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坐落在灵山秀水中的一府六县之徽州大地，有着数不胜数的极为珍贵的古代文化遗存：古村落、古祠堂、古民居、古牌坊、古园林，古三雕等等，真是栉比鳞次、美轮美奂，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最能吸引人注目和最能引发探其究竟的是那一座座的徽州古牌坊。它们看似建筑，有的单一而立，有的成组横列，而有的前后比肩而去地坐落在村口或道路桥梁的入口处。它们有着极具审美意味的整体造型，无论或大或小，其精美的雕刻艺术，建筑般的架构，众多的数量规模，都无不分明地承载着无数徽州人的精神寄托。以其独特的风采，一种迥然有别于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许多地方的古牌坊，显示出独有的艺术个性。被称为徽州古建筑“三绝”之一的古牌坊，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似乎已被定性为一种古代建筑形式，但笔者认以为，徽州的古牌坊，就其艺术的空间造型、人文精神的承载与纪念和审美功能的纯粹性等方面的独特艺术属性而言，和以实用功能为目的的古建筑形式的定性是根本不同的。它早已不是一
雕塑和建筑都是人工制作的、占有立体空间和有形的由不同物质组成的物体，而二者不同的是，建筑强调的是遮风避雨、居住、集会等实用功能。随着文明进程的发展而注入其更多的美学概念，将艺术的造型功能如雕刻、绘画等运用并装饰其中，但是实用性依然是建筑的最本质的功能。而雕塑所要表达的则是精神层面的更具有象征和审美意义的艺术造型。在远古的石器时代，人们在古人类群居的遗址中发现的具有一定造型的实用工具，如石刀、石斧等，其造型虽已有了最初的审美和雕塑的空间感，但因其造型的目的仍然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能上，因而这些工具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艺术雕塑。但实物功能的变化，其自身属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古人将这些实用工具的简单制作变成装饰用的配饰创作时，就转变成具有审美意义的雕塑艺术品了。而将这些装饰物转变成具有象征意义和精神信仰的物体时，或将其放大并置于公共空间用来作为震慑或朝拜的象征物时，同样的造型，因其功能和体量空间的转变，这些装饰物自然地变为纪念碑式的公共雕塑艺术。
这里说到古代实用性的泛雕塑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雕塑的历史进程，目的正在于从雕塑艺术发展规律角度来探讨作为古代建筑代表之一的牌坊，特别是徽州牌坊的艺术学定位定性，个人认为徽州牌坊早已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建筑样式而存在，它们在历经千百年的历史和文化演变中早已逐渐从实用功能产物转变成一种具有强烈象征性和艺术审美意义的雕塑作品，一种古人精神领域中的信仰与崇拜的公共纪念碑；而这种由实用功能转变为承载人文精神的极有意味和纯粹性的公共纪念雕塑，更进而演变成一种极具强烈人文精神和崇高艺术价值的公共艺术作品。所以古徽牌坊不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而且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而崇高的地位。它实在是徽州人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是徽文化中古代封建宗法制和程朱理学在人们精神文化中所起到的至高无上所独有的文化现象。
众所周知，徽州的牌坊传承于北方的牌楼，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街坊和村落中的“门”，被称为“衡门”，它前身可能是由望柱等造型象征物演变而来。特别是汉代阙，在中国建筑史中被称为奇特的“门”，而这种阙是遥遥矗立在宫殿、城池或陵寝的入口或孑然独立于其他建筑之外，静而威严地立于远古的大地上。此时的阙，已从院落中剥离而来，建筑的实用性不再重要，象征意义和雕塑符号化的意义则是其成为公共艺术标志。由于中国建筑是以木质结构为核心，高大的木质阙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可从众多的陵墓遗存中找到石质阙，如四川雅安高颐墓阙，它有着深厚而庄严的立体空间，雕刻精湛，从整体上看，门的实用性已经消失，更多的是其庄重、威严和静穆的永恒性，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物和典型的标志性纪念雕塑，而阙矗立在公共空间中，自然成为公共环境中的艺术品则是不争的事实了。
