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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1?21；修回日期：2013?04?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1099）
作者简介：许心宏（1979?），男，安徽六安人，文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
摘要：阎连科小说文本中含蕴着充沛的权力书写，它涉及绿色的军营、褐的乡土、黑色的死亡。其中，红色的政治话语书写往往裹挟于性的与死亡的黑色之中。在色彩化的权力书写与解构策略中，其权力表述与批判呈现互为结构与解构的特征。源于权力的规训与惩罚，权力对人性所造成的异化，使得权力书写又呈现出忧郁的冷灰色。
关键词：阎连科小说；色彩化权力书写；规训；解构；叙事策略
1672-3104（2013）04?0155?05
根植于农耕文化与儒家文化传统中，官本位思想成了中国社会一种稳态的权力话语体系。如果说文化可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器物文化几个层面，那么精神文化却也不是裂变式的与传统告别，甚至潜在地规训与牵引着世人的思维习惯与处世原则。在当代文学视域中，阎连科小说中的权力书写显得比较集中与典型。在其创作谈中，阎氏说他有三个崇拜，它们分别是权力、城市与生命。显然，就权力崇拜而言，无疑则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当然，演绎在其小说创作中倒也不是什么创新，因为它不过是传统文化积淀在当代社会并尚未剔除的一种表现。如果说有创新，则是作者在非常突出的权力书写同时又走向了权力解构的书写，呈现出权力表述与批判互为结构与解构的特征，这种权力的书写涉及绿色的军营、褐色的乡土、黑色的死亡，内中裹挟者红黄所代表的政治话语与性的交叠书写。
从空间意象上来说，师长夫人居住的阁楼具有象征意义，其外在形式体现了权力城堡的特征，在其内部上演的则是权力与性的游戏。作为农民军人，吴走上二楼师长夫人房间的“上”乃是空间行进方向的凸显，体现的是权力攀爬与规训的特征。吴与师长夫人在革命导师画像前的狂欢，如脚踩革命导师画像、
碰碎革命导师石膏像等，性的原欲与释欲呈现出扭曲化的心理特征。从色彩意象上来说，《为人民怎么写作》中师长夫人的“粉红裤衩”无疑是肉欲的化身。实际上，阎氏小说中的城里女人惯以暗喻式的粉红色而出现，如《行色匆忙》中的城市女人叫“红唇”，《坚硬如水》中的夏红梅首次出场便以身着“粉红上衣”而出现，《黄金洞》中由省城来农村淘金的女人名为“桃”，“桃”无疑具有“艳若桃花”的粉红色彩。在这些小说文本中，“红色”潜隐着肉欲化的指代意义。同样，《为人民怎么写作》中的“为人民怎么写作”演绎成了吴炊事员既侍奉其师长夫人的“食”还要满足其“色”，解构的是政治宏大话语的虚空与革命军人崇高情怀的空幻。师长夫人作为权力与肉欲双重符号的化身，吴本该喊师长夫人为“阿姨”，然七天七夜的释欲狂欢，吴说不清市长夫人是其母亲、大姐，还是上级和妻子，这种的迷离与的暧昧，吴既有性恐惧式的性满足，又有受辱性人格尊严的重创，因而房事中吴的失声痛哭，既是生理满足的快慰，又是对性所荷载的权力恐惧。性欲的泥醉使主人公对权力的恐惧有一种瞬间性的释放感，但性欲的极大满足又刺激着对权力的规训与惩罚的恐惧，两者如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互为表里。不过，这种压抑性、畸形化的欢娱，它并非建基于由爱到性的常人常态的灵肉合一上，因而在突破权力监视与性禁忌的过程中，内中存有私密的性欲与心理阴暗的黑色死亡色彩。
同样，备受争议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的故事时间发生在“”之际。在红色梦魇的政治狂欢中，政治话语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然小说中的高爱军与夏红梅却极尽可能的寻找交媾的机会。然他们场所的旧墓穴与地下密道却极具色彩的隐喻意义，即之所的阴暗、潮湿与见不得光明，这与能见的红色社会革命形成了色彩话语的结构对立，这也使其欢娱之负载着黑色的死亡气息，生理的原欲亦呈现出心理畸变的魔性特征。虽说“食色性也”，然畸形的生理使性的解构与践踏了红色政治话语的。当然，“”既是一场政治劫难也是一场人性的悲剧。这其中，即便是高爱军的老岳父发现高爱军与夏红梅偷情后，这位村长老人也被权力话语吓破了胆，最终精神恍惚式的惨然死去。在政治狂欢的年代，高爱国白天“干革命”，晚上则开挖密道，他本人即为精神分裂式的人物，他对权力焦渴的直接驱动力是满足一己性欲，而性欲的满足又必须不断获得权力的支撑，结果就是性与权力相互刺激相互满足，肉体的枷锁内化为精神的镣铐。小说结尾写高爱军与夏红梅这对“革命伴侣”被处决，其血色死亡体现出黑色幽灵的恶魔色彩。然小说的解构之处就在于他们的被处决源于地委书记的自保，因为地委书记误认他们窃取了他在照片上写下的“我的亲爱的夫人”的字迹，败露的是权力者的狰狞面孔。因而，这里的“三原色”（红、黄、黑）的书写，红与黄只
