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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美“话语对接”需要建基于实证调查基础上的对双方民众态度的了解。中美以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差异，是促使美国民众对华发展表现出不同意见的根源所在。重视中美文化中的价值相似部分，打造话语沟通平台，注重传媒平台中多元、多样化中国形象的呈现，走“建设性参与”的公共外交之路，将是提升中国形象的长远之路。
关键词 公共外交话语权实证调查中国形象
争夺国际话语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
近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引发热议。各类关于如何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加强国际话语权的会议此起彼伏。但是，
争夺国际话语权，我们面对的是世界公众，而不是中国百姓，不能把世界看成跟中国一样。因此，谈论话语权，首先要有务实的态度，要重视实地调查，要重视对说话对象进行深入的了解。世界是多元的、多样的，别人说话跟中国人很不同，思想、习惯、信仰等也很不同。我们常常喜欢说“和谐世界”、“天下大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等等，但这只是中国的看法，不能检测设世界都同意。笔者在杜克大学教了多年的中国传媒与大众文化研究生课，课堂上常请学生来评论、分析中国的话语表述。美国学生对“harmony（和谐）”一词的理解，一般认为这是个音乐名词，用在政治上却有点看不懂。因为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多少有那么些艺术味儿，但准确内涵很不清楚。他们习惯的是法律用语“公正”、“平等、“法治”等。①由此可见中美文化以及思维习惯的差异。
那么面对这种“鸡同鸭讲”式话语体系不对接的局面，到底应该如何做？恐怕胡适先生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我们会有启发。如果多掌握和呈现中美双方、特别是双方民众对对方的实际看法和意见，寻找出现这些意见的根源，将会大大助益“话语对接”。因为在“事实”的桌面上，各方就某一问题点的讨论才能展开。因此，从这个意义讲，实证调查研究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了解国际民意，就会出现面对世界，只用中式思维、说中式外语，语法正确，但听众不甚了了的状况，因为双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习惯、表达方式无法对接。正如一位驻中国多年的美籍华裔记者最近对“中国封闭的思维”的评论一样，在他看来，尽管现在中国人出国的越来越多，却也越来越自以为是，认为中国把美国早就琢磨透了，但实际上却非常缺乏对美国的深入了解。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了解中国。这位资深记者认为，中国人受到“阴谋论”影响太深，倾向于认为美国人都被妖魔化中国的美国媒体洗脑了。②但实际上在美国，政界、媒体舆论界以及民间都存在着针对中国各式各样不同的看法。
这一状况已为一些学术和行政研究所证实，在一项由美国百人会主导的调查中发现（C-100,2007）③，精英和大众针对中美之间的关系态度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对于美国来说，精英群体低估了一般公众对中的友好态度，而在中国，精英群体则是高估了一般公众对美的友好态度。与此同时，美国一般公众对中态度则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关心中国的所谓“人权状况”，另一方面又希冀在贸易等方面与中国有更多的合作。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国际政策态度项目组（PIPA,2008）④调查也发现，美国精英群体对中国的关注点已从对中国政府的关注大规模地转向对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玩家”角色的关注。美国“全球事务芝加哥国会”研究（CCGA,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⑤调查也发现，尽管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软实力心存保留态度，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对手，而只是把警戒的视线停留在中国的经济和潜在的军事实力上。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视点给出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是从美国人的观察视角和立场框架来进行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答案解读也必然带有美国人的立场和烙印。因此，在诸如此类的“事实性”实证资料面前，中国无论解读框架或是解读结果，都会显得“被动”和“虚弱”。
这一点，从一些学者对有华人学者谢韬参与的对CCGA调查资料解读书籍的评论中可见一斑。在名为《与龙共存：美国公众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⑥的专著中，谢韬和本杰明·佩奇通过对从2006年～2008年CCGA的调查资料分析发现：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持相对“平和”的态度，公众意见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只是会被一些主要事件和新闻信息所影响。尽管大部分美国人并不乐于看到中国经济成长为与美国经济一样的实体，但是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这种状态。同时，他们相信美国将通过与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结盟来“平衡”中国力量的崛起。本杰明·佩奇和谢韬通过把人口学变量作为自变量，发现美国公众对中国实际上了解很多，尽管不同个体（例如不同政党的个体）对中国的态度差异很小，但是他们还是发现美国精英比一般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更“鹰派”。这些发现都构成对关于“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的不同解读。但是，这种借用他人实证研究资料而做的解读，容易从解读框架到研究结果、分析方法等多方面遭到质疑，如彼得·怀斯·格莱斯（Peter Hays Gries）认为，佩奇和谢韬对数据的使用并不能支持他们的预设，对于他们要测量的东西来说，这些数据并不充分。⑦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一个从研究立场开始到调查直至结果分析的完整研究设计的重要性。