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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1470—1559）以书画诗文名世，但他的志向却在于求取功名，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从26岁开始赴乡试，直到53岁为止，先后参加了9次，但都以名落孙山告终。实际上，他有10次应试的机会，32岁那年因丁忧而放弃了一次。嘉靖二年（1523），工部尚书李充嗣巡抚吴中，受刑部尚书林俊之托，向朝廷举荐文徵明。54岁的文徵明以岁贡生的身份赴京准备参加礼部的考试。他于四月十九日抵京，随即投卷礼部，定于闰四月初八日参加考试。而此时，工部尚书李充嗣、刑部尚书林俊、吏部尚书乔宇都十分看好文徵明，在台省诸公中称赞其才华，并没有让他参加考试，就于初六日被授翰林院待诏。待诏为从九品，是翰林院里最低的职位。
虽然翰林待诏职位卑下，但由于翰林院的特殊功能，却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文徵明的叔叔文森虽已致仕多年，但当他听到文徵明已被授翰林待诏时，感到是无比荣光之事，赋诗寄之：“红烛高烧夜着花，阿咸闻荐入金华。银鱼悬佩通仙籍，紫阁趋随草制麻。太史名传司马氏，东山屐倒谢玄家。书来深慰家庭庆，奕世恩光未有涯。”（《文氏家藏集·文中丞诗·徵明侄荐授翰林兼修国史喜而赋诗寄之》）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文徵明有机会参加早朝、节日朝贺、候驾、观驾、庆成宴等系列活动，写了《午门朝见》、《奉天殿早朝二首》、《雨中放朝出左掖》、《雪后早朝》、《元旦朝贺》、《进春朝贺》、《恭候大驾还自南郊》、《观驾幸文华听讲》、《庆成宴》、《再与庆成》等纪事诗，充满感激和歌颂之词：“宫墙树色深于染，总受天家雨露恩”，“日高归院词头下，满袖天香拆紫泥”，“满目升平题不得，白头惭愧直金銮”，“小臣漫厕夔龙后，仿佛还瞻日月光”。文徵明十分清楚翰林院所拥有的政治待遇。嘉靖四年春天，他同侍讲陈鲁南、修撰马仲房、编修王绳武游览西苑，作有《西苑诗十首》。他在诗后的跋语中写道：“窃念神宫秘府，迥出天上，非人间所得窥视。而吾徒际会清时，列官禁近，遂得以其暇日游衍其中，独非幸与？然而胜践难逢，佳期不再，而余行且归老江南，追思旧游，可复得耶？”他内心非常明白，一旦离开翰林院，就不可能再游西苑了。
翰林待诏是文徵明一生唯一就任的官职，也是他引以为豪的职位。嘉靖四年五月，文徵明的叔父文森去世；次年五月，他的岳父吴愈去世。叔父和岳父是文徵明最为亲近和尊重的长辈。嘉靖六年，文徵明撰《先叔父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文公行状》，署“侄翰林院待诏将仕佐郎徵明状”（《甫田集》卷二十六）；嘉靖七年，文徵明撰《明故嘉议大夫河南等处承宣布政司右参政吴公墓志铭》，署“婿翰林院待诏将仕郎兼修国史雁门文徵明著”，文中还叙及“次文徵明，翰林院待诏”（《甫田集》卷三十）。文徵明撰写上述二文时已从翰林院致仕回家，但仍署曾经担任的官职，既表达了对逝者的敬重，也反映出作者对此官职的重视。
即便如此，文徵明在翰林院三年半的时间里，也时有致仕南归之意。刚入翰林院之时，翰林诸公看到林俊、乔宇等人对文徵明推崇备至，认为有点过分，等到与文徵明交往之后，都非常折服文徵明的学问和品行。翰林杨慎、黄佐及吏部薛蕙等人均负一世之才，也特别爱敬他。林俊更是三天不见文徵明，便写信邀他去交谈，甚至说：“座何可无此君也。”（《文先生传》）当时众名士都为文徵明倾倒，将他比作唐代的王维、宋代的米芾，他的居所也常常宾客满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文徵明还是萌发了南归之思，《潦倒》透露了这一信息：“潦倒江湖岁月更，晚将白首入承明。五更几蹙长安马，百啭初闻上苑莺。北土岂堪张翰住？东山常系谢公情。不须礼乐论兴废，毕竟输他鲁两生。”（《文徵明怀归出京诗六十四首》）到了嘉靖四年，文徵明由于与个别翰林意不相得，上疏乞归。