由于这些阙或门楼的设计，并不是针对历史上的大事件或历朝重大战争战役等而进行专门设计和雕刻的（陵墓除外），虽然标志性强，但个性化纪念性不足。到了隋唐时期，这种门楼又演变成新式的牌坊，被称为乌头门或棂星门，“棂星”取自古代天文学上的“文星”，意为天下文人学士集学于此。中国的夫子庙（文庙）与曲阜孔庙中的第一道大门都叫棂星门，既然是文人学士集学之地，也是用来祭祀天地的门的造型，这时的门已从汉唐时的标志性通用建筑到开始赋予其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但依然没有真正作为象征意义纪念碑的象征意义而存在。那时的牌坊的设立有严格的的等级制度。按《唐六典》规定，六品以上官员府邸，才允许建立“乌头门”。宋代时称其为“阀阅”，已有了旌表门第的意思。这表明，要想建立这样的标志物，是有门槛的，这种标志物已成为一种达官贵人用来彰显门第的一种公共标志物，这与汉代阙用在城池宫殿、陵墓的入口处时的意义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汉时的阙不仅是汉代城池、宫廷及皇陵的标志物，也是大汉的威严与皇权的象征，个人是没有权利享用的。唐之后的牌坊，由于赋予了其更多的象征意义，随着社会制度及文化的变化发展，牌坊不再只是皇权的唯一象征标志，也可以是具有一定门第规定中的官宦人家和商贾儒士的特定象征性标志物。此时牌坊的“公共性”，已因更多的人们参与其中而得到加强，为明清时期的牌坊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牌坊的原型是门，唐代城池的特定建筑布局“里坊”，组成了众多的“坊门”，门的实用性又再次加强，至宋代，由于坊不再适合城市生活的需要，被逐渐废除，而坊门的建筑形式却遗留下来。到了明清时期，牌楼成了不可或缺的城市街景。同时门的功能性已经消失，而在象征性、标志性上得到了加强，造型上则更加多样，同时形成了南北差异。北方牌楼高大、简约，注重油彩的描绘，南方牌坊则更加灵秀、精致，特别是徽州牌坊在造型、立体空间的组合、雕刻上更注重艺术性、象征性，演变成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象征意义和雕塑艺术意义的公共艺术纪念碑。据考证，徽州的古牌坊有1000多座，在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侵蚀、战乱损毁和“”时期的人为破坏，现尚存近百余组。在徽州山多地狭，耕种和居住面积有限的空间中，有如此形式多样的牌坊群落，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和众多地域中，是独一无二的。徽州人赋予了牌坊深厚的精神功能和价值观念，将其视为公共艺术进行精美的塑造雕刻，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由实用功能剥离转化成为公共环境中精神和文化功能的不朽的纪念碑艺术雕塑。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很显然是由深厚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形成的。
首先，徽州文化传承了中国正统文化的主流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发源于中原地区，由于魏晋南北朝及宋朝与外夷之间的战乱，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人口南北迁移。中原许多大族之家迁徙到了徽州地区，这里群山叠翠，灵山秀水，是逃避战乱、安居乐业的好地方。此时的文化中
