过——从小就没有听过，听从了也会后悔”，因此，这位独立有主见的基因工程科学家几乎很少来母亲家里。柳璀小的时候，认为是母亲夺走了父亲对自己的爱，夺走了父亲的全部时间，以致父亲把自己的女儿冷落了。孩子这种童真的想法，不可小觑，这种意念会在心中慢慢地生根发芽，疯狂滋长。到了“”时，父亲遭到批斗，为了避免牵连到柳璀，父母让她去内蒙古草原的好友李伯伯家生活。从小在脱离母亲管束与关爱的环境中成长，自然使她不习惯与母亲在一起的生活。在柳璀的记忆中，从没好好和母亲一起生活过。外部与心理距离的遥远，使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排斥感。
当柳璀的婚姻出现危机时，母亲劝导她去探望在三峡工作的丈夫。行程中，她带着母亲的嘱托去拜访了母亲的老同事陈阿姨，并了解到自己前世的一些故事与自己生活中的某些联系，也渐渐地明白了母亲这么多年来的孤独与凄苦。虽然母亲现在被一个出版社全薪返聘，有专车接送，有宽敞的住处，她却从来没有关心过母亲的感受，从未给母亲带来过任何真正的安慰。柳璀是另一个世界的虹影，虽然她们性格不同，但对母爱都有一种追悔，这便是虹影的记忆在文本创作中的真实反映。
此外，虹影仍有一些作品中塑造了没有母亲或者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的人物形象，他们都以一种缺失母爱的身份存在。如在《上海王》中，小月桂七岁时，父母先后暴病死去；再如《上海之死》中的于堇，在她五六岁时，父母被人追杀，她从此成了孤儿。这些生命体，因为没有了母亲的关爱，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已成为虹影的创作范式，她就是要为这类人代言，要让他们的命运在没有了母亲之后，更加漂浮无所依。
“母亲”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图腾膜拜。虹影在多部作品中，试图构筑一个“母亲”的形象，讲述一个女人自己的历史和心理的变迁，是因为她是一个有着强烈情感追求的作家。一方面，虹影曾经缺失过母爱，对母亲产生过严重的误解；另一方面，当误解消除，她深切地感受到母爱的时候，母亲已不在人世。从心理因素来分析，正是因为求不得，所以才强烈地渴望与呼唤，只不过，这种求而不得衍生到极致，往往就容易导致极端的怨恨。这一点，在虹影的多部文学作品中都有着清晰的体现。
参考文献：
虹影：《好儿女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虹影：《饥饿的女儿》，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3] 虹影：《阿难》，现代出版社，2009年版。
[4] 虹影：《孔雀的叫喊》，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5] 虹影：《危险年龄》，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
[6] 王侃：《历史·语言·：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主题与叙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 陈晓明：《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陈晓明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 王俊秋：《在生命中沉浮的女性——虹影小说的情感追寻历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
[9] 胡辙：《独特的写作姿态与立场》，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0] 虹影：《虹影为女儿讲述饥饿的童年》，中国日报网，2011年12月16日。
.cn/hqgj/jryw/2011-12-16/content_469593
关键词：虹影母亲形象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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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影作为昔日前卫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并不只是纯粹地探寻女性世界，她塑造了众多写实性极强的母亲形象，深入到人类生活中那些看似普通、极易被忽视的角落。她是当代文坛中踽踽独行者，一直以来，她努力地要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创作上“往往囿出文坛常规经验，为当代文坛提供了一些新鲜而独特的因素”。姑且不论她的目的何在，单就她对文学史的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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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元素的增添和对文学创作不断探索出新的元素而言，就是这个女作家所做的实实在在的贡献。创作的主体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总是要面对文学史的既定前提和当代生活的现实基础，在虹影的文学创作中，似乎现实的成分更多一些。她自己也毫不回避，她喜欢真人真事，喜欢照实写。仔细想来，虹影的“照实写”必然有着深刻的背景因由，品读她的作品就会发现，宏大的历史事件和她个人童年的记忆等条件共同促成了独特而真实化的母亲形象的诞生。
一母亲形象与重大的历史事件
虹影近年来的创作乐于把历史事件与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在她的小说中，这些历史事件往往以若隐若现的面影植根于整个叙述的宏大背景，作为一个潜文本而时刻存在。虹影说：“离开历史的个人是虚检测的，是自我幻觉。我从小就明白，周围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历史有关。”因此，我们首先考察母亲形象的塑造与特定的历史事件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历史的书写对于完成人物形象的真实化特点又能起到怎样的效果。
