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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君主专制”问题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高中《历史》必修1第一单元中阐述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从秦朝到清朝不断强化的过程，但老师和学生都容易形成中国古代“君主绝对专制”的印象。实际上中国古代君主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制约，本文拟从制度、思想等层面对中国古代皇权所受到的制约进行论述。
【关键词】君主专制；皇权；制约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问题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从秦朝至明清，历代君王通过不断削弱相权来加强皇权，至明清达于极盛。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即中国古代皇权至上，是否意味着皇帝可以完全不受约束而随心所欲呢？本文认为绝非如此。实际上，中国古代皇权并非无条件的超越一切。所谓皇权“至高无上”，仅仅是相对而言，历朝历代都存在着对皇权的制约因素。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从高中历史教学的角度作一粗浅论述。
首先，从制度层面看，君权的行使所遭受的最大阻力即来自官僚体系。这里讲的官僚体系与相权有别。宰相仅是整个官僚体系的领袖，在他之下还有数量庞大的群僚。官僚体系是治理国家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机器，没有这套机器君权本身即无法发挥。由于相权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枢纽，它对皇权的制约也就最为明显。
秦汉实行三公九卿制，宰相是独相，权力较大，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在秦汉时代，“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在唐代三省制下，皇帝的诏令、制敕必须经过中书门下副署，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如果不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在当时被认为是非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虽然宋代相权较唐代衰落了，但仍保留了唐制中某些对皇权的制约因素，如封驳制度，也就是拒不起草、拒不颁行皇帝的旨意。到明代朱元璋罢相后，一切政务总揽于皇帝，皇权大大加强。明代内阁虽然一直不是法定一级的机构，但随着内阁权力的加强，也对皇权构成了一定的制约。明宣宗时，内阁拥有了“票拟”权，“票拟”就是阁臣们把对奏章的处理意见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进呈皇帝采纳。当阁臣发现他们所票拟的诏书被皇帝改票了，他们可以封还执奏。而皇帝撇开内阁直接内降中旨则是不合惯例的，就算一定要内降，也必须由给事中覆奏一次和尚书询问确认一次才可以施行。
另外，官僚体系中的谏官系统对皇权的制约也不容忽视。中国古代有台谏官之说，所谓台官，即御史台系统，监察官僚；所谓谏官，即监督、谏诤皇帝者，如汉代谏议大夫、唐代的拾遗、补阙、明代六科给事中等。谏官对皇帝的谏诤，涉及各方面的问题，如抵制皇帝以主观意志干扰国法、抑制皇帝极情声色、阻止皇帝游猎扰民、牵制皇帝偏袒近亲等。
由此可见，官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确为制约皇权的一个客观因素。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地给学生强化“君主专制”这一概念，以至给学生造成中国古代自秦以来皇帝即可恣意挥洒权力这一错误印象。实际上，皇帝需要不断地调整官僚体系（特别是相权）恰恰表明官僚体系对皇权的任意行使构成了制约。
第二，从思想层面看，中国古代皇权也受到了某些无形的、精神上的限制。最典型的便是儒家思想。我们现在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认为汉以后的儒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了维护君主专制的理论工具。实际上，儒家虽主张“尊君”，但并不主张绝对君主制。从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不管是先秦儒学，还是汉代董仲舒新儒学及宋明理学，都保留了在思想上批判专制皇权的空间。