阎连科的乡村小说蕴含着坚实敦厚的地气，如此地气源于他对乡土文化的烂熟于心。其小说在叙事时态上呈现出过去式特征，继而与现代的乡村生发出时间差，也正是这种时差使其权力解构书写包蕴着历史深度感。作者认为农村并没有宏大的文化，只有久远的风俗。当然，作者的批判视角也是辩证的，即“文化的优劣，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快地增删，而风俗，则远远地则随在时代之后，拖不垮，甩不去”。（5）在此意义上，正是这种滞重绵远的风俗规约着乡间庸常的社会生活。如《和平殇》中姐姐为了姐夫当兵、日后能有个提干转业的机会，于是找到表叔打通门路。然动人心必然先动人情，于是姐姐侍候生病的表婶，继而表叔带着姐姐去给武装部部长送了一条烟、二斤芝麻油、两瓶杜康酒。在权力拥有者面前，“送礼”只是在权力规训前的物质体现形式，它根植于乡土民间，有其丰厚浑茫的社会土壤。再如《大校》中的大校也因联姻而获取了参军的机会。就联姻而言，表面上是对权力者的认同，然背后则潜藏着更大的野心与抱负，是所谓韩信能忍“胯下之辱”的能屈能伸，体现了中国人隐忍进退的生存哲学。然在大校返乡举行婚礼时，队长却自绝身亡。队长之死显然是出于对权力的恐惧，因为大校的衣锦还乡，在乡间百姓心里可谓是位高权重。其实，大校返乡后，队长的父亲曾从屋子里冲了出来，啪的一声打了队长一个耳光，呵斥儿子在大校旅长的父亲面前跪下。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因而，队长的下跪无疑是向更高权力者的屈服，是所谓“大人不计小人过”，旨在求乞权力者的宽恕，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为当初大校参军前，队长也是依凭手中寸权百般阻挠他参军，这就有了后来因果相报的权力游戏。不过，在这场权力游戏中，作者对队长之死寄寓了更多的悲悯与同情，因为队长曾经也是权力的拥有者，然当下他又不幸成了权力重压下的祭品。其实，就这种乡村权力的游戏规则而言，与其说是陋习不如说是文化风俗的存在，因为千百年来它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世人的精神观念中，当然，作者是以悲剧的黑色死亡叙写了权力重压下的悲恸心曲。
在褐的乡土中，村官不大但也是基层父母官，正所谓“村长就是皇帝，农民就是臣民，我家乡的那一隅乡村，就是整个的中国”。（232）因而，作者在显微镜式的乡村权力书写中，洞悉了乡村社会最基层也最古老的权力根系存在，这种解构策略因扎根于民间而具有代表性。早在《乡村故事》中乡长的儿子因暂无对象，于是村里支书、村长、副支书、经联主任等，都在为村长的儿子物色自家人的人选。其实，村里的干部都是亲家关系，他们的合谋与联手无疑是一张缩影版的乡村权力结构图，颇似《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一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亲戚连着亲戚所织成的权力网，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维护与利益共享，它与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形成了对立关系。在有权者与无权者、干部与农民之间，潜隐着权力对位的二元关系。再如《天宫图》中的村民路六命无疑是无权者的典型代表。腿被砸断却无从获得医疗赔付，妻子被霸占却无力反抗，原因就在于他无力与村领导一较权力的高低。小说中的村长甚为狡黠，他巧施连环计既让路六命在他偷情时为其把门站岗，后又不动声色诬陷路六命使其被抓，然后巧借帮扶之名心安理得地霸占他的妻子。在阎连科一贯的酷烈叙事中，写村长登堂入室来他家寻欢作乐时路六命却呆在门口，他敢怒不敢言，虽觉屈辱却也无力报复，因而小说开头就写他对死亡的向往，这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死观形成了对比，内中缘由就在于有权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玩弄无权者于股掌之间，体现了有权者对无权者的侵凌与伤害。就路六命却无从反抗而言，无不带有中国式的隐忍哲学，但这与其说是无权者的精神麻木，不如说是由权力者的无耻与卑鄙所制造出来的精神伤患，这应该是作者权力解构的最得意之笔，也是最具力道的权力反讽之所在。