结果疏文被吏部压下而没有上报。他在家书中写出了没有上报的原因：“我归兴颇切，而当道方以格律锢人，谓非七十不得致仕，非病危不得请告。”（《沈文墨迹合璧·文徵明家书》）在《送赵丽卿》中表明：“不独离别伤远道，衰迟亦是要归人。清秋北雁尽南征，我独东归计未成。”（《甫田集》卷十一）嘉靖五年，文徵明任翰林待诏满三年，按官员考核规定，当赴吏部磨勘，以决定升降。但他不去吏部考核，却又一次上疏乞归，疏文再一次被吏部压下。六月，《宪皇帝实录》编纂完毕，按常例，参与此项工作者均有可能升迁。有人劝文徵明去拜访当权者，文徵明予以拒绝，因此官职没有得到升迁，仅仅是获得一些赏赐的银币而已，但他毫无怨言。经多次上疏乞归，最终获准致仕。他于十月十日离开京城，在《致仕出京言怀》中写道：“独骑羸马出枫宸，回首长安万斛尘。白发岂堪供世事？青山自古有闲人。”（《甫田集》卷十一）从此他又可以在青山绿水间过上闲适的生活了。
文徵明二十多年热衷于科举考试，企图博取一官半职，达到建功立业的
首先，自从来到北京，进入翰林院，广交朋友之后，文徵明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文徵明以学问和操行为众人所折服，而这些与他交往密切的人如林俊（1452—1524）、乔宇（1457—1524）、李充嗣（1462—1528）、钱贵（1472—1530）、杨慎（1488—1559）、黄佐（1490—1566）、薛蕙（1489—1541）等人，不仅官职远远高于他，而且都出身于进士。林俊、乔宇等人身为长辈，官职比文徵明高，尚在情理之中。而杨慎、黄佐都是翰林院同事，一个是经筵讲官，一个是编修，文徵明却只是一个从九品的待诏。更为难堪的是，杨慎比他小18岁，黄佐比他小20岁，完全是两代人。这种现实使他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也就是说，尽管富有才学和品德高尚，但无论从出仕途径还是从年龄上看，他都不具有优势。因而，他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中经常出现“白头”和“潦倒”的意象，如“潦倒江湖今白发，可能供奉殿东头”（《午门朝见》），“白头欣睹朝元盛，愿续思文颂太平”（《恭候大驾还自南郊》），“潦倒不惭书猎事，殷勤还赋伐檀诗”（《腊日赐宴》），“天上楼台白玉堂，白头来作秘书郎”（《内直有感》）。这些诗都作于参加朝廷活动之后，不少有歌颂之意，但诗中不免也流露出白头之叹。文徵明的这种情绪，在送行诗中表露得更为直白而坦率。钱贵是文徵明少年时的同学，于嘉靖三年以鸿胪寺丞致仕回苏州。文徵明在《送钱元抑南归口号十首》中写道：“黄尘车毂不曾停，白发怀恩恋阙廷。谁是东吴钱若水？归来双鬓只青青。”“少时同学晚同朝，一着输君去独高。落日黄尘回马处，满头衰发不堪搔。”“为语近来憔悴尽，日骑羸马听朝鸡。”（《甫田集》卷十）少年时的同学已功成名就致仕养老，而文徵明却满头衰发还要“日骑羸马”为朝廷奔忙，这便是作者内心“憔悴”的原因所在。官职级别的差异是无可回避的事实，也是文徵明最为纠结的问题。
其次，身为朝廷命官，文徵明在朝廷愈演愈烈的“议大礼”中感到无所作为。所谓“议大礼”，是指朝廷关于“继统”与“继嗣”关系的争论。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朱厚照去世。他既没有留下儿子，也没有亲兄弟，其叔叔的儿子朱厚熜以血缘关系顺利地成为皇帝，即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不久，就让朝臣讨论自己的父亲兴献王的封号问题。大学士杨廷和等人认为皇统不能中断，朱厚熜既然继承皇位，就应该上承孝宗的统绪，称孝宗为皇考，而称亲生父亲兴献王和兴献王妃蒋氏为皇叔父、皇叔母。但嘉靖帝不顾众大臣的反对，先后追尊其父为兴献帝、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其母为兴献后、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到了嘉靖三年七月，朱厚熜采用张璁、桂萼的建议，决定删去“本生”二字，尊其母为圣母圣章皇太后，追尊其父为皇考，同时称孝宗为皇伯考，孝宗皇后为皇伯母。二百二十多名大臣来到左顺门跪伏，进行哭谏。嘉靖帝大怒，180余名大臣被廷杖，其中17人先后死亡，四品以上官员俱夺俸，杨慎等11人戍边。