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从2009年10月到2010年10月就尝试进行了这样一项完整的研究，通过对美国百人会（Committee-100）、皮尤（PEW）、马里兰大学的国际政策态度项目组（PIPA）、盖洛普（Gallop）、美国新闻网（CNN）以及英国广播电视台（BBC）等机构相继开展过的关于“美国人对华态度”的相关调查资料分析，基于中国自身的立场，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专家协同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专家多轮问卷设计讨论之后，最终确定问卷模板，并委托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实施了具体调查。整个研究设计及调查实施既保证了研究视角的主体性、国际性，同时也保证了调查样本及数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对所回收的810份有效问卷的分析解读，首次获得了由中国学术机构独立主导执行的“美国民众眼中的中国”调查数据。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数据结果的呈现与分析，对当前“国际话语权”的讨论有所助益，也希望通过这种实证结果发布的行动“抛砖引玉”，唤起更多从“实证研究”角度出发的、以其为话语讨论平台的“话语”形塑行动。
第三，中国文化对美国民众的吸引力稍显薄弱。在经济领域之外，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文化基本不看好，了解甚少。在“中国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 问题上，美国民众几乎有一致的看法，72.5%的美国民众认为这句话“描述中国”很不准确，18.0%的美国民众表示中立，仅9.3%美国民众认为用“中国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陈述“非常准确”。在“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判断上，40.6%的美国民众认为有（其中有24.6%的认为这句话“形容中国非常准确”，16.0%的认为这句话“形容中国比较准确”），23.6%的保持中立，34.9%的则认为这句话形容中国不太准确。持支持意见和持反对意见的两方差距仅
一是不同党派的对华态度差异明显。共和党在政治上对中国更持欢迎态度，但在贸易政策上则偏向保守；党在政治上对中国更持竞争态度，但在贸易政策上则倾向自由主义。不同党派归属对“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是中立还是盟友？”的认知上有悬殊差异（p=0.001）。“共和党人士”比较认同“中国是美国的盟友”，有54.2%的“共和党人士”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的仅占19.8%。
相比“共和党人士”，尽管“党人士”和“无党派人士”认同“中国是美国的盟友”的比率要小很多，分别为38.7%和37.4%，但是，这比他们内部认为中国是“敌人”的“党内人士”还高出6个百分比点。持中立态度的也有1／3。
进一步在不同党派归属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操纵货币，意图在国际贸易中获利”的认知方面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党派归属不同在这一认知上有悬殊差异（p=0.001）。党人士更加倾向于否定“中国操纵货币，意图在国际贸易中获利”，有48.7%的“党”美国民众认为该观点不正确，仅21.2%的“党”美国民众认为“形容中国正确”。“不知道其党派的人士”、“无党派人士”和“党人士”持几乎同样态度。
“共和党人士”则比较认同“中国操纵货币，意图在国际贸易中获利”，认为“形容中国准确”的比例达38.0%，不过承认“形容中国不准确”的也达到了“32.9%”，其他的民众态度“中立”。总的来看，“共和党人士”是持“中国操纵货币，意图在国际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的主流人群。
二是媒体舆论对中国形象的影响显著。39.8%的美国民众一周有7天是通过电视来获取国内和国际新闻的，31.5%的美国民众一周有7天是通过报纸来获取国内和国际新闻的，23.1%的美国民众一周有7天是通过互联网来获取国内和国际新闻的，17.2%的美国民众一周有7天是通过广播来获取国内和国际新闻的。美国民众频繁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依次是电视、报纸、网络和广播。
就电视媒体而言，FNC 或者FOX （福克斯广播公司）和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是美国人使用最频繁的两个主要媒体。在对媒体的信任度上，3.0%的美国民众总是相信媒体公正地播报新闻，32.6%的美国民众大多是相信媒体公正地播报新闻，51.1%的美国民众有时是相信媒体公正地播报新闻，10.6%的美国民众几乎不相信媒体公正地播报新闻，1.7%的美国民众从来都不相信媒体公正地播报新闻。
我们发现，在
收看电视的频率不同对评价“中国是否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有显著的影响（p=0.008）。收看电视的频率和对“中国是否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的评价呈现“抛物线”状。一周收看电视3～4天的美国民众有更多的人（17.2%）认同“中国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而且相较其他收看频率的民众有更低的不认同率（60.2%）。
阅读报纸的频率不同的美国人在“试想十年之后，您认为中国会变得更或更加对人民负责吗？”（p= 0.010），“对台军售”（p= 0.008）方面的观点也有显著的差异。
浏览互联网的频率不同的美国人，在对待“试想十年之后，您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增加还是降低？”（p=0.006，上网越频繁越认为“中国影响力会增加”）；“您是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处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的？”（p=0.030）；“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p=0.000）；“中国限制其公民的政治权利”（p=0.000）；“中国一直在规避责任”（p=0.000）等诸多方面有显著差异的认同。
阅读报纸、收听电台广播和浏览互联网的频率与美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紧密相关，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分析教育因素的影响力。