从村长到镇长，镇长不过是扩大版的村长形象。《白猪毛黑猪毛》中镇长驾车轧死了人，然死者家属反不告镇长，如是情节无疑显得颇为荒诞，但这却又显得那么真实，因为在有权者的权力庇护下，亡者家属有了权力者的保护伞，继而有了生存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从现实功利的角度来说，镇长解决了亡
从乡间百姓再到乡村知识分子，《瑶沟人的梦》自传性地描写了乡村高中生对生存的担忧，刻画了一个村的对权力的渴望与失落。小说中的“我”是一名高中生，可谓是乡里的秀才。为能领到应有的救济粮，村人费经心机力荐“我”去乡里当秘书，因为在进入权力体系后，才能缓解村里的粮食缺口。为了去乡里当秘书，村长带“我”走后门疏通关系，甚至帮乡长干脏活累活，可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当秘书有了“权”就能得到“粮”，而救济粮指向的则是乡间百姓“生”的问题，但最终因为“我”未能当上乡里秘书，因而也就成了基层权力圈的局外人，与邻村支书女儿的亲事也只能无望地收场。而就在“我”落选的当天晚上，九爷没有砍断古树的树根就死了，然树根未断是否寓意着古根发新芽？小说的结尾是开放式的，而这种结尾的背后，寓意着瑶沟村的生存失落与权力网络中的无可依附的迷惘。当然，阎连科也有温情的一面。在其电视小说《母亲是一条河》中，村长可谓是一位秉承仁义礼智信的乡土社会的族长式人物，其公信力与威望极高，源于他手中权力是为了救困扶危，可以说他为乡村社会刻画出了一尊佛像，这是阎连科小说中极少出现的正面村长形象。因而，这种村长的佛像背后，又闪现了作者对乡土的敬畏之心与怀旧情结。
首先，是权力重压的精神阳痿与生理阳痿。长篇小说《风雅颂》中的燕清大学李副校长，手握大学教师职称评定与科研工作的生杀大权。古典文学副教授杨科之妻原本不学无术，文凭也是花钱写的检测文凭，但凭一己姿色与李副校长成奸，继而成了官场情场蹿红的教授。相反，市声如潮中的杨科则板凳甘做十年冷，在其学术著作《诗经》完稿之际，回家却发现妻子与副校长通奸在自家的卧室里。按照常规逻辑，杨可以控告李校长，然意外的是他却跪下来对这对说“求求你，你们能不能别太无耻！”如是黑色幽默的反转表白看似匪夷所思，但却有着“神实”的真实，寓意了无权者生存地位的卑微，而这种卑微不是生理层面的阳痿，相反却是权力面前的精神阳痿，寓意的是权力重压下的无权者的心理自残。在其精神阳痿的背后是对有权者的反讽，揭示了有权者背后的寡廉鲜耻。再就是军营里的生理阳痿。这主要体现在《自由落体祭》与《夏日落》中。《自由落体祭》中的农民军人爱上了军营驻地边的李寡妇。但为了评上“五好战士”而光荣退役，他在的临界点阳痿退缩了。再后来他虽结婚却也丧失了男性的本能，这可谓是他的“性殇”。若干年后军营重游又遇见了李寡妇，这时的他业已解除了权
其次，是权力规训下的人性异化，这主要表现在爱情与亲情两个方面。《四号禁区》的故事发生在绿色的军营。士兵鸢孩与军营驻地的村姑相爱，但军事禁区之“禁”却也是律令监视之“禁”。细读起来，小说采用了水墨画式的简笔写法，因为人物基本就是禁区里的这对不为人知的情侣。作为禁区唯一的士兵，适逢上级领导来军事禁区检查，鸢孩开射杀小菊看似冷酷，实则是对命令的绝对执行，因而小菊之死其实是死于形格势禁中的两难。但是，小说在死亡意义的处理上显得颇为黑色幽默，因为后来最具反讽与悲凉意味的是四号禁被撤销了。其实，禁区的存在在当时已无多大意义，但小菊却死于鸢孩的下，凸显的是无谓的生命悲剧。这般黑色的死亡，凸显了禁区之禁下的生命苍凉，而鸢孩也成了权力监视下人性异化的人，他也处在无望的心灵救赎中。从权力监控下的爱情悲剧再到亲情的悲剧，如《地雷》中连长的母亲病逝，在部队的儿子本应返乡，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是“人死为大”与“慎终追远”，然这档时间关系到自己的升迁，于是连长没有回家。但因对已逝母亲的死别之痛，这使得连长在精神恍惚中开误伤了士兵。误伤的背后看似是一则意外，其实是在等待职务升迁过程中的心理焦灼与不安。从《四号禁区》到《地雷》，在“禁区”与“地雷”下都潜隐着人性的“雷区”，这就是权力规训下的人性异化。
第三，无权者的狐检测虎威。如在《司令员家的花工》中，农民军人小义“以小充大”，结果使自己骑虎难下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小义私自返乡且冒充礼品是司令员送给父亲的，这惹来了镇长前去医院看望生病的父亲，这在乡下人看来是一则极高的荣耀。然镇长的目的不过是通过他请司令员写下“程岗镇”的题字藉此抬高自己的政绩。然小义根本没有接近首长的机会，围绕在司令员身旁的都是公务员、警卫员、秘书等公务人员。后老家的父亲数次来信催问题字的事情，这将小义逼上了风口浪尖上。然正将他背水一战请司令员题字时，老家来信说镇长调走了不用题字了。在小说情节急遽突转中，出了小人物对权力者的希望与绝望，在“狐检测虎威”背后，凸显了无权者仰仗权力者的心理苦闷。然他冒充领导身边的人比领导还像领导，藉此抬高自己的身份与地位，这既是现实版的官场讽喻图，也是对小人物悲悯与同情的温情批判。两相比较，司令员是高不可及的权力符号的化身，小义不过是司令员眼中的“那个谁”，小义虽与司令员朝夕相处但也形同陌路。待至小义退役返乡了，司令员吃时依稀想起了“那个谁”栽下的，这似乎有点“吃水不忘打井人”的味道，但这不过是作者黑色反讽的解构之笔，写出了“那个谁”的农民军人的心理落寞。