在整个“议大礼”的过程中，文徵明没有什么表现，也没有受到冲击。但他对大臣的铮铮铁骨和正直无私表达了崇敬之情。嘉靖帝为了削弱反对者的声音，借各种理由让一些大臣离开朝廷。吏部尚书乔宇反对任用桂萼、张璁，礼部尚书汪俊谏止称兴献帝为皇考，均被致仕。文徵明均写有送行诗，其中《送乔家宰致仕还太原》写道：“君子致身惟道在，野人思治愿公留。”（《甫田集》卷十）《追送石潭宗伯次归舟喜雨韵》写道：“雨露难忘天地德，江湖还系庙廊忧。古来兴废非人力，君子行藏与道谋。”（《甫田集》卷十）对两位因政治原因而离职的尚书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尊重与肯定。监察御史陈逅在“议大礼”中几次抗疏，被廷杖下狱，再被谪合浦县主簿。文徵明写了《送陈良会御史左迁合浦丞》：“谁兴濮议紊彝章？国是纷然失故常。慷慨一言思悟主，艰难万里遂投荒。君于职业真无负，我忝乡人与有光。
再次，到了嘉靖时期，官员的升迁注重科举出身，文徵明感到升迁的前景十分有限。《明史》卷七十一《选举三》载：“初，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且谕‘毋拘资格’。……永、宣以后，渐循资格，而台省尚多初授。至弘、正后，资格始拘，举、贡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轾低昂，不啻霄壤。”叙述了明代选用官员从不拘资格到重视进士出身的演变过程。黄佐在《送文待诏归姑苏序》中也说：“待诏官虽初命，然在祖宗朝，则有若朱公善、解公缙，稍迁即为学士。正德中，潘公辰犹至奉常卿。”（《泰泉集》卷三十五）以朱善、解缙、潘辰为例，说明至迟到正德年间为止，不是出身于进士的翰林待诏还有升迁为奉常卿的可能。但是，到了嘉靖时期，这种可能几乎为零。因而，黄佐感慨地评论文徵明：“其遭逢可谓奇，而人亡不惜其晚者。”
文徵明富有才学而德行超迈，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和尊重，但是在注重出身的环境里，他也遭到一些人的嘲讽。翰林院里的个别人当着众人之面发难说：“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史十一》）视文徵明为画匠，有意贬低他，让他难堪。《艺苑卮言附录》卷四也记载：“待诏以荐起，预修国史。北人同馆局者从待诏丐画，不以礼，多弗应。辄流言曰：‘文某当从西殿供事，奈何辱我翰林为！’待诏闻之，益不乐，决归矣。”从中可以看到翰林学士的傲慢和文徵明的苦闷。文徵明在《感怀》中写道：“五十年来麋鹿踪，若为老去入樊笼。五湖春梦扁舟雨，万里秋风两鬓蓬。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白头漫赴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文徵明怀归出京诗六十四首》）读书人的出处问题成为文徵明的困惑，他对自己的出仕行为表示了后悔之意。
正是由于上述复杂的原因，文徵明在出仕三年半后，毅然选择了致仕。正是由于这样的选择，才有了他后来主持吴中风雅三十多年的经历。他培养的艺术才俊，影响波及明清两代，其中周天球领袖吴中书画、王穉登主持文坛均达数十年之久。
（作者单位：西泠印社出版社）