地域文化特征加强和大批徽州儒商的出现也有重要关系。徽州是一个山多地少、人口密度大，“七山一水一分田，一条道路和庄园”，粮食自给严重不足之地。为了谋生，不得不外出学徒经商。由于徽商十分重视教育、文化及封建礼教，他们之中许多人拿出大量的钱财办学堂，修路架桥，同时为了显耀乡里，大量建祠堂、建民居、立牌坊。徽州地区文化发达，习文之风三朝最盛，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又是程朱桑梓之地，是理学的故乡，有“东南邹鲁”之称，读书明理之风盛行，故徽人中“商而兼士、士而兼商，亦儒亦商”现象普遍存在。由于文化的发达和财富的不断积累，加上“尚文重教”，徽州人建立的牌坊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徽州牌坊独有的地域与文化特征的形成还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根源，那就是他们的“官本位”价值观。徽州的衣冠大族原本多是中原的精英阶层，是封建门阀制度下利益的最大受益者，享有着特权和极高的地位与声望，为延续宗族的荣耀，他们勤奋刻苦“亦贾亦儒”，以贾聚财，形成了“上交天子”“官商互济”“左贾又儒”的政治、文化、经济相互促进，独有的徽州地域氛围和文化现象。
徽州人对国家还是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贡献，特别是在对维护兴盛封建宗法制度和程朱理学道德文化精神领域的贡献，都是巨大的。为了彪炳史册和垂范后人，彰显宗族荣耀，徽州牌坊应运而生，并大规模建立，它成了记载与纪念这些重要贡献与事件的最直观、最华丽、最气派和最具文化传承深度的公共环境中的视觉物化承载体。
徽州牌坊最重要的是记载和纪念有关封建宗法制度中的“忠、孝、节、义”观念及对朝廷与社会“功德显赫”的官员商贾，此类牌坊称之为“功德坊”。徽州又是“科举入仕”极多的地方，故“科举成就坊”也很多，还有“百岁坊”等等，不胜枚举。徽州的每座“纪念坊”都是为纪念某一真实事件而建立的，而且每一组牌坊的造型和雕刻都有所不同。如著名的徽州歙县棠樾村中的七组气势恢弘的古牌坊，就是如此。这七组牌坊是由明代的3座和清代的4座组成的系列宗族牌坊，它们是以“忠、孝、节、义”的顺序呈人形前后排列，名称为“慈孝里坊”、“鲍灿孝行坊”、“鲍象贤尚书坊”、“鲍文龄妻节孝坊”、“乐善好施坊”、“鲍文渊妻节孝坊”、“鲍逢昌孝子坊”。七组名称不同，每一个名称都是以纪念一则真实而感人的具体的事件或人物故事而确定的。如建于明代的“慈孝里坊”是为旌表鲍余岩、鲍寿逊众子而建的，是皇帝亲批“御制”的。据史书记载，元代歙县守将李达率部叛乱，烧杀掳掠，棠樾村鲍氏父子被叛军所获，并要二人杀一，让其父子二人自己决定谁生谁死，谁知父子争死，以求他生，如此感天动地，连叛军也不忍下刀。明代永乐年间，朝廷为了旌表他们这一感动苍天的行为，特赐建此坊。该坊为青石坊，上面铭刻着明永乐皇帝的《慈孝诗》：“父遭盗缚迫凶危，生死存亡在一时……鲍家父母全仁孝，留取声名照古今。”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听此事后，也写下了“慈孝天下无双星，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并拨银将“慈孝里坊”重新修缮，刻御题对联于其上，一座牌坊被几朝皇帝加封，在中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的“乐善好施坊”也有着相当的传奇色彩，据说棠樾鲍乐家族当时已有“忠、孝、节”牌坊，却无“义”坊，时任两淮盐运使司的鲍淑芳，想求皇帝恩准赐建“义”坊，以此光宗耀祖，其捐粮十万担，捐银三万两，修筑河堤，八百里发放三省军饷，这义举获得朝廷恩准，于是“乐善好施坊”义字坊又立于群坊之中。不仅仅是棠樾牌坊，在徽州留存的近千座牌坊中，可以说座座都是精美的雕塑，每一组都是为了纪念徽州曾经发生的真实而感人的故事而建的纪念碑，其中深厚的文化积淀已不是单纯的以实用为主的建筑体所能涵盖与承载的了。古徽牌坊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矗立于黄山脚下，新安江畔，成为一种公共艺术的雕塑作品。