第四，“活死人”的权力渴求。《丁庄梦》的主人公是一群“活死人”，他们因患上了艾滋病，在黑色死亡的重压下，死亡只是时间的问题。在极限化境遇写作中，作者立足权力的边缘，解构了权力中心主义的在场。小说中“热病”的科学名称叫艾滋病，然作者使用的乡间本土的称谓，体现了本土话语感的时空在场感。在县教育局长任职期间，他号召发展乡村“血浆经济”，因为前任村长拒不服从而被撤了职。然一直保管在村委会的印章却在老君庙学校里被人偷盗了，他拼命地寻找印章的下落最终无果。他在问同患热病的秀琴时说：“秀芹呀，你拿丁庄村的公章没？”赵秀芹回答说：“你当那是金子啊。”这般回答消解的是权力的无用，因为都是没有明天的人，人死了要那印章又有何用。然老村长还是死不瞑目，后来有人仿制了一枚检测印章放在棺材里他才合上眼。因而，老村长在守护权力的同时，也是对权力获得的焦渴；他本不，然在“血王”捧杀下开始卖了血，的内驱力源于“血王”迎合老村长对权力的渴望，即“血王”说丁庄若再选村长则没有比老村长更适合的人选，这激起了老村长权力欲的复活。然老村长死不闭眼，可谓是“人之将死，其行也哀”，反讽了权力渴求者的心理痼疾与官本位思想的历史重压。
四、结语
从农村到军营再到高校，阎连科有着多元的生活经历，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使其在文学创作表现出了权力解构书写的四处突击，他也因此开罪了不少人与不少方面。作者饱受争议，甚至可以说是最低调的备受争议的当代作家，这其中，对权力、性与政治话语的书写无疑是争议的焦点之一。不过，作者认为“纯情的浪漫小说，是非童话作家写的童话”。[3]因而，在其运笔如刀的权力书写的解构策略中，权力闪跳于对红色、、绿色、褐色与灰色书写的社会帷幕上，这与其说作者在故意揭开权力病象的伤疤，不如说他在寻求疗救者的注意。当然，从文学功能论上来说，也是文学所担负的社会认知功能与批判功能之所在。
参考文献：
阎连科. 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阎连科. 褐色桎梏[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3]阎连科. 阎连科文集·情爱穴·序言[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1099）
作者简介：许心宏（1979?），男，安徽六安人，文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
摘要：阎连科小说文本中含蕴着充沛的权力书写，它涉及绿色的军营、褐的乡土、黑色的死亡。其中，红色的政治话语书写往往裹挟于性的与死亡的黑色之中。在色彩化的权力书写与解构策略中，其权力表述与批判呈现互为结构与解构的特征。源于权力的规训与惩罚，权力对人性所造成的异化，使得权力书写又呈现出忧郁的冷灰色。
关键词：阎连科小说；色彩化权力书写；规训；解构；叙事策略
1672-3104（2013）04?0155?05
根植于农耕文化与儒家文化传统中，官本位思想成了中国社会一种稳态的权力话语体系。如果说文化可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器物文化几个层面，那么精神文化却也不是裂变式的与传统告别，甚至潜在地规训与牵引着世人的思维习惯与处世原则。在当代文学视域中，阎连科小说中的权力书写显得比较集中与典型。在其创作谈中，阎氏说他有三个崇拜，它们分别是权力、城市与生命。显然，就权力崇拜而言，无疑则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当然，演绎在其小说创作中倒也不是什么创新，因为它不过是传统文化积淀在当代社会并尚未剔除的一种表现。如果说有创新，则是作者在非常突出的权力书写同时又走向了权力解构的书写，呈现出权力表述与批判互为结构与解构的特征，这种权力的书写涉及绿色的军营、褐色的乡土、黑色的死亡，内中裹挟者红黄所代表的政治话语与性的交叠书写。
一、红色与：权力与性的交叠