虽然翰林待诏职位卑下，但由于翰林院的特殊功能，却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文徵明的叔叔文森虽已致仕多年，但当他听到文徵明已被授翰林待诏时，感到是无比荣光之事，赋诗寄之：“红烛高烧夜着花，阿咸闻荐入金华。银鱼悬佩通仙籍，紫阁趋随草制麻。太史名传司马氏，东山屐倒谢玄家。书来深慰家庭庆，奕世恩光未有涯。”（《文氏家藏集·文中丞诗·徵明侄荐授翰林兼修国史喜而赋诗寄之》）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文徵明有机会参加早朝、节日朝贺、候驾、观驾、庆成宴等系列活动，写了《午门朝见》、《奉天殿早朝二首》、《雨中放朝出左掖》、《雪后早朝》、《元旦朝贺》、《进春朝贺》、《恭候大驾还自南郊》、《观驾幸文华听讲》、《庆成宴》、《再与庆成》等纪事诗，充满感激和歌颂之词：“宫墙树色深于染，总受天家雨露恩”，“日高归院词头下，满袖天香拆紫泥”，“满目升平题不得，白头惭愧直金銮”，“小臣漫厕夔龙后，仿佛还瞻日月光”。文徵明十分清楚翰林院所拥有的政治待遇。嘉靖四年春天，他同侍讲陈鲁南、修撰马仲房、编修王绳武游览西苑，作有《西苑诗十首》。他在诗后的跋语中写道：“窃念神宫秘府，迥出天上，非人间所得窥视。而吾徒际会清时，列官禁近，遂得以其暇日游衍其中，独非幸与？然而胜践难逢，佳期不再，而余行且归老江南，追思旧游，可复得耶？”他内心非常明白，一旦离开翰林院，就不可能再游西苑了。
翰林待诏是文徵明一生唯一就任的官职，也是他引以为豪的职位。嘉靖四年五月，文徵明的叔父文森去世；次年五月，他的岳父吴愈去世。叔父和岳父是文徵明最为亲近和尊重的长辈。嘉靖六年，文徵明撰《先叔父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文公行状》，署“侄翰林院待诏将仕佐郎徵明状”（《甫田集》卷二十六）；嘉靖七年，文徵明撰《明故嘉议大夫河南等处承宣布政司右参政吴公墓志铭》，署“婿翰林院待诏将仕郎兼修国史雁门文徵明著”，文中还叙及“次文徵明，翰林院待诏”（《甫田集》卷三十）。文徵明撰写上述二文时已从翰林院致仕回家，但仍署曾经担任的官职，既表达了对逝者的敬重，也反映出作者对此官职的重视。
即便如此，文徵明在翰林院三年半的时间里，也时有致仕南归之意。刚入翰林院之时，翰林诸公看到林俊、乔宇等人对文徵明推崇备至，认为有点过分，等到与文徵明交往之后，都非常折服文徵明的学问和品行。翰林杨慎、黄佐及吏部薛蕙等人均负一世之才，也特别爱敬他。林俊更是三天不见文徵明，便写信邀他去交谈，甚至说：“座何可无此君也。”（《文先生传》）当时众名士都为文徵明倾倒，将他比作唐代的王维、宋代的米芾，他的居所也常常宾客满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文徵明还是萌发了南归之思，《潦倒》透露了这一信息：“潦倒江湖岁月更，晚将白首入承明。五更几蹙长安马，百啭初闻上苑莺。北土岂堪张翰住？东山常系谢公情。不须礼乐论兴废，毕竟输他鲁两生。”（《文徵明怀归出京诗六十四首》）到了嘉靖四年，文徵明由于与个别翰林意不相得，上疏乞归。结果疏文被吏部压下而没有上报。他在家书中写出了没有上报的原因：“我归兴颇切，而当道方以格律锢人，谓非七十不得致仕，非病危不得请告。”（《沈文墨迹合璧·文徵明家书》）在《送赵丽卿》中表明：“不独离别伤远道，衰迟亦是要归人。清秋北雁尽南征，我独东归计未成。”（《甫田集》卷十一）嘉靖五年，文徵明任翰林待诏满三年，按官员考核规定，当赴吏部磨勘，以决定升降。但他不去吏部考核，却又一次上疏乞归，疏文再一次被吏部压下。六月，《宪皇帝实录》编纂完毕，按常例，参与此项工作者均有可能升迁。有人劝文徵明去拜访当权者，文徵明予以拒绝，因此官职没有得到升迁，仅仅是获得一些赏赐的银币而已，但他毫无怨言。经多次上疏乞归，最终获准致仕。他于十月十日离开京城，在《致仕出京言怀》中写道：“独骑羸马出枫宸，回首长安万斛尘。白发岂堪供世事？青山自古有闲人。”（《甫田集》卷十一）从此他又可以在青山绿水间过上闲适的生活了。
文徵明二十多年热衷于科举考试，企图博取一官半职，达到建功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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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虽然没有考取功名，但却以“岁贡”的途径获得了令人羡慕的翰林待诏之职。他本应以此为起点，努力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他却在任职三年半之后，乞求致仕南归了。