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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家故事】
这是一场特殊的寻找经历。摆脱了文玩市场和读书人家，直接在社交网络微博上找到了他，深圳民国图书藏家高小龙。几经周折，在武汉见到，是在布展尚未结束的辛亥革命博物馆。
那是武汉盛夏到来的第一个夜晚，闷热难耐。留着大胡子的高小龙还在巡视展柜，他的身后，是良友画报明艳的封面女子。走到一架图书前，他将孟小冬的封面和梅兰芳搁在一起，嘴里喃喃自语，“让他俩在夜里说说话。”
此时，他不是给奥运宣传片执导的高小龙，也不是在南国绿色家园中闲庭信步的高小龙。他是逡巡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美术资料室的小男孩，不到爸妈下班，怎么也舍不得放下手中图册。
故纸里有真相
只是那阵儿，他迷恋的是同学手中新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一个孩子的眼中，被描述后的民国晦暗、动荡，并非他的理想国。
直至几年后，“我一直追着看的香港邵氏公司影刊《南国电影》暂时缺了一期，母亲就夹了一本厚厚的原版《良友》合订本旧杂志回来，我一打开，看傻眼了。”
那种视觉的巨大冲击，高小龙套用上海作家陈村读完木心先生的名篇《上海赋》之后的反应来形容，“如遭雷击。”
“走过全国的几个城市后，重复的话我不愿再说。”但每逢这一段，如默片的经典回放，高小龙正在咀嚼面窝的腮帮停止蠕动，双眸闪光。
“怎么形容经图书翻转之后的民国？”我借机询问。
“如果把他比作一个男人，从1911年算起，至1949年，壮年消逝。太多意外因素，太多命运起伏，让他只能做汪洋中的一条船。知道岸在哪里，却永远划不过去。”得出的这番深思，却是在2010年，高小龙事业平稳之后。
少年时埋下的种子，待土壤肥沃，待风和日丽，发芽已是30年之后。
为何会执念？
他指指已布置好的前言。
“我在小心地窥探，暗自握着拳头，我深刻地为我们这些后世子孙对这些历史的忽略和遗忘深感愧疚和遗憾。六十多年来被我们忽视不见的，是一个意气风发、满怀理想、昂扬奋进、活生生的大时代，无论光明无论黑暗，刻印于故纸之上的民国世界，都是那么明亮透彻。”
他完成胡适纪录片的拍摄后，常引用先生的一句话，“里有鬼”，“故纸里有真相。”
70余册《良友》，影像串起的历史
正式提问之前，我在展厅里花一个半小时走完一遭。比开展后隔着玻璃看藏品的观众有福气。趁着展柜未封，我看到珍贵的郑振铎文学大纲原件，看到曾刊发张爱玲处女作的《天地》，看到国民字图说汉字的配图，精美得当。
无处落座，浑身却已被书香按灭。隔着一张玻璃，继续在暗夜里听西北汉子神侃。
高小龙介入民国图书的时机，不比大藏家谢其昌等人。论斤称已是传说，他的渠道是爱书人都能想到的，孔夫子、网，他从网上拍卖和私下的交易中形成了自己的“书商网”。
他不仅忽略掉，还抛弃很多书虫所坚持的版本、连号。“因为系统性必定影响丰富性。”
最初点燃兴趣的是《良友》，后来牵连出《大众》、《环球》、《时代》、《新中国》等系列杂志。甚而到了后期，海报、照片，只要图像美好，资料珍贵，统统纳入囊中。家中并无多么高级的工具，但防潮箱、塑料膜拾手皆是。“不满足于现有历史的宣告，继而想用自己的方式寻找还原的过往。”
几千件藏品中，他视为珍宝的仍是为他的启蒙的《良友》画报。事实上，它在市场的起拍价也以千元起。全套172本，高小龙手中已有70余册。