在虹影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中，她在用近乎无动于衷的极为冷静的手法使读者被深深感动的同时，也如实地再现了历史。小说对主人公六六最初记忆的描述是从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时期展开的，文本中对这段特定的历史直接做了交代：“从我的生日推算，母亲怀上我时，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饥荒最后一个黯淡的冬天……大部分人饿死在1959年、1960年、1961年的冬天的冰雪中，以及1962年‘青黄不接’的春天。”饥饿不仅直接地夺去人们的生命，使人们的身体迅速消瘦，更是对人的精神的严重摧残。由于在娘胎里受到了饥饿的折磨，所以六六虽然侥幸活命，对饥饿的感觉却要比常人更为恐惧。
正是由于如此沉重而真切的历史体验，六六才对自己能在夺走了数万人生命的饥荒年代平安地出生产生质疑。当年，母亲为了五个子女不得不外出做重体力活儿，一方面饱受饥饿的摧残，另一方面遭到人际的阻难，在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母亲显得尤为渺小与软弱。尽管如此，她却是在饥饿年代迎着困难而上的最为普通的妇女。小说中，当虹影对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深刻地再现时，母亲的形象似乎也随着走出了文本，让人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一位普通而真实的母亲付出的牺牲和代价，历经的磨难与沧桑。
在这部小说中，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使一个母亲为摆脱生存困境而做出的所有的努力都具有了合法性”，更在于在人物命运与历史的纠缠中，具有了活生生的体温和印记。
与《饥饿的女儿》一脉相承的姊妹篇《好儿女花》是虹影新近的代表作，书中的“我”一层层揭开母亲老年生活的谜团，更深切而真实地将母亲的苦难境遇娓娓道来。在这部小说中，除了详细讲到有关“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的历史之外，采用了更贴近当代的现实生活的历史事件，将“三峡工程”的历史面影随着“母亲”的生活一并展现出来。
1994年夏天，长江三峡地区地基开始动土，母亲便寝食难安，因为这是母亲的老家，外婆的坟墓就在此地，一旦水库开始蓄水，坟墓就会被淹没。对于能否迁坟的消息，由于交通的闭塞和通讯的落后，母亲只能苦等信件的传递。事情一拖再拖，三峡工程开始蓄水，祖坟的迁移也就只能成为泡影。为了避免年事已高的母亲伤心难过，亲人就封锁了消息。母亲在宏大的历史面前，再一次显出了弱小的神态。母亲就是母亲，虽然她在儿女面前无比坚强，但她始终是肉体凡胎，她不是神，她无法做到希望的事情都能实现。
在虹影的著作《阿难》中，中国远征军与盟国进行军事合作这段历史成为“我”替好友苏菲寻找旧爱阿难的过程中渐渐浮出的宏大背景。在这被时间湮没的历史尘埃中，母性的光辉依然在熠熠闪耀。
“我”寻找阿难，表面是受好友苏菲所托，实则为纪检部门专门成立的调查组追捕涉嫌大规模灰色经济行动的逃犯阿难。在到印度追寻阿难的过程中，阿难的舅舅辛格上校为“我”再现了一段对他来说太过伤心的历史。阿难的父亲作为一名中国远征军军官，因中国战士白白地为英国人丧命而与英军上校莫里森发生争执，此后结上仇。由于阿难的父亲并非天生的印度教徒，他与辛格上校的妹妹的婚姻遭到了印方家庭的反对，更引起了民族的纠纷。与莫里森的相见导致了阿难父母的双双遇难。此时，阿难的母亲已怀孕八个月。最后，阿难父亲的头颅被打碎，怀里抱着只剩下一口气的妻子，他们用最后的生命与精神做支撑，直到医务人员救下自己的骨肉。
在强大的历史事实面前，纠缠于哪些人物是真实存在、哪些是作者虚构想象已丧失了意义。虹影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她不仅仅关注和记述重大的历史真相，对于那些丰富而细腻的历史缝隙中的“小人物”，也给予同样的尊重。正如她自己所说：“那些现实里已不在人世的人，那些被现实湮没的人，我愿他们在我的文字中活下来，成为幸存者。”虹影让灾难中的母性散发出永恒的光辉，从宏大历史的角度使母亲形象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感，这样的写作，让人所共知的母亲无法不真实，更能引发读者内心深处的隐痛。
二母亲形象与作家的童年记忆
虹影的创作力相当旺盛，在这个对文学日渐冷漠的社会，她依然保持了对文学的虔诚与热爱。许多研究者指出，虹影的叙事经验与写作姿态正在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她立志成为一个书写历史的人，记载那些存在过的声音。我们可以从虹影的多部作品中，看到这种写实性极强的、历史进程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书写模式。而这种书写模式的建构，正是虹影个人童年记忆的外化。任何作家都会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心理本能，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运动变化有着敏锐的神经，能够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形成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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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创作系统，即一个作家外显的创作风格。从根本上说，虹影本人是一个私生女身份的作家，她毫不讳言，她的命运被指定成这样一个人，她以后的人生道路，便都与自己的童年记忆连在一起。例如，她的代表作品《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阿难》以及重写海上花系列的“上海三部曲”中，都或隐或显其个人的成长背景与生活经历。《饥饿的女儿》与《好儿女花》是虹影的自传体小说。她既然选择使用自传体，就是想向读者展现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自我”，那么就必然融合足够的“记忆”，将自己的成长历程重新经历一次。这种回忆看似简单，但“万一情感投入过多，就会跌下悬崖，伤痕累累”。所以，虹影宁愿如涅的凤凰，哪怕在令自己恐慌和撕裂般的疼痛中重新走一遭，也要还原一个真实的自我，藉此怀念自己的母亲。在这两个文本中，作者将主人公对往事的回忆穿插在现实世界之中。由于记忆的片片断断，这种书写方式恰与记忆的特性暗合，从而使读者生成了一种不断地回忆与思索历史的错觉，“母亲”不断地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她在时光的隧道中穿行，幻化出生动的面容，完成一种现实形态的展现。