作者在《坚硬如水》“自序”中写道“红的、黄的都犯忌”，如是论断，既是其创作体验的亲历，也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当代文学史上，就性的“”书写而言，如贾平凹《废都》因性描写的泛滥以致被称为“当代梅”。不过，阎连科在评价该书时说：“《废都》是贾平凹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作品，甚至可能是他最有价值的作品。”（22）其实，高明的读者会看到性的囚笼之外的社会病象，因为性既是生理的也是文化的。当然，作家写作的着力点若紧紧局限于脐下三寸，则有制造猎奇式阅读心理之嫌，但某种意义上也正经由这种猎奇式的性描写，抓住了读者的阅读好奇心。应该说，作者在拒斥中又在利用这种叙事策略。同样，阎连科的《为人民怎么写作》用的也是这套写作策略。不同的是，《为人民怎么写作》犯忌式对性与权力的交叠书写，体现了生理之性的权力化等级特征。就小说中的师长夫人而言，称谓前的“师长”二字虽为缺席的权力符号，但却坚实地标识着权力监视的在场。师长内务兵吴大旺在师长夫人的权力征召与性暗示下，性欲的自然臣服于权力的规训中。其实，在阎连科的后军旅小说中，和平年代的军人理想转向了庸常的世俗目的，解构了疆场洒血宏大话语的在场。因而，农民军人吴的理想就在于有提干与将妻儿转为城市户口的机会。然师长夫人的“不满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他转业回家，那吴的功利目的也会因之成为泡影，因为在有权者的师长那里“随军、提干，那对师长都是一句话。一句话解决了你一辈子的事”。这可谓是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权力崇拜产生的巨大影响。因而，以吴为代表的农民军人在权力的崇拜与恐惧中，性的迎合既有权力规训的特征，又有复仇的快感与征服的。从空间意象上来说，师长夫人居住的阁楼具有象征意义，其外在形式体现了权力城堡的特征，在其内部上演的则是权力与性的游戏。作为农民军人，吴走上二楼师长夫人房间的“上”乃是空间行进方向的凸显，体现的是权力攀爬与规训的特征。吴与师长夫人在革命导师画像前的狂欢，如脚踩革命导师画像、
碰碎革命导师石膏像等，性的原欲与释欲呈现出扭曲化的心理特征。从色彩意象上来说，《为人民怎么写作》中师长夫人的“粉红裤衩”无疑是肉欲的化身。实际上，阎氏小说中的城里女人惯以暗喻式的粉红色而出现，如《行色匆忙》中的城市女人叫“红唇”，《坚硬如水》中的夏红梅首次出场便以身着“粉红上衣”而出现，《黄金洞》中由省城来农村淘金的女人名为“桃”，“桃”无疑具有“艳若桃花”的粉红色彩。在这些小说文本中，“红色”潜隐着肉欲化的指代意义。同样，《为人民怎么写作》中的“为人民怎么写作”演绎成了吴炊事员既侍奉其师长夫人的“食”还要满足其“色”，解构的是政治宏大话语的虚空与革命军人崇高情怀的空幻。师长夫人作为权力与肉欲双重符号的化身，吴本该喊师长夫人为“阿姨”，然七天七夜的释欲狂欢，吴说不清市长夫人是其母亲、大姐，还是上级和妻子，这种的迷离与的暧昧，吴既有性恐惧式的性满足，又有受辱性人格尊严的重创，因而房事中吴的失声痛哭，既是生理满足的快慰，又是对性所荷载的权力恐惧。性欲的泥醉使主人公对权力的恐惧有一种瞬间性的释放感，但性欲的极大满足又刺激着对权力的规训与惩罚的恐惧，两者如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互为表里。不过，这种压抑性、畸形化的欢娱，它并非建基于由爱到性的常人常态的灵肉合一上，因而在突破权力监视与性禁忌的过程中，内中存有私密的性欲与心理阴暗的黑色死亡色彩。
同样，备受争议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的故事时间发生在“”之际。在红色梦魇的政治狂欢中，政治话语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然小说中的高爱军与夏红梅却极尽可能的寻找交媾的机会。然他们场所的旧墓穴与地下密道却极具色彩的隐喻意义，即之所的阴暗、潮湿与见不得光明，这与能见的红色社会革命形成了色彩话语的结构对立，这也使其欢娱之负载着黑色的死亡气息，生理的原欲亦呈现出心理畸变的魔性特征。虽说“食色性也”，然畸形的生理使性的解构与践踏了红色政治话语的。当然，“”既是一场政治劫难也是一场人性的悲剧。这其中，即便是高爱军的老岳父发现高爱军与夏红梅偷情后，这位村长老人也被权力话语吓破了胆，最终精神恍惚式的惨然死去。在政治狂欢的年代，高爱国白天“干革命”，晚上则开挖密道，他本人即为精神分裂式的人物，他对权力焦渴的直接驱动力是满足一己性欲，而性欲的满足又必须不断获得权力的支撑，结果就是性与权力相互刺激相互满足，肉体的枷锁内化为精神的镣铐。小说结尾写高爱军与夏红梅这对“革命伴侣”被处决，其血色死亡体现出黑色幽灵的恶魔色彩。然小说的解构之处就在于他们的被处决源于地委书记的自保，因为地委书记误认他们窃取了他在照片上写下的“我的亲爱的夫人”的字迹，败露的是权力者的狰狞面孔。因而，这里的“三原色”（红、黄、黑）的书写，红与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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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程，而黑色则是落幕时的死亡底色。二、褐的乡土：乡村社会的权力