三是教育程度对中国形象的影响显著。通过进一步分析教育程度在美国民众对中国认知的差异，我们发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其文化程度有直接的相关性。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美国民众对中国未来的进程越是乐观，有36.2%的本科或以上学历的美国民众相信“十年之后，中国更加，更加对其公众负责”，54.4%的认为维持现状，仅9.4%的认为更糟糕。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美国民众对“十年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同样越乐观，61.1%的高中学历以下、66.5%的高中学历、72.7%的大专或类似学历和86.6%的本科或以上学历的美国民众都认为“十年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增加的”。
走出“秘密外交”瓶颈，走“建设性参与”公共外交之路，以“水滴石穿”的方式打造中国国家形象，增强中国软 实力。正面、健康、积极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民间的力量也非常重要。学者孙有中曾经评述：“在全球大流动的时代……成千上万的人跨越边界，走出中国带出去大量信息，数以万计外国人在我们的大街小巷行走。我们几乎是在世界上行走……”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依靠媒体的力量已经不太现实，特别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自媒体”的发展，更使每个人都成为信息播散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微小、零散的信息传播就具有了更大的意义。这也说明在国家形象传播中，“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所反映。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文化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日用而不知的资源，并没有成为我们想象中中国形象形塑的“优势”。相反，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现当代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度相当低。如同“国家形象的学术话语权一直是中国的‘短板’”一样，文化在国际公众中意想之外的“低接受度”，说明公共外交也是中国形象宣传的短板。
因此，注重非机构的“公共外交”，走出“秘密外交”的瓶颈，应该成为新时期塑造国家形象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渠道。而如何寻找和探索“建设性参与”公共外交事务的具体方式，也应该成为未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和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向。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实证调查结果的发布将是探索多元、积极国家形象塑造的第一步。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博士后韩瑞霞参与了本文的整理与撰写）
注释
刘康：“争夺话语权，要让老外听懂‘和谐’”，《环球时报》，2012年1月17日。
Hope and Fear Full Report of C-100's Survey on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Each Other, survey.committee100.org/2007/files/C100SurveyFullReport.pdf.
/2011/OPINION/01/19/china.commercial/index.html.
“‘以国家之名’好使吗？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南都周刊》，2011年第7期。
责 编／郑韶武
Promoting China's Image: Speaking a Language Foreigners Can Understand
Liu Kang
Abstract: China-US "dialogue" needs to be founded on an understanding of pu
Keywords: Public diplomacy, hing a say, field survey, China's image
【作者简介】
刘康，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向：传播与大众媒体、全球化与文化研究。
主要著作：《全球化／民族化》、《文化·传媒·全球化》、《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变迁》（英文）等。
关键词 公共外交话语权实证调查中国形象
争夺国际话语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
近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引发热议。各类关于如何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加强国际话语权的会议此起彼伏。但是，
源于：论文格式范例www.udooo.com
实事求是来看，空话、大话比较多，而且多半是想当然，从自己的立场与角度想问题，不管对方是不是喜欢听，是不是听得懂。想要国际话语权，就要去了解说话的对象。只有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赢得话语权。争夺国际话语权，我们面对的是世界公众，而不是中国百姓，不能把世界看成跟中国一样。因此，谈论话语权，首先要有务实的态度，要重视实地调查，要重视对说话对象进行深入的了解。世界是多元的、多样的，别人说话跟中国人很不同，思想、习惯、信仰等也很不同。我们常常喜欢说“和谐世界”、“天下大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等等，但这只是中国的看法，不能检测设世界都同意。笔者在杜克大学教了多年的中国传媒与大众文化研究生课，课堂上常请学生来评论、分析中国的话语表述。美国学生对“harmony（和谐）”一词的理解，一般认为这是个音乐名词，用在政治上却有点看不懂。因为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多少有那么些艺术味儿，但准确内涵很不清楚。他们习惯的是法律用语“公正”、“平等、“法治”等。①由此可见中美文化以及思维习惯的差异。
