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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简论中国古代“佣书”职业

收藏本文 2024-01-17 点赞:14069 浏览:59405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佣书是中国古代文献复制的主要形式之一。佣书者受雇于人,以抄写书籍为业,在换取佣金的同时,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佣书作为一种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必须擅长当时社会认可的标准书体。佣书对有志于学的人是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为知识积累和进身入仕准备了条件。对绝大多数抄书者来说,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
关键词:古代;“佣书”;职业;清贫;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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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籍的复制与文化的传播,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主要是靠人手工抄写的,在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昌盛以后,手工抄写书籍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受雇于贵族官府、书贾书肆、富豪士人及寺庙道观,为人抄写书籍以换取佣金的职业在古代称为“佣书”。
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存在着“佣书”这一职业。战国时期曾以“合纵连横”谋略在华夏大地纵横捭阖的张仪、苏秦,二人在发迹前都有过“共递剪发以相活,或佣力写书。行遇圣人之文,无以题记,则以墨画於掌内及股里,夜还更以竹写之”的经历(《太平御览卷·王子年·拾遗录》)。
东汉名将班超为人有大志,孝谨勤苦,其兄班固被诏到朝廷做官,他与母亲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后汉书·班超传》)
佣书这个职业从战国至明清,代不乏人。

一、佣书为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誊抄作为古代书籍复制传播的一种手段,与“佣书”这一古代的职业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古代文献无不是佣书的产物。
即使到了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技术颇为发达的明清两代,手工抄写书籍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就因卷帙浩繁,雕版、排字、印刷不易而采用手工眷抄。其中《永乐大典》的抄书手就达2 669人,《四库全书》的抄书手也达3 826名。据说《四库全书》的抄手每人每天要抄写1 000字,每年要抄写33万字,五年限抄180万字。这些皇皇巨著渗透了众多抄书者的辛勤劳动。
佣书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与传播以及图书事业的重要活动,历代佣书者为中华文化创造和保留了灿烂浩繁的古代文献。
要说不同,那就是秦汉之前文字是在竹木简牍和丝绸抄写的,魏晋以后则是抄写在纸张上;再就是雇主对象的差异,以及称呼的不同:一般的佣书者称“书佣” “书工”、“书手”,而专抄佛经的则称之为“经生”。

二、佣书是一种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

从文献记载来看,佣书大多上是由社会上一些贫穷或不得志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组成的,为人抄书以获取报酬,似乎不是一个体面的或收入丰厚的职业。否则张仪、苏秦也不会“递剪发以相活,或佣力写书”。头发在古代是人格尊严和孝道的一种象征,髡(kūn)刑(剃光犯人的头发)就是最严厉的刑罚之一。张、苏二人的剪发之举显然是以此示贱,放下架子,甘当抄书匠以解决生计问题,即所谓生存第一。
而历史上借助佣书解决生计的名人还真不少。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王嘉《拾遗记》)。
三国东吴大臣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挣些笔墨钱(《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魏书·崔光传》载:光“随父徙代(今山西大同)。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
《隋书·沈光传》载:陈灭,光家于长安,“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
大约也是由于“佣书”这一职业社会地位低,报酬也不高,而且挺辛苦,因此胸有大志的班超才会不耐寂寞,辍笔长叹:大丈夫当立功封侯,怎么能长久地干这种玩弄笔砚的营生呢!
而且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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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雇主家也不是很方便的:张仪、苏秦在雇主家抄书,遇到好的文句,只能用笔写在手心和腿上,晚上回家再眷抄。主人家的简牍是不便动用的。
抄书是一种艰苦的劳动,理应该得到报酬,但佣书者也会遇到迟付酬金和欠薪的现象。敦煌遗书中就有好几则经生书手在卷子末尾写下的对雇主欠薪的报怨:“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宿字99号)当然,这也只是发发牢骚,当面是不便说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抄书者更为凄凉。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5·诡习》载,唐大历年间,在东都洛阳天津桥,经常有一个失去双手的残废儿童,“以左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曾失落,书迹官楷不如也。”这个残疾儿童用脚写的字比官府书吏写的还好。拿现在的话说是以顽强的毅力赢得了一个谋生的职业。
历史上那些在抄书中刻苦努力,“学而优则仕”,后来成为名人的佣书者,终究是少数人。
而那些在政府从事誊抄缮写、有稳定职业的,自然也不是普通人。
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 《新唐书·艺文志》看来只有朝廷五品(相当于现代的厅级、师级干部)以上的官宦子弟才能入选,惠及不到普通老百姓。
至于极少数有着商业头脑,在抄书时遇到有价值和销路好的书籍就大抄特抄,或者雇人批量誊抄,广为销售而发了财的,亦属个案。只是这些人已经从抄书者变成了组织者或营销者,其身份已不属于“笔耕砚田”的佣书者了。
总体来看,大多数抄书者的命运是不济的,累世从此职业者社会地位更低。