面影阎连科的乡村小说蕴含着坚实敦厚的地气，如此地气源于他对乡土文化的烂熟于心。其小说在叙事时态上呈现出过去式特征，继而与现代的乡村生发出时间差，也正是这种时差使其权力解构书写包蕴着历史深度感。作者认为农村并没有宏大的文化，只有久远的风俗。当然，作者的批判视角也是辩证的，即“文化的优劣，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快地增删，而风俗，则远远地则随在时代之后，拖不垮，甩不去”。（5）在此意义上，正是这种滞重绵远的风俗规约着乡间庸常的社会生活。如《和平殇》中姐姐为了姐夫当兵、日后能有个提干转业的机会，于是找到表叔打通门路。然动人心必然先动人情，于是姐姐侍候生病的表婶，继而表叔带着姐姐去给武装部部长送了一条烟、二斤芝麻油、两瓶杜康酒。在权力拥有者面前，“送礼”只是在权力规训前的物质体现形式，它根植于乡土民间，有其丰厚浑茫的社会土壤。再如《大校》中的大校也因联姻而获取了参军的机会。就联姻而言，表面上是对权力者的认同，然背后则潜藏着更大的野心与抱负，是所谓韩信能忍“胯下之辱”的能屈能伸，体现了中国人隐忍进退的生存哲学。然在大校返乡举行婚礼时，队长却自绝身亡。队长之死显然是出于对权力的恐惧，因为大校的衣锦还乡，在乡间百姓心里可谓是位高权重。其实，大校返乡后，队长的父亲曾从屋子里冲了出来，啪的一声打了队长一个耳光，呵斥儿子在大校旅长的父亲面前跪下。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因而，队长的下跪无疑是向更高权力者的屈服，是所谓“大人不计小人过”，旨在求乞权力者的宽恕，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为当初大校参军前，队长也是依凭手中寸权百般阻挠他参军，这就有了后来因果相报的权力游戏。不过，在这场权力游戏中，作者对队长之死寄寓了更多的悲悯与同情，因为队长曾经也是权力的拥有者，然当下他又不幸成了权力重压下的祭品。其实，就这种乡村权力的游戏规则而言，与其说是陋习不如说是文化风俗的存在，因为千百年来它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世人的精神观念中，当然，作者是以悲剧的黑色死亡叙写了权力重压下的悲恸心曲。
在褐的乡土中，村官不大但也是基层父母官，正所谓“村长就是皇帝，农民就是臣民，我家乡的那一隅乡村，就是整个的中国”。（232）因而，作者在显微镜式的乡村权力书写中，洞悉了乡村社会最基层也最古老的权力根系存在，这种解构策略因扎根于民间而具有代表性。早在《乡村故事》中乡长的儿子因暂无对象，于是村里支书、村长、副支书、经联主任等，都在为村长的儿子物色自家人的人选。其实，村里的干部都是亲家关系，他们的合谋与联手无疑是一张缩影版的乡村权力结构图，颇似《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一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亲戚连着亲戚所织成的权力网，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维护与利益共享，它与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形成了对立关系。在有权者与无权者、干部与农民之间，潜隐着权力对位的二元关系。再如《天宫图》中的村民路六命无疑是无权者的典型代表。腿被砸断却无从获得医疗赔付，妻子被霸占却无力反抗，原因就在于他无力与村领导一较权力的高低。小说中的村长甚为狡黠，他巧施连环计既让路六命在他偷情时为其把门站岗，后又不动声色诬陷路六命使其被抓，然后巧借帮扶之名心安理得地霸占他的妻子。在阎连科一贯的酷烈叙事中，写村长登堂入室来他家寻欢作乐时路六命却呆在门口，他敢怒不敢言，虽觉屈辱却也无力报复，因而小说开头就写他对死亡的向往，这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死观形成了对比，内中缘由就在于有权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玩弄无权者于股掌之间，体现了有权者对无权者的侵凌与伤害。就路六命却无从反抗而言，无不带有中国式的隐忍哲学，但这与其说是无权者的精神麻木，不如说是由权力者的无耻与卑鄙所制造出来的精神伤患，这应该是作者权力解构的最得意之笔，也是最具力道的权力反讽之所在。