由于牌坊是立于公共环境中的，不论是从精美的雕刻造型还是从其高大气派的体量上看，其对视觉的冲击力及其中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与信仰所形成的精神影响力都是巨大的，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极为严格，普通人家是没有建牌坊的权力，只有那些官高位显和为朝廷做出过贡献的大族人家方可建牌坊，徽州的牌坊又不是一般大族所建的牌楼标志物，而是针对他们家族在当时或史上曾经做过的足以能荣耀乡里、流芳百世的真实事件、人物故事所建的纪念碑式的牌坊，其中所承载的文化与精神既必须是为封建统治者怎么写作，是为巩固封建宗法制度而建又必须是为民间乡里广为流传，极富口碑的社会贤达、乐善好施人士而建。因此古徽牌坊可以说既是一座座传承与宣扬徽州文化与精神信仰的国家级纪念碑，又是一座座矗立在古徽州人民心目中的历史丰碑、口碑。所以，徽州牌坊的建立已不再是建立者本家本族的大事，而是上升到关于国家社稷和民族民生大事的高度。因此要建立一座牌坊，必须得到朝廷的许可是自有其道理的。甚至得到皇上的“御赐、恩荣、圣旨”，那真是荣耀宗族世代的天大之事，是上至朝廷甚至皇上，下至地方政府及宗族大家共同参与的结果。要不惜巨资，不计成本，静心全力打造。足见徽州牌坊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纪念碑雕塑，是承载着古徽州人对封建宗族法制、程朱理学道德的公共精神追求及人生信仰价值认同的纪念碑。
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外古今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汇，各种形式与内容的纪念碑雕塑陆续建成，仿古徽州牌坊大量出现，这些建筑大多概念化、表面化，很盲目也很粗糙，可谓是知其然不足，更不知其所以然。我喜爱古徽雕塑艺术，欣赏古徽牌坊，每当回眸那些历经千百年风雨侵蚀、战乱劫难后幸存下来的座座徽州古牌坊，总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和一丝难以言表的思古幽情与感伤心态，但更多的依然是敬重、崇拜与自豪！
（作者：安徽省城市雕塑院执行院长、安徽省美协雕塑艺委会主任、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委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雕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建设部劳动模范）
责编：姚少宝
摘自：硕士论文开题报告www.udooo.com
种单纯的古代建筑形式，它其实早就成为一座座美丽而神秘的立体雕塑，一座座耸立于徽州大地上的极为独特的公共艺术作品，更已成为徽文化的一种重要象征物，一种博大精深的徽州人文精神的重要承载体和公共艺术环境中象征千百年的中华文明、人文精神的不朽的纪念碑。雕塑和建筑都是人工制作的、占有立体空间和有形的由不同物质组成的物体，而二者不同的是，建筑强调的是遮风避雨、居住、集会等实用功能。随着文明进程的发展而注入其更多的美学概念，将艺术的造型功能如雕刻、绘画等运用并装饰其中，但是实用性依然是建筑的最本质的功能。而雕塑所要表达的则是精神层面的更具有象征和审美意义的艺术造型。在远古的石器时代，人们在古人类群居的遗址中发现的具有一定造型的实用工具，如石刀、石斧等，其造型虽已有了最初的审美和雕塑的空间感，但因其造型的目的仍然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能上，因而这些工具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艺术雕塑。但实物功能的变化，其自身属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古人将这些实用工具的简单制作变成装饰用的配饰创作时，就转变成具有审美意义的雕塑艺术品了。而将这些装饰物转变成具有象征意义和精神信仰的物体时，或将其放大并置于公共空间用来作为震慑或朝拜的象征物时，同样的造型，因其功能和体量空间的转变，这些装饰物自然地变为纪念碑式的公共雕塑艺术。
这里说到古代实用性的泛雕塑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雕塑的历史进程，目的正在于从雕塑艺术发展规律角度来探讨作为古代建筑代表之一的牌坊，特别是徽州牌坊的艺术学定位定性，个人认为徽州牌坊早已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建筑样式而存在，它们在历经千百年的历史和文化演变中早已逐渐从实用功能产物转变成一种具有强烈象征性和艺术审美意义的雕塑作品，一种古人精神领域中的信仰与崇拜的公共纪念碑；而这种由实用功能转变为承载人文精神的极有意味和纯粹性的公共纪念雕塑，更进而演变成一种极具强烈人文精神和崇高艺术价值的公共艺术作品。所以古徽牌坊不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而且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而崇高的地位。它实在是徽州人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是徽文化中古代封建宗法制和程朱理学在人们精神文化中所起到的至高无上所独有的文化现象。