他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有着深刻的心理、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自从来到北京，进入翰林院，广交朋友之后，文徵明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文徵明以学问和操行为众人所折服，而这些与他交往密切的人如林俊（1452—1524）、乔宇（1457—1524）、李充嗣（1462—1528）、钱贵（1472—1530）、杨慎（1488—1559）、黄佐（1490—1566）、薛蕙（1489—1541）等人，不仅官职远远高于他，而且都出身于进士。林俊、乔宇等人身为长辈，官职比文徵明高，尚在情理之中。而杨慎、黄佐都是翰林院同事，一个是经筵讲官，一个是编修，文徵明却只是一个从九品的待诏。更为难堪的是，杨慎比他小18岁，黄佐比他小20岁，完全是两代人。这种现实使他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也就是说，尽管富有才学和品德高尚，但无论从出仕途径还是从年龄上看，他都不具有优势。因而，他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中经常出现“白头”和“潦倒”的意象，如“潦倒江湖今白发，可能供奉殿东头”（《午门朝见》），“白头欣睹朝元盛，愿续思文颂太平”（《恭候大驾还自南郊》），“潦倒不惭书猎事，殷勤还赋伐檀诗”（《腊日赐宴》），“天上楼台白玉堂，白头来作秘书郎”（《内直有感》）。这些诗都作于参加朝廷活动之后，不少有歌颂之意，但诗中不免也流露出白头之叹。文徵明的这种情绪，在送行诗中表露得更为直白而坦率。钱贵是文徵明少年时的同学，于嘉靖三年以鸿胪寺丞致仕回苏州。文徵明在《送钱元抑南归口号十首》中写道：“黄尘车毂不曾停，白发怀恩恋阙廷。谁是东吴钱若水？归来双鬓只青青。”“少时同学晚同朝，一着输君去独高。落日黄尘回马处，满头衰发不堪搔。”“为语近来憔悴尽，日骑羸马听朝鸡。”（《甫田集》卷十）少年时的同学已功成名就致仕养老，而文徵明却满头衰发还要“日骑羸马”为朝廷奔忙，这便是作者内心“憔悴”的原因所在。官职级别的差异是无可回避的事实，也是文徵明最为纠结的问题。
其次，身为朝廷命官，文徵明在朝廷愈演愈烈的“议大礼”中感到无所作为。所谓“议大礼”，是指朝廷关于“继统”与“继嗣”关系的争论。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朱厚照去世。他既没有留下儿子，也没有亲兄弟，其叔叔的儿子朱厚熜以血缘关系顺利地成为皇帝，即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不久，就让朝臣讨论自己的父亲兴献王的封号问题。大学士杨廷和等人认为皇统不能中断，朱厚熜既然继承皇位，就应该上承孝宗的统绪，称孝宗为皇考，而称亲生父亲兴献王和兴献王妃蒋氏为皇叔父、皇叔母。但嘉靖帝不顾众大臣的反对，先后追尊其父为兴献帝、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其母为兴献后、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到了嘉靖三年七月，朱厚熜采用张璁、桂萼的建议，决定删去“本生”二字，尊其母为圣母圣章皇太后，追尊其父为皇考，同时称孝宗为皇伯考，孝宗皇后为皇伯母。二百二十多名大臣来到左顺门跪伏，进行哭谏。嘉靖帝大怒，180余名大臣被廷杖，其中17人先后死亡，四品以上官员俱夺俸，杨慎等11人戍边。