民国时期的图书空间到底有多大？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亚东图书馆，以及后来的开明、北新、良友、文化生活书店、海燕等出版机构接连崛起，详细的专业、期刊种类划分。
民国图书的困境在哪儿？
民国书的老化比唐宋古籍严重得多。宋元时期的纸张是碱性的，而清代以后，由于使用木材造纸，木质素的酸性使纸张寿命大大缩短。宋代古籍历经千年，保存较好的仍然和新的一样，但民国书籍的纸张却大多变成了咖啡色，
“一碰就会碎”。
除《良友》外，让高小龙有些得意的是良友图书公司上世纪30年代连续出版的几集大型摄影集《中国现象》、《中国大观》、《中华景象》。这是良友图书公司组织中国摄影旅行团拍民国图书，故纸温暖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摄的作品，其中《中国大观》至为珍贵。
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民国画家陈丹旭的《人物画典》。“他画尽了老上海三教九流在生活中的瞬间状态，是一部旧上海都市生活的日常记录。”用细节串联起历史，这正是图书的作用所在。
甩开矫枉过正的民国热，孤独前行
高小龙不唯封面论，在第一眼的吸引之后，他更注重图册的内容。
“这些故纸故事，则可以生机勃勃、浸今人，故纸片上蕴藏在字里行间的资讯和，有光、发热，或可给我们暗示，让我们遥见明天的中国，真如那些往生的生命所愿，那是一个富强，人人得享自由、美好、富裕、公平、公正的伟大中国。”
来武汉前，高小龙在成山的藏品中特意找出与江城有过渊源的纸品。“你看这个展柜，我特意布置成这样。左边是战时国内的出版物，还有卒于枣阳的张自忠将军画传。右边是日本的出版物，中间是一幅汉口的市区全景图。”
无论纸张、印刷，仅从藏品本身就能看出战时两国财力悬殊，但中国抗战决心之坚定，也可见一斑。
他为武汉站准备的另一份礼物，是刻印版的《良友》8周年纪念刊，连请柬，也用蝇头小楷书写。
接触民国图书后，有人劝说高小龙，试着在网上结交同道中人，也许会有其他收获。他将藏品拍好后发到微博上，“被80后和90后疯狂转发，还有人称我是国粉。”
高小龙习惯于端着摄像机，很少将焦点对准自己。特别是，如果手持镜头的，是一群只浮于表面的盲从者。
“这几年的民国热有些矫枉过正，大多是简单无知的跟风，好像民国就是旗袍。前阵子网上围观一张旗袍照片，那拍的其实是60年代的香港人。”
迥异，风格互补
他从此更加习惯关起门来自己玩。直到遇见与他脾性一致的南兆旭。
南兆旭写下“旗袍的开叉，泄露了一个时代的天真。”
高小龙指指柜中藏品《怎样让骂人艺术化》，“说穿了，那时候的人憨得很。”说这话时，是得到心灵照应的欣然一笑。
南兆旭的少了影像，多了书籍。选择书籍的唯一标准，就是书封。有些缺了内页的，干脆直接书封。出版人的职业生涯赋予他这样的直觉，甚至摸摸纸张，他就能一口说出书的年代。
丰子恺、顾仲起、贡少芹、张恨水、叶小凤等人的设计作品，如1927年秋，弘一法师云游上海与其弟子丰子恺合作《护生画集》，丰画风朴实，弘一笔法神韵，《护生画集》从诞生之日便注定了它的双重性格。
两人风格的迥异，恰恰在展览中形成互补。南兆旭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画学全史》在他的藏品中至为珍贵。
书封的烫金图案是伏羲女娲交尾图，其手中分别握有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件绘图工具：“矩”和“规”。吴昌硕题写书名，郑孝胥亲笔前言，黄宾虹作序。
从2011年起，两人决意从藏品中选出一部分，全国巡回做展。“不传播的是毫无作用的。”