先秦儒家的“德治”、“仁政”主张便是希望从道德层面对帝王的行为作出某些规范，以期君王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形象。而汉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实际上表明儒家一直想抬出一个更高的力量来约束君权。董仲舒在宣传“君权神授”、“君为臣纲”时，“君”已俨然是“天”的投影或“神”的化身，似已把君权抬高到了绝对的地位，但他同时指出：如果天子无道，上天便会降灾于他。此种“灾异说”表明当时的儒士对秦代皇帝的暴政心有余悸，因此强调在皇权之上还有“天”临鉴。宋写作技巧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强化君权的需要，但宋儒们与汉儒一样，也并不希望出现君权无所限制的状况。在理学家看来，“理”是超越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则，拥有普遍的适用性，统摄一切，虽君王莫能例外。“理”能构成对皇权的限制，关键还在于对“理”的理解、诠释的权力垄断于儒士（士大夫阶层）手中，这样他们也就间接地获得了针对文化（包括皇权在内）的普遍的批评权力，正所谓“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
因此，不管是董仲舒的“天”，还是宋儒的“理”，都代表着知识阶层运用超越政治权力的文化知识对于皇权的一种制约。当然，以上所论及的儒家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对皇权的制约，看上去十分地“虚幻”，从实践层面上，它究竟能通过什么途径直接影响帝王呢？最显而易见的莫过如体现在儒学教育对于帝王的塑造上，由此儒家尊君但不绝对化君权的思想潜移默化的渗透于帝王的意识当中，帝王在治国为政时也就不会完全无视这一意识的影响了。
以上所论两点，涉及到高中历史必修1与必修3中的重点内容。我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强调，以免学生形成关于“皇权专制”的思维定势。除此两点之外，还有一些因素也能起到限制皇权恣意发挥的作用。如前代帝王及本朝祖宗的规训、修史制度、社会舆论等。某些朝代的特殊政治情况，如宦官专权（东汉、唐朝、明朝最为严重）、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造成的世家大族干政，也会影响到皇权的正常行使。以上都不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内容，故只作简单归纳。
本文所论及对皇权制约诸因素，有制度层面的，它们对皇权起着实际的制约作用；也有精神方面、非制度性的，它们只构成对皇权制约的可能性。总而言之，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内容何其丰富，岂 “君主专制” 之一言能蔽之？本文意在表明古代皇帝并非绝对的专制，皇权固然整体上呈强化之势，然其中又无处不体现了皇权与整个国家官僚制度、儒家批判精神、士人知识分子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不如此，我们也就很难理解中国古代此种皇权体制竟能延续两千多年之久。钱穆先生有言：中国古
【关键词】君主专制；皇权；制约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问题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从秦朝至明清，历代君王通过不断削弱相权来加强皇权，至明清达于极盛。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即中国古代皇权至上，是否意味着皇帝可以完全不受约束而随心所欲呢？本文认为绝非如此。实际上，中国古代皇权并非无条件的超越一切。所谓皇权“至高无上”，仅仅是相对而言，历朝历代都存在着对皇权的制约因素。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从高中历史教学的角度作一粗浅论述。
首先，从制度层面看，君权的行使所遭受的最大阻力即来自官僚体系。这里讲的官僚体系与相权有别。宰相仅是整个官僚体系的领袖，在他之下还有数量庞大的群僚。官僚体系是治理国家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机器，没有这套机器君权本身即无法发挥。由于相权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枢纽，它对皇权的制约也就最为明显。
秦汉实行三公九卿制，宰相是独相，权力较大，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在秦汉时代，“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在唐代三省制下，皇帝的诏令、制敕必须经过中书门下副署，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如果不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在当时被认为是非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虽然宋代相权较唐代衰落了，但仍保留了唐制中某些对皇权的制约因素，如封驳制度，也就是拒不起草、拒不颁行皇帝的旨意。到明代朱元璋罢相后，一切政务总揽于皇帝，皇权大大加强。明代内阁虽然一直不是法定一级的机构，但随着内阁权力的加强，也对皇权构成了一定的制约。明宣宗时，内阁拥有了“票拟”权，“票拟”就是阁臣们把对奏章的处理意见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进呈皇帝采纳。当阁臣发现他们所票拟的诏书被皇帝改票了，他们可以封还执奏。而皇帝撇开内阁直接内降中旨则是不合惯例的，就算一定要内降，也必须由给事中覆奏一次和尚书询问确认一次才可以施行。