在整个“议大礼”的过程中，文徵明没有什么表现，也没有受到冲击。但他对大臣的铮铮铁骨和正直无私表达了崇敬之情。嘉靖帝为了削弱反对者的声音，借各种理由让一些大臣离开朝廷。吏部尚书乔宇反对任用桂萼、张璁，礼部尚书汪俊谏止称兴献帝为皇考，均被致仕。文徵明均写有送行诗，其中《送乔家宰致仕还太原》写道：“君子致身惟道在，野人思治愿公留。”（《甫田集》卷十）《追送石潭宗伯次归舟喜雨韵》写道：“雨露难忘天地德，江湖还系庙廊忧。古来兴废非人力，君子行藏与道谋。”（《甫田集》卷十）对两位因政治原因而离职的尚书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尊重与肯定。监察御史陈逅在“议大礼”中几次抗疏，被廷杖下狱，再被谪合浦县主簿。文徵明写了《送陈良会御史左迁合浦丞》：“谁兴濮议紊彝章？国是纷然失故常。慷慨一言思悟主，艰难万里遂投荒。君于职业真无负，我忝乡人与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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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还珠亭下路，苏公千载有遗芳。”（《甫田集》卷十）称颂了陈逅的正直行为，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吏部左侍郎何孟春是十三道奏章的发起人之一，结果被贬为南京工部左侍郎。文徵明在《送何少宰左迁南京工侍二首》中写道：“何人发难干伦纪？有客输忠翼圣明。礼重乾坤那可易，事干名教得无争？”（《甫田集》卷十）肯定了何孟春关心国家大事、注重礼教的行为。虽然文徵明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右臂跌伤，注籍养病而没有参加载入史册的左顺门哭谏事件。他为此而惭愧：“吾束发为文，期有所树立，而竟不得一第。今亦何能强颜久居此耶？况无所事事，而日食太官，吾心真不安也。”（《先君行略》）居其位而不能谋其政，食俸禄却又无所事事，这是文徵明内心不安的原因。再次，到了嘉靖时期，官员的升迁注重科举出身，文徵明感到升迁的前景十分有限。《明史》卷七十一《选举三》载：“初，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且谕‘毋拘资格’。……永、宣以后，渐循资格，而台省尚多初授。至弘、正后，资格始拘，举、贡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轾低昂，不啻霄壤。”叙述了明代选用官员从不拘资格到重视进士出身的演变过程。黄佐在《送文待诏归姑苏序》中也说：“待诏官虽初命，然在祖宗朝，则有若朱公善、解公缙，稍迁即为学士。正德中，潘公辰犹至奉常卿。”（《泰泉集》卷三十五）以朱善、解缙、潘辰为例，说明至迟到正德年间为止，不是出身于进士的翰林待诏还有升迁为奉常卿的可能。但是，到了嘉靖时期，这种可能几乎为零。因而，黄佐感慨地评论文徵明：“其遭逢可谓奇，而人亡不惜其晚者。”
文徵明富有才学而德行超迈，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和尊重，但是在注重出身的环境里，他也遭到一些人的嘲讽。翰林院里的个别人当着众人之面发难说：“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史十一》）视文徵明为画匠，有意贬低他，让他难堪。《艺苑卮言附录》卷四也记载：“待诏以荐起，预修国史。北人同馆局者从待诏丐画，不以礼，多弗应。辄流言曰：‘文某当从西殿供事，奈何辱我翰林为！’待诏闻之，益不乐，决归矣。”从中可以看到翰林学士的傲慢和文徵明的苦闷。文徵明在《感怀》中写道：“五十年来麋鹿踪，若为老去入樊笼。五湖春梦扁舟雨，万里秋风两鬓蓬。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白头漫赴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文徵明怀归出京诗六十四首》）读书人的出处问题成为文徵明的困惑，他对自己的出仕行为表示了后悔之意。
正是由于上述复杂的原因，文徵明在出仕三年半后，毅然选择了致仕。正是由于这样的选择，才有了他后来主持吴中风雅三十多年的经历。他培养的艺术才俊，影响波及明清两代，其中周天球领袖吴中书画、王穉登主持文坛均达数十年之久。
（作者单位：西泠印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