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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议汉书两《汉书》之唐注论略

收藏本文 2024-02-08 点赞:23744 浏览:108172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颜师古注《汉书》、李贤注《后汉书》,是唐初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本文从两注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深入分析其产生的深层的政治原因,指出两注的产生主要是唐初宫廷的夺嫡之争在学术文化上的反映。论文的写作意在通过对两《汉书》之唐注的考论,展示唐初学术的发展态势及其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从而进一步揭示出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两《汉书》 政治 学术 唐注 夺嫡之争 阶级斗争
颜师古注《汉书》、李贤注《后汉书》,是唐初学术史上的两个重要的史实,对当时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论是作为学术史实,还是作为历史事件,唐人注解两《汉书》都有着深层次的政治与学术史背景,其中蕴含着若干学术史及历史的事实真相。目前,学术界对两注之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即传统的小学领域内,局限于对注文的刊谬补缺、辨析考证,所用方法比较单一,涉及面不够广,对两注产生的时代背景却鲜有涉及,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政治与学术的复杂关系、时代背景与学术发展的必然逻辑等方面考察两《汉书》之唐注产生的原因,以期对两注的研究有所建言。

一、两注的产生

关于唐人注解两《汉书》,史料中多有记载。如《旧唐书·颜师古传》云:
时(贞观十一年)承乾在,命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编之秘阁,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①
《新唐书·儒学列传·颜师古传》云:
又为太子承乾注班固《汉书》上之,赐物二百段、良马

一、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②

颜师古《汉书叙例》云:
储君体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综九流,观炎汉之余风,究其终始,懿孟坚之述作,嘉其宏赡,以为服、应曩说疏紊尚多,苏、晋众家剖断盖砂,蔡氏纂集尤为牾,自兹以降,蔑足有云。怅前代之未周,愍将来之多惑,顾召幽仄,俾竭刍荛,匡正睽违,激扬郁滞,将以博喻胄齿,远覃邦国,弘敷锦带,启导青衿。③
《旧唐书·高宗诸子列传·章怀太子传》云:
仪凤元年……贤又招集当时学者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玄、学士许叔牙、成玄

一、史藏诸、周宝宁等,注范晔《后汉书》,表上之,赐物三万段,仍以其书付秘阁。④

《新唐书·三宗诸子列传·章怀太子传》云:
贤又招集诸儒: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参军格希玄、学士许叔牙、成玄

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共注范晔《后汉书》。书奏,帝优赐段物数万。⑤

将上述原始文献相互参看,可窥史实之全豹:唐太宗贞观年间,太子李承乾令颜师古为班固《汉书》作注,注成,承乾献呈太宗阅览,得到赏赐。唐高宗仪凤中,太子李贤召集学者为范晔《后汉书》作注,亦上奏高宗,高宗褒奖有加。二书均付秘阁。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这两个文化事件极为相似,在此有两个疑问:首先,为何这两次注书事件都发生在唐初?其次,为什么两次注书活动均是太子组织的?事实上,这两次注书事件的发生都牵涉到更为复杂的学术与政治背景,蕴含着丰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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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两次注书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意义。

二、时代背景

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首先要考察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
唐王朝建立以后,国家一统,唐高祖、太宗、高宗全面改革了隋末弊政,依法治国,政局渐趋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于是在唐初出现了“贞观之治”与“永徽之治”等盛世局面。在学术文化方面,唐初统治者倡扬儒学,儒学大兴。官定的《五经正义》的颁布,标志着以经学为代表的儒学进入了一个统一稳定的发展阶段。与经学相应,史学亦很发达。唐初统治者对修史的注重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史学的发展。唐初修《隋书·经籍志》,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书不仅独立成部,而且跃居第二位,说明史书已蔚为大观。在“二十四史”中,唐初所修的六书二史就占了八部,足见唐代史学之兴盛。可以说,初唐政治的稳定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经济的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在初唐繁盛的学术文化中,经学与史学尤其发达,在这种形势下,两《汉书》之唐注的产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逻辑。

三、太子组织注史之缘由

以上,我们探讨了两《汉书》之唐注产生的时代背景,这似乎解决了两注产生于唐初的原因,但是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在史实的背后还蕴藏着更为深刻的政治背景。这也是我们所探讨的关键问题,即为什么两次注书都是太子组织的。从政治层面上看,两《汉书》之唐注产生的原因应是唐宫廷的“夺嫡之争”。
唐代宫廷的夺嫡之争极为残酷激烈。唐太宗李世民即是发动“玄武门之变”而登上皇位的。而夺嫡之争在太宗诸子中亦是愈演愈烈。贞观年间,主要是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之间的夺宫之争。史载太宗长孙皇后生高宗李治、恒山王李承乾、魏王李泰。承乾是太宗长子,武德九年立为太子,性聪敏,太宗甚爱之,曾让他听断庶政,颇识大体,枢机辨给,智足饰非。承乾后患足疾,行甚艰难,好声色,漫游无度,对太宗阳奉阴违,对师长劝勉甚不耐烦。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李泰好学,善属文,文辞美丽,太宗以其爱好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趋拜稍难,复令乘小舆至于朝所,其宠异如此。于是泰“大开馆阁,广招时俊,人物辐辏,门庭若市”⑥。这与李世民于武德四年在秦王府开文学馆招集天下知识分子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夺嫡做准备。太宗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太子,又令泰徙居武德殿。在此情况下,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衅隙。李泰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厚加赠遗,寄以腹心。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相继摄泰府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臣,津通赂遗。贞观十七年正月,形势愈发危急,承乾谋自安,与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谋杀魏王泰,事败,承乾被废,元昌赐令自尽,侯君集等咸伏诛,其宫僚咸坐免。⑦太宗后来 “会召承乾谴勒,承乾曰:‘臣贵为太子,尚何求?但为泰所图,与朝臣谋自安尔。无状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事。若泰为太子,正使其得计耳。’”⑧由此可见承乾行为之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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