那么面对这种“鸡同鸭讲”式话语体系不对接的局面，到底应该如何做？恐怕胡适先生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我们会有启发。如果多掌握和呈现中美双方、特别是双方民众对对方的实际看法和意见，寻找出现这些意见的根源，将会大大助益“话语对接”。因为在“事实”的桌面上，各方就某一问题点的讨论才能展开。因此，从这个意义讲，实证调查研究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了解国际民意，就会出现面对世界，只用中式思维、说中式外语，语法正确，但听众不甚了了的状况，因为双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习惯、表达方式无法对接。正如一位驻中国多年的美籍华裔记者最近对“中国封闭的思维”的评论一样，在他看来，尽管现在中国人出国的越来越多，却也越来越自以为是，认为中国把美国早就琢磨透了，但实际上却非常缺乏对美国的深入了解。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了解中国。这位资深记者认为，中国人受到“阴谋论”影响太深，倾向于认为美国人都被妖魔化中国的美国媒体洗脑了。②但实际上在美国，政界、媒体舆论界以及民间都存在着针对中国各式各样不同的看法。
这一状况已为一些学术和行政研究所证实，在一项由美国百人会主导的调查中发现（C-100,2007）③，精英和大众针对中美之间的关系态度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对于美国来说，精英群体低估了一般公众对中的友好态度，而在中国，精英群体则是高估了一般公众对美的友好态度。与此同时，美国一般公众对中态度则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关心中国的所谓“人权状况”，另一方面又希冀在贸易等方面与中国有更多的合作。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国际政策态度项目组（PIPA,2008）④调查也发现，美国精英群体对中国的关注点已从对中国政府的关注大规模地转向对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玩家”角色的关注。美国“全球事务芝加哥国会”研究（CCGA,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⑤调查也发现，尽管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软实力心存保留态度，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对手，而只是把警戒的视线停留在中国的经济和潜在的军事实力上。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视点给出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是从美国人的观察视角和立场框架来进行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答案解读也必然带有美国人的立场和烙印。因此，在诸如此类的“事实性”实证资料面前，中国无论解读框架或是解读结果，都会显得“被动”和“虚弱”。
这一点，从一些学者对有华人学者谢韬参与的对CCGA调查资料解读书籍的评论中可见一斑。在名为《与龙共存：美国公众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⑥的专著中，谢韬和本杰明·佩奇通过对从2006年～2008年CCGA的调查资料分析发现：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持相对“平和”的态度，公众意见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只是会被一些主要事件和新闻信息所影响。尽管大部分美国人并不乐于看到中国经济成长为与美国经济一样的实体，但是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这种状态。同时，他们相信美国将通过与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结盟来“平衡”中国力量的崛起。本杰明·佩奇和谢韬通过把人口学变量作为自变量，发现美国公众对中国实际上了解很多，尽管不同个体（例如不同政党的个体）对中国的态度差异很小，但是他们还是发现美国精英比一般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更“鹰派”。这些发现都构成对关于“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的不同解读。但是，这种借用他人实证研究资料而做的解读，容易从解读框架到研究结果、分析方法等多方面遭到质疑，如彼得·怀斯·格莱斯（Peter Hays Gries）认为，佩奇和谢韬对数据的使用并不能支持他们的预设，对于他们要测量的东西来说，这些数据并不充分。⑦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一个从研究立场开始到调查直至结果分析的完整研究设计的重要性。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从2009年10月到2010年10月就尝试进行了这样一项完整的研究，通过对美国百人会（Committee-100）、皮尤（PEW）、马里兰大学的国际政策态度项目组（PIPA）、盖洛普（Gallop）、美国新闻网（CNN）以及英国广播电视台（BBC）等机构相继开展过的关于“美国人对华态度”的相关调查资料分析，基于中国自身的立场，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专家协同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专家多轮问卷设计讨论之后，最终确定问卷模板，并委托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实施了具体调查。整个研究设计及调查实施既保证了研究视角的主体性、国际性，同时也保证了调查样本及数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对所回收的810份有效问卷的分析解读，首次获得了由中国学术机构独立主导执行的“美国民众眼中的中国”调查数据。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数据结果的呈现与分析，对当前“国际话语权”的讨论有所助益，也希望通过这种实证结果发布的行动“抛砖引玉”，唤起更多从“实证研究”角度出发的、以其为话语讨论平台的“话语”形塑行动。
摘自：学年论文范文www.udooo.com