从村长到镇长，镇长不过是扩大版的村长形象。《白猪毛黑猪毛》中镇长驾车轧死了人，然死者家属反不告镇长，如是情节无疑显得颇为荒诞，但这却又显得那么真实，因为在有权者的权力庇护下，亡者家属有了权力者的保护伞，继而有了生存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从现实功利的角度来说，镇长解决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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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家属的就业问题。当然，作者对权力解构的焦点并不在此，相反在其情节的腾挪跌宕中，写出了争着替镇长蹲监的戏剧化场面。在选择替镇长蹲监人选时，村里人争着受过。因为抢着去蹲监狱，所以只能通过抓阄的方式决定蹲监的人选，如是情节的荒诞与真实，凸显的是无权者对权力者的跪拜心理，而这种跪拜心理无疑是通过权力庇护而获得的满足，然无权者放弃自尊与人格尊严，他们不过是最弱势的百姓，这使得权力解构的书写显得颇为悲心。再就是吴家坡李屠户家的两间客房，说简陋也简陋，主要是县里领导在此住过。在楼上两间房子里，一间房门上挂着“县委书记曾在此住宿”，另一间房门上挂着“县里马县长曾在此住宿”。这些“金字招牌”如果是文化旅游景点倒也罢了，相反却是仰慕权力与权力借光的表现，体现了褐色土地上农民对权力的臣服。从乡间百姓再到乡村知识分子，《瑶沟人的梦》自传性地描写了乡村高中生对生存的担忧，刻画了一个村的对权力的渴望与失落。小说中的“我”是一名高中生，可谓是乡里的秀才。为能领到应有的救济粮，村人费经心机力荐“我”去乡里当秘书，因为在进入权力体系后，才能缓解村里的粮食缺口。为了去乡里当秘书，村长带“我”走后门疏通关系，甚至帮乡长干脏活累活，可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当秘书有了“权”就能得到“粮”，而救济粮指向的则是乡间百姓“生”的问题，但最终因为“我”未能当上乡里秘书，因而也就成了基层权力圈的局外人，与邻村支书女儿的亲事也只能无望地收场。而就在“我”落选的当天晚上，九爷没有砍断古树的树根就死了，然树根未断是否寓意着古根发新芽？小说的结尾是开放式的，而这种结尾的背后，寓意着瑶沟村的生存失落与权力网络中的无可依附的迷惘。当然，阎连科也有温情的一面。在其电视小说《母亲是一条河》中，村长可谓是一位秉承仁义礼智信的乡土社会的族长式人物，其公信力与威望极高，源于他手中权力是为了救困扶危，可以说他为乡村社会刻画出了一尊佛像，这是阎连科小说中极少出现的正面村长形象。因而，这种村长的佛像背后，又闪现了作者对乡土的敬畏之心与怀旧情结。
三、灰色的忧郁：权力重压下的
身心疾患首先，是权力重压的精神阳痿与生理阳痿。长篇小说《风雅颂》中的燕清大学李副校长，手握大学教师职称评定与科研工作的生杀大权。古典文学副教授杨科之妻原本不学无术，文凭也是花钱写的检测文凭，但凭一己姿色与李副校长成奸，继而成了官场情场蹿红的教授。相反，市声如潮中的杨科则板凳甘做十年冷，在其学术著作《诗经》完稿之际，回家却发现妻子与副校长通奸在自家的卧室里。按照常规逻辑，杨可以控告李校长，然意外的是他却跪下来对这对说“求求你，你们能不能别太无耻！”如是黑色幽默的反转表白看似匪夷所思，但却有着“神实”的真实，寓意了无权者生存地位的卑微，而这种卑微不是生理层面的阳痿，相反却是权力面前的精神阳痿，寓意的是权力重压下的无权者的心理自残。在其精神阳痿的背后是对有权者的反讽，揭示了有权者背后的寡廉鲜耻。再就是军营里的生理阳痿。这主要体现在《自由落体祭》与《夏日落》中。《自由落体祭》中的农民军人爱上了军营驻地边的李寡妇。但为了评上“五好战士”而光荣退役，他在的临界点阳痿退缩了。再后来他虽结婚却也丧失了男性的本能，这可谓是他的“性殇”。若干年后军营重游又遇见了李寡妇，这时的他业已解除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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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监视的重压，也重获了性的勃发，但小说在写两人结为夫妻之际，这位退役军人却意外摔死在老家。奇幻的是，摔死的时候，其阳物却依然，这似乎很荒诞，但寓意的却是性在解除权力重压后的性本自然，但“自由落体”却以退役军人的死亡而结束，因而性重获了生理的“自由”，但“自由”后他从房上却“自由落体”摔死了，如是黑色的死亡加剧了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夏日落》中赵连长为了仕途的升迁也表现出了性的阳痿，正如王慧骂他“以为你是英雄、是男人，其实你是懦夫！是软蛋！伪君子！检测圣人！压根儿不算男人！不是一个当兵的！压根儿你就不是一个人！”王慧的痛骂是因为她爱的太深，但赵连长为了仕途的升迁，害怕因为“性事”而遭致权力的惩罚，因而生理阳痿的背后其实是权力在场的规训，继而生成了精神的阳痿，这种身心双痿，既是对权力与职位获得的焦渴，也是对权力的心存恐惧与战栗的表现。