这两部作品在表面上表达的是母爱的缺失，实质上却是作者对母爱的一种追忆，“是作者经历了人生许多坎坷，重新审视那一段历史之后内心的深度忏悔和自我批判，是对人性中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人类之爱的礼赞”。所以，人到中年的虹影，发现自己最不能释怀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尤其是对母亲对自己这个私生女小心翼翼的疼爱的幡然醒悟，酿成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最大悲剧。她与母亲本有深入交谈的机会，却都有意无意地错过了，这在《好儿女花》中若干次记录了。透过传记体小说可以看到，虹影个人对母爱是一种追悔莫及的心理状态。反观虹影的文学创作，她个人实际是带着一种极端渴望母爱的心理去创作的，这也是虹影多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曾缺失母爱的原因。
这种对母爱的追忆还可以在《孔雀的叫喊》中得到验证。柳璀“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按母亲的劝导行事过——从小就没有听过，听从了也会后悔”，因此，这位独立有主见的基因工程科学家几乎很少来母亲家里。柳璀小的时候，认为是母亲夺走了父亲对自己的爱，夺走了父亲的全部时间，以致父亲把自己的女儿冷落了。孩子这种童真的想法，不可小觑，这种意念会在心中慢慢地生根发芽，疯狂滋长。到了“”时，父亲遭到批斗，为了避免牵连到柳璀，父母让她去内蒙古草原的好友李伯伯家生活。从小在脱离母亲管束与关爱的环境中成长，自然使她不习惯与母亲在一起的生活。在柳璀的记忆中，从没好好和母亲一起生活过。外部与心理距离的遥远，使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排斥感。
当柳璀的婚姻出现危机时，母亲劝导她去探望在三峡工作的丈夫。行程中，她带着母亲的嘱托去拜访了母亲的老同事陈阿姨，并了解到自己前世的一些故事与自己生活中的某些联系，也渐渐地明白了母亲这么多年来的孤独与凄苦。虽然母亲现在被一个出版社全薪返聘，有专车接送，有宽敞的住处，她却从来没有关心过母亲的感受，从未给母亲带来过任何真正的安慰。柳璀是另一个世界的虹影，虽然她们性格不同，但对母爱都有一种追悔，这便是虹影的记忆在文本创作中的真实反映。
此外，虹影仍有一些作品中塑造了没有母亲或者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的人物形象，他们都以一种缺失母爱的身份存在。如在《上海王》中，小月桂七岁时，父母先后暴病死去；再如《上海之死》中的于堇，在她五六岁时，父母被人追杀，她从此成了孤儿。这些生命体，因为没有了母亲的关爱，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已成为虹影的创作范式，她就是要为这类人代言，要让他们的命运在没有了母亲之后，更加漂浮无所依。
“母亲”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图腾膜拜。虹影在多部作品中，试图构筑一个“母亲”的形象，讲述一个女人自己的历史和心理的变迁，是因为她是一个有着强烈情感追求的作家。一方面，虹影曾经缺失过母爱，对母亲产生过严重的误解；另一方面，当误解消除，她深切地感受到母爱的时候，母亲已不在人世。从心理因素来分析，正是因为求不得，所以才强烈地渴望与呼唤，只不过，这种求而不得衍生到极致，往往就容易导致极端的怨恨。这一点，在虹影的多部文学作品中都有着清晰的体现。
参考文献：
虹影：《好儿女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虹影：《饥饿的女儿》，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3] 虹影：《阿难》，现代出版社，2009年版。
[4] 虹影：《孔雀的叫喊》，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5] 虹影：《危险年龄》，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
[6] 王侃：《历史·语言·：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主题与叙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 陈晓明：《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陈晓明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 王俊秋：《在生命中沉浮的女性——虹影小说的情感追寻历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
[9] 胡辙：《独特的写作姿态与立场》，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0] 虹影：《虹影为女儿讲述饥饿的童年》，中国日报网，2011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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