第二，美国民众对中态度受国家利益诉求的巨大影响。美国民众一方面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国家利益冲突面前又更加容易表现出单向度的维护热情。这反映在当问及“涉华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进行经济和商务谈判中，态度是不够强硬，还是恰当，或者是过于强硬？”时，62.7%的美国民众认为“涉华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进行经济和商务谈判中不够强硬”，29.8%的认为“恰到好处”，而仅有2.0%的美国民众认为“过于强硬”。在决定美国对华政策时，美国民众优先考虑“促进和保护中国的人权”（67.40%），其次是“中国更好的环境政策和实践”（65.30%），再次是“确保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和平关系”（57.60%），“促进中美之间的公平贸易”（56.30%），最后才是“增加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29.30%）。这表明一旦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冲突，美国民众很容易被政府倾向和媒体舆论所引导。第三，中国文化对美国民众的吸引力稍显薄弱。在经济领域之外，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文化基本不看好，了解甚少。在“中国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 问题上，美国民众几乎有一致的看法，72.5%的美国民众认为这句话“描述中国”很不准确，18.0%的美国民众表示中立，仅9.3%美国民众认为用“中国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陈述“非常准确”。在“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判断上，40.6%的美国民众认为有（其中有24.6%的认为这句话“形容中国非常准确”，16.0%的认为这句话“形容中国比较准确”），23.6%的保持中立，34.9%的则认为这句话形容中国不太准确。持支持意见和持反对意见的两方差距仅
5.7%，可见中国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对美国民众的吸引力并没有想象的大。
党派、媒体、教育在塑造中国形象中所起关键作用。研究发现，党派因素、媒体构建以及教育程度在塑造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中起到关键作用。一是不同党派的对华态度差异明显。共和党在政治上对中国更持欢迎态度，但在贸易政策上则偏向保守；党在政治上对中国更持竞争态度，但在贸易政策上则倾向自由主义。不同党派归属对“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是中立还是盟友？”的认知上有悬殊差异（p=0.001）。“共和党人士”比较认同“中国是美国的盟友”，有54.2%的“共和党人士”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的仅占19.8%。
相比“共和党人士”，尽管“党人士”和“无党派人士”认同“中国是美国的盟友”的比率要小很多，分别为38.7%和37.4%，但是，这比他们内部认为中国是“敌人”的“党内人士”还高出6个百分比点。持中立态度的也有1／3。
进一步在不同党派归属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操纵货币，意图在国际贸易中获利”的认知方面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党派归属不同在这一认知上有悬殊差异（p=0.001）。党人士更加倾向于否定“中国操纵货币，意图在国际贸易中获利”，有48.7%的“党”美国民众认为该观点不正确，仅21.2%的“党”美国民众认为“形容中国正确”。“不知道其党派的人士”、“无党派人士”和“党人士”持几乎同样态度。
“共和党人士”则比较认同“中国操纵货币，意图在国际贸易中获利”，认为“形容中国准确”的比例达38.0%，不过承认“形容中国不准确”的也达到了“32.9%”，其他的民众态度“中立”。总的来看，“共和党人士”是持“中国操纵货币，意图在国际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的主流人群。
二是媒体舆论对中国形象的影响显著。39.8%的美国民众一周有7天是通过电视来获取国内和国际新闻的，31.5%的美国民众一周有7天是通过报纸来获取国内和国际新闻的，23.1%的美国民众一周有7天是通过互联网来获取国内和国际新闻的，17.2%的美国民众一周有7天是通过广播来获取国内和国际新闻的。美国民众频繁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依次是电视、报纸、网络和广播。
就电视媒体而言，FNC 或者FOX （福克斯广播公司）和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是美国人使用最频繁的两个主要媒体。在对媒体的信任度上，3.0%的美国民众总是相信媒体公正地播报新闻，32.6%的美国民众大多是相信媒体公正地播报新闻，51.1%的美国民众有时是相信媒体公正地播报新闻，10.6%的美国民众几乎不相信媒体公正地播报新闻，1.7%的美国民众从来都不相信媒体公正地播报新闻。
我们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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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对中国的总体印象当中，美国媒体起着重要的作用。收看电视的频率不同对评价“中国是否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有显著的影响（p=0.008）。收看电视的频率和对“中国是否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的评价呈现“抛物线”状。一周收看电视3～4天的美国民众有更多的人（17.2%）认同“中国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而且相较其他收看频率的民众有更低的不认同率（60.2%）。
阅读报纸的频率不同的美国人在“试想十年之后，您认为中国会变得更或更加对人民负责吗？”（p= 0.010），“对台军售”（p= 0.008）方面的观点也有显著的差异。
浏览互联网的频率不同的美国人，在对待“试想十年之后，您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增加还是降低？”（p=0.006，上网越频繁越认为“中国影响力会增加”）；“您是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处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的？”（p=0.030）；“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p=0.000）；“中国限制其公民的政治权利”（p=0.000）；“中国一直在规避责任”（p=0.000）等诸多方面有显著差异的认同。
阅读报纸、收听电台广播和浏览互联网的频率与美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紧密相关，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分析教育因素的影响力。