其次，是权力规训下的人性异化，这主要表现在爱情与亲情两个方面。《四号禁区》的故事发生在绿色的军营。士兵鸢孩与军营驻地的村姑相爱，但军事禁区之“禁”却也是律令监视之“禁”。细读起来，小说采用了水墨画式的简笔写法，因为人物基本就是禁区里的这对不为人知的情侣。作为禁区唯一的士兵，适逢上级领导来军事禁区检查，鸢孩开射杀小菊看似冷酷，实则是对命令的绝对执行，因而小菊之死其实是死于形格势禁中的两难。但是，小说在死亡意义的处理上显得颇为黑色幽默，因为后来最具反讽与悲凉意味的是四号禁被撤销了。其实，禁区的存在在当时已无多大意义，但小菊却死于鸢孩的下，凸显的是无谓的生命悲剧。这般黑色的死亡，凸显了禁区之禁下的生命苍凉，而鸢孩也成了权力监视下人性异化的人，他也处在无望的心灵救赎中。从权力监控下的爱情悲剧再到亲情的悲剧，如《地雷》中连长的母亲病逝，在部队的儿子本应返乡，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是“人死为大”与“慎终追远”，然这档时间关系到自己的升迁，于是连长没有回家。但因对已逝母亲的死别之痛，这使得连长在精神恍惚中开误伤了士兵。误伤的背后看似是一则意外，其实是在等待职务升迁过程中的心理焦灼与不安。从《四号禁区》到《地雷》，在“禁区”与“地雷”下都潜隐着人性的“雷区”，这就是权力规训下的人性异化。
第三，无权者的狐检测虎威。如在《司令员家的花工》中，农民军人小义“以小充大”，结果使自己骑虎难下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小义私自返乡且冒充礼品是司令员送给父亲的，这惹来了镇长前去医院看望生病的父亲，这在乡下人看来是一则极高的荣耀。然镇长的目的不过是通过他请司令员写下“程岗镇”的题字藉此抬高自己的政绩。然小义根本没有接近首长的机会，围绕在司令员身旁的都是公务员、警卫员、秘书等公务人员。后老家的父亲数次来信催问题字的事情，这将小义逼上了风口浪尖上。然正将他背水一战请司令员题字时，老家来信说镇长调走了不用题字了。在小说情节急遽突转中，出了小人物对权力者的希望与绝望，在“狐检测虎威”背后，凸显了无权者仰仗权力者的心理苦闷。然他冒充领导身边的人比领导还像领导，藉此抬高自己的身份与地位，这既是现实版的官场讽喻图，也是对小人物悲悯与同情的温情批判。两相比较，司令员是高不可及的权力符号的化身，小义不过是司令员眼中的“那个谁”，小义虽与司令员朝夕相处但也形同陌路。待至小义退役返乡了，司令员吃时依稀想起了“那个谁”栽下的，这似乎有点“吃水不忘打井人”的味道，但这不过是作者黑色反讽的解构之笔，写出了“那个谁”的农民军人的心理落寞。
第四，“活死人”的权力渴求。《丁庄梦》的主人公是一群“活死人”，他们因患上了艾滋病，在黑色死亡的重压下，死亡只是时间的问题。在极限化境遇写作中，作者立足权力的边缘，解构了权力中心主义的在场。小说中“热病”的科学名称叫艾滋病，然作者使用的乡间本土的称谓，体现了本土话语感的时空在场感。在县教育局长任职期间，他号召发展乡村“血浆经济”，因为前任村长拒不服从而被撤了职。然一直保管在村委会的印章却在老君庙学校里被人偷盗了，他拼命地寻找印章的下落最终无果。他在问同患热病的秀琴时说：“秀芹呀，你拿丁庄村的公章没？”赵秀芹回答说：“你当那是金子啊。”这般回答消解的是权力的无用，因为都是没有明天的人，人死了要那印章又有何用。然老村长还是死不瞑目，后来有人仿制了一枚检测印章放在棺材里他才合上眼。因而，老村长在守护权力的同时，也是对权力获得的焦渴；他本不，然在“血王”捧杀下开始卖了血，的内驱力源于“血王”迎合老村长对权力的渴望，即“血王”说丁庄若再选村长则没有比老村长更适合的人选，这激起了老村长权力欲的复活。然老村长死不闭眼，可谓是“人之将死，其行也哀”，反讽了权力渴求者的心理痼疾与官本位思想的历史重压。
四、结语
从农村到军营再到高校，阎连科有着多元的生活经历，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使其在文学创作表现出了权力解构书写的四处突击，他也因此开罪了不少人与不少方面。作者饱受争议，甚至可以说是最低调的备受争议的当代作家，这其中，对权力、性与政治话语的书写无疑是争议的焦点之一。不过，作者认为“纯情的浪漫小说，是非童话作家写的童话”。[3]因而，在其运笔如刀的权力书写的解构策略中，权力闪跳于对红色、、绿色、褐色与灰色书写的社会帷幕上，这与其说作者在故意揭开权力病象的伤疤，不如说他在寻求疗救者的注意。当然，从文学功能论上来说，也是文学所担负的社会认知功能与批判功能之所在。
参考文献：
阎连科. 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阎连科. 褐色桎梏[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3]阎连科. 阎连科文集·情爱穴·序言[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