2013年6月的这一站，是民国时光隧道的入口，是1911年书写下惊叹号的武汉。
这是一场特殊的寻找经历。摆脱了文玩市场和读书人家，直接在社交网络微博上找到了他，深圳民国图书藏家高小龙。几经周折，在武汉见到，是在布展尚未结束的辛亥革命博物馆。
那是武汉盛夏到来的第一个夜晚，闷热难耐。留着大胡子的高小龙还在巡视展柜，他的身后，是良友画报明艳的封面女子。走到一架图书前，他将孟小冬的封面和梅兰芳搁在一起，嘴里喃喃自语，“让他俩在夜里说说话。”
此时，他不是给奥运宣传片执导的高小龙，也不是在南国绿色家园中闲庭信步的高小龙。他是逡巡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美术资料室的小男孩，不到爸妈下班，怎么也舍不得放下手中图册。
故纸里有真相
只是那阵儿，他迷恋的是同学手中新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一个孩子的眼中，被描述后的民国晦暗、动荡，并非他的理想国。
直至几年后，“我一直追着看的香港邵氏公司影刊《南国电影》暂时缺了一期，母亲就夹了一本厚厚的原版《良友》合订本旧杂志回来，我一打开，看傻眼了。”
那种视觉的巨大冲击，高小龙套用上海作家陈村读完木心先生的名篇《上海赋》之后的反应来形容，“如遭雷击。”
“走过全国的几个城市后，重复的话我不愿再说。”但每逢这一段，如默片的经典回放，高小龙正在咀嚼面窝的腮帮停止蠕动，双眸闪光。
“怎么形容经图书翻转之后的民国？”我借机询问。
“如果把他比作一个男人，从1911年算起，至1949年，壮年消逝。太多意外因素，太多命运起伏，让他只能做汪洋中的一条船。知道岸在哪里，却永远划不过去。”得出的这番深思，却是在2010年，高小龙事业平稳之后。
少年时埋下的种子，待土壤肥沃，待风和日丽，发芽已是30年之后。
为何会执念？
他指指已布置好的前言。
“我在小心地窥探，暗自握着拳头，我深刻地为我们这些后世子孙对这些历史的忽略和遗忘深感愧疚和遗憾。六十多年来被我们忽视不见的，是一个意气风发、满怀理想、昂扬奋进、活生生的大时代，无论光明无论黑暗，刻印于故纸之上的民国世界，都是那么明亮透彻。”
他完成胡适纪录片的拍摄后，常引用先生的一句话，“里有鬼”，“故纸里有真相。”
70余册《良友》，影像串起的历史
正式提问之前，我在展厅里花一个半小时走完一遭。比开展后隔着玻璃看藏品的观众有福气。趁着展柜未封，我看到珍贵的郑振铎文学大纲原件，看到曾刊发张爱玲处女作的《天地》，看到国民字图说汉字的配图，精美得当。
无处落座，浑身却已被书香按灭。隔着一张玻璃，继续在暗夜里听西北汉子神侃。
高小龙介入民国图书的时机，不比大藏家谢其昌等人。论斤称已是传说，他的渠道是爱书人都能想到的，孔夫子、网，他从网上拍卖和私下的交易中形成了自己的“书商网”。
他不仅忽略掉，还抛弃很多书虫所坚持的版本、连号。“因为系统性必定影响丰富性。”
最初点燃兴趣的是《良友》，后来牵连出《大众》、《环球》、《时代》、《新中国》等系列杂志。甚而到了后期，海报、照片，只要图像美好，资料珍贵，统统纳入囊中。家中并无多么高级的工具，但防潮箱、塑料膜拾手皆是。“不满足于现有历史的宣告，继而想用自己的方式寻找还原的过往。”
几千件藏品中，他视为珍宝的仍是为他的启蒙的《良友》画报。事实上，它在市场的起拍价也以千元起。全套172本，高小龙手中已有70余册。
民国时期的图书空间到底有多大？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亚东图书馆，以及后来的开明、北新、良友、文化生活书店、海燕等出版机构接连崛起，详细的专业、期刊种类划分。