众所周知，徽州的牌坊传承于北方的牌楼，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街坊和村落中的“门”，被称为“衡门”，它前身可能是由望柱等造型象征物演变而来。特别是汉代阙，在中国建筑史中被称为奇特的“门”，而这种阙是遥遥矗立在宫殿、城池或陵寝的入口或孑然独立于其他建筑之外，静而威严地立于远古的大地上。此时的阙，已从院落中剥离而来，建筑的实用性不再重要，象征意义和雕塑符号化的意义则是其成为公共艺术标志。由于中国建筑是以木质结构为核心，高大的木质阙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可从众多的陵墓遗存中找到石质阙，如四川雅安高颐墓阙，它有着深厚而庄严的立体空间，雕刻精湛，从整体上看，门的实用性已经消失，更多的是其庄重、威严和静穆的永恒性，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物和典型的标志性纪念雕塑，而阙矗立在公共空间中，自然成为公共环境中的艺术品则是不争的事实了。
由于这些阙或门楼的设计，并不是针对历史上的大事件或历朝重大战争战役等而进行专门设计和雕刻的（陵墓除外），虽然标志性强，但个性化纪念性不足。到了隋唐时期，这种门楼又演变成新式的牌坊，被称为乌头门或棂星门，“棂星”取自古代天文学上的“文星”，意为天下文人学士集学于此。中国的夫子庙（文庙）与曲阜孔庙中的第一道大门都叫棂星门，既然是文人学士集学之地，也是用来祭祀天地的门的造型，这时的门已从汉唐时的标志性通用建筑到开始赋予其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但依然没有真正作为象征意义纪念碑的象征意义而存在。那时的牌坊的设立有严格的的等级制度。按《唐六典》规定，六品以上官员府邸，才允许建立“乌头门”。宋代时称其为“阀阅”，已有了旌表门第的意思。这表明，要想建立这样的标志物，是有门槛的，这种标志物已成为一种达官贵人用来彰显门第的一种公共标志物，这与汉代阙用在城池宫殿、陵墓的入口处时的意义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汉时的阙不仅是汉代城池、宫廷及皇陵的标志物，也是大汉的威严与皇权的象征，个人是没有权利享用的。唐之后的牌坊，由于赋予了其更多的象征意义，随着社会制度及文化的变化发展，牌坊不再只是皇权的唯一象征标志，也可以是具有一定门第规定中的官宦人家和商贾儒士的特定象征性标志物。此时牌坊的“公共性”，已因更多的人们参与其中而得到加强，为明清时期的牌坊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牌坊的原型是门，唐代城池的特定建筑布局“里坊”，组成了众多的“坊门”，门的实用性又再次加强，至宋代，由于坊不再适合城市生活的需要，被逐渐废除，而坊门的建筑形式却遗留下来。到了明清时期，牌楼成了不可或缺的城市街景。同时门的功能性已经消失，而在象征性、标志性上得到了加强，造型上则更加多样，同时形成了南北差异。北方牌楼高大、简约，注重油彩的描绘，南方牌坊则更加灵秀、精致，特别是徽州牌坊在造型、立体空间的组合、雕刻上更注重艺术性、象征性，演变成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象征意义和雕塑艺术意义的公共艺术纪念碑。据考证，徽州的古牌坊有1000多座，在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侵蚀、战乱损毁和“”时期的人为破坏，现尚存近百余组。在徽州山多地狭，耕种和居住面积有限的空间中，有如此形式多样的牌坊群落，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和众多地域中，是独一无二的。徽州人赋予了牌坊深厚的精神功能和价值观念，将其视为公共艺术进行精美的塑造雕刻，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由实用功能剥离转化成为公共环境中精神和文化功能的不朽的纪念碑艺术雕塑。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很显然是由深厚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形成的。