三是教育程度对中国形象的影响显著。通过进一步分析教育程度在美国民众对中国认知的差异，我们发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其文化程度有直接的相关性。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美国民众对中国未来的进程越是乐观，有36.2%的本科或以上学历的美国民众相信“十年之后，中国更加，更加对其公众负责”，54.4%的认为维持现状，仅9.4%的认为更糟糕。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美国民众对“十年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同样越乐观，61.1%的高中学历以下、66.5%的高中学历、72.7%的大专或类似学历和86.6%的本科或以上学历的美国民众都认为“十年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增加的”。
源于：怎么发表职称论文www.udooo.com
关于中国形象在全球的传播实践和效果，笔者曾让美国学生就《国家形象宣传片》（角度篇）谈谈看法，结果学生的反应是：“那些看起来像大款的人为什么都那样呆呆地站着？”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的博客也称中国形象广告“与美国观众脱节”，并且援引一位美方企业高管的话说，“广告令人恐惧，胜过友善”。这一事例充分说明，在进行国家形象传播时，把握双方共有的价值基础、从利于国际受众接受的价值角度进行宣传的重要性。走出“秘密外交”瓶颈，走“建设性参与”公共外交之路，以“水滴石穿”的方式打造中国国家形象，增强中国软 实力。正面、健康、积极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民间的力量也非常重要。学者孙有中曾经评述：“在全球大流动的时代……成千上万的人跨越边界，走出中国带出去大量信息，数以万计外国人在我们的大街小巷行走。我们几乎是在世界上行走……”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依靠媒体的力量已经不太现实，特别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自媒体”的发展，更使每个人都成为信息播散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微小、零散的信息传播就具有了更大的意义。这也说明在国家形象传播中，“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所反映。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文化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日用而不知的资源，并没有成为我们想象中中国形象形塑的“优势”。相反，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现当代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度相当低。如同“国家形象的学术话语权一直是中国的‘短板’”一样，文化在国际公众中意想之外的“低接受度”，说明公共外交也是中国形象宣传的短板。
因此，注重非机构的“公共外交”，走出“秘密外交”的瓶颈，应该成为新时期塑造国家形象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渠道。而如何寻找和探索“建设性参与”公共外交事务的具体方式，也应该成为未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和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向。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实证调查结果的发布将是探索多元、积极国家形象塑造的第一步。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博士后韩瑞霞参与了本文的整理与撰写）
注释
刘康：“争夺话语权，要让老外听懂‘和谐’”，《环球时报》，2012年1月17日。
Hope and Fear Full Report of C-100's Survey on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Each Other, survey.committee100.org/2007/files/C100SurveyFullReport.pdf.
/2011/OPINION/01/19/china.commercial/index.html.
“‘以国家之名’好使吗？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南都周刊》，2011年第7期。
责 编／郑韶武
Promoting China's Image: Speaking a Language Foreigners Can Understand
Liu Kang
Abstract: China-US "dialogue" needs to be founded on an understanding of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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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c opinions in both countries that is obtained through field survey. The two countries' cultural, political and values differences, characterized by distinct ideologies, hold as the source of opposing standpoints of American public against China's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in the long run, China needs to give high regard to similar element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create dialogue platforms, increase efforts to diversify China's image in media and take the road of public diplomacy featuring "constructive participation".Keywords: Public diplomacy, hing a say, field survey, China's image
【作者简介】
刘康，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向：传播与大众媒体、全球化与文化研究。
主要著作：《全球化／民族化》、《文化·传媒·全球化》、《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变迁》（英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