民国图书的困境在哪儿？
民国书的老化比唐宋古籍严重得多。宋元时期的纸张是碱性的，而清代以后，由于使用木材造纸，木质素的酸性使纸张寿命大大缩短。宋代古籍历经千年，保存较好的仍然和新的一样，但民国书籍的纸张却大多变成了咖啡色，
“一碰就会碎”。
除《良友》外，让高小龙有些得意的是良友图书公司上世纪30年代连续出版的几集大型摄影集《中国现象》、《中国大观》、《中华景象》。这是良友图书公司组织中国摄影旅行团拍民国图书，故纸温暖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摄的作品，其中《中国大观》至为珍贵。
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民国画家陈丹旭的《人物画典》。“他画尽了老上海三教九流在生活中的瞬间状态，是一部旧上海都市生活的日常记录。”用细节串联起历史，这正是图书的作用所在。
甩开矫枉过正的民国热，孤独前行
高小龙不唯封面论，在第一眼的吸引之后，他更注重图册的内容。
“这些故纸故事，则可以生机勃勃、浸今人，故纸片上蕴藏在字里行间的资讯和，有光、发热，或可给我们暗示，让我们遥见明天的中国，真如那些往生的生命所愿，那是一个富强，人人得享自由、美好、富裕、公平、公正的伟大中国。”
来武汉前，高小龙在成山的藏品中特意找出与江城有过渊源的纸品。“你看这个展柜，我特意布置成这样。左边是战时国内的出版物，还有卒于枣阳的张自忠将军画传。右边是日本的出版物，中间是一幅汉口的市区全景图。”
无论纸张、印刷，仅从藏品本身就能看出战时两国财力悬殊，但中国抗战决心之坚定，也可见一斑。
他为武汉站准备的另一份礼物，是刻印版的《良友》8周年纪念刊，连请柬，也用蝇头小楷书写。
接触民国图书后，有人劝说高小龙，试着在网上结交同道中人，也许会有其他收获。他将藏品拍好后发到微博上，“被80后和90后疯狂转发，还有人称我是国粉。”
高小龙习惯于端着摄像机，很少将焦点对准自己。特别是，如果手持镜头的，是一群只浮于表面的盲从者。
“这几年的民国热有些矫枉过正，大多是简单无知的跟风，好像民国就是旗袍。前阵子网上围观一张旗袍照片，那拍的其实是60年代的香港人。”
迥异，风格互补
他从此更加习惯关起门来自己玩。直到遇见与他脾性一致的南兆旭。
南兆旭写下“旗袍的开叉，泄露了一个时代的天真。”
高小龙指指柜中藏品《怎样让骂人艺术化》，“说穿了，那时候的人憨得很。”说这话时，是得到心灵照应的欣然一笑。
南兆旭的少了影像，多了书籍。选择书籍的唯一标准，就是书封。有些缺了内页的，干脆直接书封。出版人的职业生涯赋予他这样的直觉，甚至摸摸纸张，他就能一口说出书的年代。
丰子恺、顾仲起、贡少芹、张恨水、叶小凤等人的设计作品，如1927年秋，弘一法师云游上海与其弟子丰子恺合作《护生画集》，丰画风朴实，弘一笔法神韵，《护生画集》从诞生之日便注定了它的双重性格。
两人风格的迥异，恰恰在展览中形成互补。南兆旭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画学全史》在他的藏品中至为珍贵。
书封的烫金图案是伏羲女娲交尾图，其手中分别握有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件绘图工具：“矩”和“规”。吴昌硕题写书名，郑孝胥亲笔前言，黄宾虹作序。
从2011年起，两人决意从藏品中选出一部分，全国巡回做展。“不传播的是毫无作用的。”
2013年6月的这一站，是民国时光隧道的入口，是1911年书写下惊叹号的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