首先，徽州文化传承了中国正统文化的主流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发源于中原地区，由于魏晋南北朝及宋朝与外夷之间的战乱，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人口南北迁移。中原许多大族之家迁徙到了徽州地区，这里群山叠翠，灵山秀水，是逃避战乱、安居乐业的好地方。此时的文化中
摘自：写毕业论文经典的网站www.udooo.com
心已经开始由北往南方转移，到了明清时期，南移的北方中原文化在南方得到了传承与创新，而最具代表性的应在徽州。从宗族文化而言，徽州宗族制是从中原移植而来应为正宗传承，徽州衣冠巨族在迁移之前，宗法制度严格、门第森严，移往徽州后依然保持原有的宗族组织，他们聚族而住、尊祖敬宗、讲究门第、崇尚孝道，同时也会把北方的建筑文化及各种文化和风俗习惯带入徽州。历代战乱不断，北方中原众多大家士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丧之且尽”，唯独南迁的徽州仕家大族却安然无恙，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就有了环境上的保障，“聚族成村到处同，孝卑有序见浮风”。他们已视这里为其世代聚居地，他们结合徽州特殊的地理环境，依山而居，在这里大兴土木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一座座祠堂、一组组石坊应运而生，中华正统的宗族文化在这里得以传承和发扬，也使建筑和雕刻得以保存与创新，徽州文化也具有了典型的地域文化特征。地域文化特征加强和大批徽州儒商的出现也有重要关系。徽州是一个山多地少、人口密度大，“七山一水一分田，一条道路和庄园”，粮食自给严重不足之地。为了谋生，不得不外出学徒经商。由于徽商十分重视教育、文化及封建礼教，他们之中许多人拿出大量的钱财办学堂，修路架桥，同时为了显耀乡里，大量建祠堂、建民居、立牌坊。徽州地区文化发达，习文之风三朝最盛，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又是程朱桑梓之地，是理学的故乡，有“东南邹鲁”之称，读书明理之风盛行，故徽人中“商而兼士、士而兼商，亦儒亦商”现象普遍存在。由于文化的发达和财富的不断积累，加上“尚文重教”，徽州人建立的牌坊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徽州牌坊独有的地域与文化特征的形成还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根源，那就是他们的“官本位”价值观。徽州的衣冠大族原本多是中原的精英阶层，是封建门阀制度下利益的最大受益者，享有着特权和极高的地位与声望，为延续宗族的荣耀，他们勤奋刻苦“亦贾亦儒”，以贾聚财，形成了“上交天子”“官商互济”“左贾又儒”的政治、文化、经济相互促进，独有的徽州地域氛围和文化现象。
徽州人对国家还是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贡献，特别是在对维护兴盛封建宗法制度和程朱理学道德文化精神领域的贡献，都是巨大的。为了彪炳史册和垂范后人，彰显宗族荣耀，徽州牌坊应运而生，并大规模建立，它成了记载与纪念这些重要贡献与事件的最直观、最华丽、最气派和最具文化传承深度的公共环境中的视觉物化承载体。
徽州牌坊最重要的是记载和纪念有关封建宗法制度中的“忠、孝、节、义”观念及对朝廷与社会“功德显赫”的官员商贾，此类牌坊称之为“功德坊”。徽州又是“科举入仕”极多的地方，故“科举成就坊”也很多，还有“百岁坊”等等，不胜枚举。徽州的每座“纪念坊”都是为纪念某一真实事件而建立的，而且每一组牌坊的造型和雕刻都有所不同。如著名的徽州歙县棠樾村中的七组气势恢弘的古牌坊，就是如此。这七组牌坊是由明代的3座和清代的4座组成的系列宗族牌坊，它们是以“忠、孝、节、义”的顺序呈人形前后排列，名称为“慈孝里坊”、“鲍灿孝行坊”、“鲍象贤尚书坊”、“鲍文龄妻节孝坊”、“乐善好施坊”、“鲍文渊妻节孝坊”、“鲍逢昌孝子坊”。七组名称不同，每一个名称都是以纪念一则真实而感人的具体的事件或人物故事而确定的。