另外，官僚体系中的谏官系统对皇权的制约也不容忽视。中国古代有台谏官之说，所谓台官，即御史台系统，监察官僚；所谓谏官，即监督、谏诤皇帝者，如汉代谏议大夫、唐代的拾遗、补阙、明代六科给事中等。谏官对皇帝的谏诤，涉及各方面的问题，如抵制皇帝以主观意志干扰国法、抑制皇帝极情声色、阻止皇帝游猎扰民、牵制皇帝偏袒近亲等。
由此可见，官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确为制约皇权的一个客观因素。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地给学生强化“君主专制”这一概念，以至给学生造成中国古代自秦以来皇帝即可恣意挥洒权力这一错误印象。实际上，皇帝需要不断地调整官僚体系（特别是相权）恰恰表明官僚体系对皇权的任意行使构成了制约。
第二，从思想层面看，中国古代皇权也受到了某些无形的、精神上的限制。最典型的便是儒家思想。我们现在使用的高中历史教材，认为汉以后的儒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了维护君主专制的理论工具。实际上，儒家虽主张“尊君”，但并不主张绝对君主制。从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不管是先秦儒学，还是汉代董仲舒新儒学及宋明理学，都保留了在思想上批判专制皇权的空间。
先秦儒家的“德治”、“仁政”主张便是希望从道德层面对帝王的行为作出某些规范，以期君王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形象。而汉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实际上表明儒家一直想抬出一个更高的力量来约束君权。董仲舒在宣传“君权神授”、“君为臣纲”时，“君”已俨然是“天”的投影或“神”的化身，似已把君权抬高到了绝对的地位，但他同时指出：如果天子无道，上天便会降灾于他。此种“灾异说”表明当时的儒士对秦代皇帝的暴政心有余悸，因此强调在皇权之上还有“天”临鉴。宋写作技巧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强化君权的需要，但宋儒们与汉儒一样，也并不希望出现君权无所限制的状况。在理学家看来，“理”是超越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则，拥有普遍的适用性，统摄一切，虽君王莫能例外。“理”能构成对皇权的限制，关键还在于对“理”的理解、诠释的权力垄断于儒士（士大夫阶层）手中，这样他们也就间接地获得了针对文化（包括皇权在内）的普遍的批评权力，正所谓“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
因此，不管是董仲舒的“天”，还是宋儒的“理”，都代表着知识阶层运用超越政治权力的文化知识对于皇权的一种制约。当然，以上所论及的儒家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对皇权的制约，看上去十分地“虚幻”，从实践层面上，它究竟能通过什么途径直接影响帝王呢？最显而易见的莫过如体现在儒学教育对于帝王的塑造上，由此儒家尊君但不绝对化君权的思想潜移默化的渗透于帝王的意识当中，帝王在治国为政时也就不会完全无视这一意识的影响了。
以上所论两点，涉及到高中历史必修1与必修3中的重点内容。我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强调，以免学生形成关于“皇权专制”的思维定势。除此两点之外，还有一些因素也能起到限制皇权恣意发挥的作用。如前代帝王及本朝祖宗的规训、修史制度、社会舆论等。某些朝代的特殊政治情况，如宦官专权（东汉、唐朝、明朝最为严重）、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造成的世家大族干政，也会影响到皇权的正常行使。以上都不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内容，故只作简单归纳。
本文所论及对皇权制约诸因素，有制度层面的，它们对皇权起着实际的制约作用；也有精神方面、非制度性的，它们只构成对皇权制约的可能性。总而言之，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内容何其丰富，岂 “君主专制” 之一言能蔽之？本文意在表明古代皇帝并非绝对的专制，皇权固然整体上呈强化之势，然其中又无处不体现了皇权与整个国家官僚制度、儒家批判精神、士人知识分子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不如此，我们也就很难理解中国古代此种皇权体制竟能延续两千多年之久。钱穆先生有言：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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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与其说是皇权专制，还不如说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其言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