三、佣书者有着较高的书写水平和职业素养

佣书职业对佣书者有着一定的从业标准。
首先,字一定要写得好,必须擅长当时的标准书体,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文献记载:《魏书·刘芳传》“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北齐书·张景仁传》: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
这些人或因佣书而知名,或因字写得好,或者擅长楷书,才能担当抄书的工作。
官修大型类书《四库全书》选拔抄写人员就颇费周折:始用保举,次用考查,皆有弊病。最后采用了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的方式,才保证了誊抄人员的素质。
历代的佣书者以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智慧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目前见到的湖北省荆门县郭店楚简的篆书、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隶书、特别是敦煌遗书中的北朝至五代的楷书,佣书者的书法都是相当出色的。明代的《永乐大典》,嘉靖年间重录,主持其事的徐阶见到永乐本后,赞叹地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现在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书手了。清代的《四库全书》皇皇数万巨册,均用馆阁体抄写,字体端庄,风格统

一、亦属难能。

当然,我们在肯定历代抄书者贡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古代的书佣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从事这种枯燥的工作,其辛苦可想而知。作为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他们除了写好之外,还得多写快写以提高报酬。而字一旦写快、写熟,必然会失去书法个性,出现千字一面的程式化现象。
其次,抄写必须认真,不能出错。我们不否认书佣们的敬业精神,但抄书对他们毕竟是一种获取劳动报酬的手段,多抄快抄无疑是提高薪酬的捷径,而誊抄快了难免出错。因此书籍在誊抄中出现差错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例如,《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的左师触龙,其名在古文献中一直作“触讋(读zhé)”。直到现代考古出土汉代简帛以后,人们才清楚这个人名原来是古人书写时将龙、言两字挨的太紧,其后的传抄者误为一字,将“触龙言”误成“触詟”,不但文句错了,连人名也错了,以讹传讹,终成千古之错。
再如,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书,所选文章均是当时的经典,由于属随葬之书,有些佣书者就不太认真,据学者们考证,不但文章中有错别字,还有成段遗漏者。
故而,北齐的赵彦深正是由于在佣书中认真,主人才“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让他担负了更重要的抄写工作(《北齐书,赵彦深传》)。
为了保证了书籍的誊抄质量,防止差错,中国历代都有严格的校书制度,古时叫“校雠”。校对时一人读,一人看,如仇人相对。1958年湖南省长沙曾出土一件西晋的青瓷书俑,两人对坐,神态严肃。一人执笔,一人执板,似乎是在校对书籍。
官修的《四库全书》誊抄时就制定了严厉的奖罚条例: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 000字。相当于十天的工作量;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等。记过超过规定,就会受到处罚。

四、佣书是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

抄书是一种知识积累的过程。古人常说写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又常说“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说起抄书,现在许多人会觉得很笨,其实读一遍与抄一遍,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抄写者在抄书中,对每个字、每组词、每句话、每段文字都要一笔一划地写出,字字手过,句句亲为,较之阅读,留下的记忆似乎更为深刻,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再加上留心思索,领悟琢磨,终会有所收获。
历史上的不少名人就是在抄书过程中认真学习,终成大器的。
战国的张仪、苏秦在抄书过程中就有随时在手上和腿上记下好文句,晚上回家再眷抄的先例。
三国东吴的阚泽,在佣书中也是“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南朝刘宋的吴喜佣书,主人“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宋书·吴喜传》)。
北宋苏轼也有抄书的习惯。他在谪居湖北黄冈时,以抄书为“日课”,仅《汉书》就抄了三遍,起初一段事抄三个字为题,次则两个字,到后来则一个字,将书的内容烂熟于心。以至于友人举题一字,“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 友人叹服地说“先生真谪仙才也!”其实这是苏轼抄书的苦功(南宋陈鹄《耆旧续闻·东坡》)。
因此,抄书的确是一种看似很笨,其实收效很高的独特的学习方式。
佣书者为知识储备和入仕准备了条件。一些好学的佣书者,在抄书中饱览各种书籍,日积月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日后的进身入仕准备了条件,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官员。如阚泽,少时佣书,后来历任东吴的尚书、中书令、太子太傅。如东晋张肇,以佣书为业,嗣后成为著名的高僧。如梁朝王僧孺,因“佣书成学”,被举荐出仕,历任御史中丞,南康王长史(《梁书》)。
这些人之所以功成名就,与其早年的佣书经历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当然,通过佣书或者抄书学有所成的毕竟是少数人,也就是说人们常说的机遇属于有准备的头脑。对于绝大多数佣书者来说,抄书也就是一种经年累月获取报酬的职业。
总体来看,佣书职业自古是与清贫与成才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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