如建于明代的“慈孝里坊”是为旌表鲍余岩、鲍寿逊众子而建的，是皇帝亲批“御制”的。据史书记载，元代歙县守将李达率部叛乱，烧杀掳掠，棠樾村鲍氏父子被叛军所获，并要二人杀一，让其父子二人自己决定谁生谁死，谁知父子争死，以求他生，如此感天动地，连叛军也不忍下刀。明代永乐年间，朝廷为了旌表他们这一感动苍天的行为，特赐建此坊。该坊为青石坊，上面铭刻着明永乐皇帝的《慈孝诗》：“父遭盗缚迫凶危，生死存亡在一时……鲍家父母全仁孝，留取声名照古今。”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听此事后，也写下了“慈孝天下无双星，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并拨银将“慈孝里坊”重新修缮，刻御题对联于其上，一座牌坊被几朝皇帝加封，在中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的“乐善好施坊”也有着相当的传奇色彩，据说棠樾鲍乐家族当时已有“忠、孝、节”牌坊，却无“义”坊，时任两淮盐运使司的鲍淑芳，想求皇帝恩准赐建“义”坊，以此光宗耀祖，其捐粮十万担，捐银三万两，修筑河堤，八百里发放三省军饷，这义举获得朝廷恩准，于是“乐善好施坊”义字坊又立于群坊之中。不仅仅是棠樾牌坊，在徽州留存的近千座牌坊中，可以说座座都是精美的雕塑，每一组都是为了纪念徽州曾经发生的真实而感人的故事而建的纪念碑，其中深厚的文化积淀已不是单纯的以实用为主的建筑体所能涵盖与承载的了。古徽牌坊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矗立于黄山脚下，新安江畔，成为一种公共艺术的雕塑作品。
由于牌坊是立于公共环境中的，不论是从精美的雕刻造型还是从其高大气派的体量上看，其对视觉的冲击力及其中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与信仰所形成的精神影响力都是巨大的，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极为严格，普通人家是没有建牌坊的权力，只有那些官高位显和为朝廷做出过贡献的大族人家方可建牌坊，徽州的牌坊又不是一般大族所建的牌楼标志物，而是针对他们家族在当时或史上曾经做过的足以能荣耀乡里、流芳百世的真实事件、人物故事所建的纪念碑式的牌坊，其中所承载的文化与精神既必须是为封建统治者怎么写作，是为巩固封建宗法制度而建又必须是为民间乡里广为流传，极富口碑的社会贤达、乐善好施人士而建。因此古徽牌坊可以说既是一座座传承与宣扬徽州文化与精神信仰的国家级纪念碑，又是一座座矗立在古徽州人民心目中的历史丰碑、口碑。所以，徽州牌坊的建立已不再是建立者本家本族的大事，而是上升到关于国家社稷和民族民生大事的高度。因此要建立一座牌坊，必须得到朝廷的许可是自有其道理的。甚至得到皇上的“御赐、恩荣、圣旨”，那真是荣耀宗族世代的天大之事，是上至朝廷甚至皇上，下至地方政府及宗族大家共同参与的结果。要不惜巨资，不计成本，静心全力打造。足见徽州牌坊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纪念碑雕塑，是承载着古徽州人对封建宗族法制、程朱理学道德的公共精神追求及人生信仰价值认同的纪念碑。
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外古今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汇，各种形式与内容的纪念碑雕塑陆续建成，仿古徽州牌坊大量出现，这些建筑大多概念化、表面化，很盲目也很粗糙，可谓是知其然不足，更不知其所以然。我喜爱古徽雕塑艺术，欣赏古徽牌坊，每当回眸那些历经千百年风雨侵蚀、战乱劫难后幸存下来的座座徽州古牌坊，总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和一丝难以言表的思古幽情与感伤心态，但更多的依然是敬重、崇拜与自豪！
（作者：安徽省城市雕塑院执行院长、安徽省美协雕塑艺委会主任、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委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雕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建设部劳动模范）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