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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湘峪村位于山西沁水县，是目前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明代古堡，村内明代的城墙及藏兵洞，明清时期的民居都很有特色。通过对湘峪村的考察研究，揭示出它独特的村落布局和建筑特点，并通过研究历史，了解到古堡的形成与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关系。
关键词：湘峪古堡建筑文化考略
前言：
湘峪古堡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郑村镇湘峪村，古堡依山而建，靠山临溪，环境幽静，是沁河流域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村落。古堡东西长280米，南北宽100～150米，占地面积约4.2万平方米，是一个完整的城堡式建筑。城内建筑由东西向的两条和南北向的九条巷道将其有序分割。堡内主要遗存有民居、堡墙、古街巷等。在现存的294座建筑中，明代建筑占34%，清代建筑占21%。2003年，湘峪村被公布为山西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2010年，被公布为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
孙居相，字拱阳，一字伯辅，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任恩县（今山东平原县恩城镇）知县。后任南京御史、巡漕御史，以直言敢谏著称。天启初年升光禄少卿、兵部左侍郎，崇祯初年改任户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后晋升户部尚书，总督仓场。因通信中说“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被逮下狱，谪戍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卒于戍地。
孙鼎相，字玉阳，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任松江推官。后任吏部郎中、副都御史、湖广巡抚。魏忠贤横行时，因议论魏党爪牙，落职回籍。崇祯初年，起为户部侍郎，以年事已高为由不赴，卒于家。
孙居相、鼎相兄弟俱为著名东林党人。《酌中志馀》卷上载《东林党人榜》，为“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乙亥朔，逆党魏忠贤矫旨颁示天下”，总共罗列党人309人，“以上诸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这是中国古代几次政治迫害大案之一。在此榜中，孙居相、鼎相兄弟排名第59和60位。同书同卷还有魏忠贤阉党戏剧化地排出的《东林点将录》，套用《水浒传》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排座次，将东林党人比拟为天罡、地煞，其中赫然有“天暴星两头蛇兵部左侍郎孙居相解珍，天灾星双尾蝎左副都御史孙鼎相解宝”，均在三十六天罡之数。由此座次，可以看出孙氏兄弟在阉党心目中遭嫉恨的程度，也可以反映出孙氏兄弟在明代晚期朝政斗争漩涡中卷入的深度。
湘峪三都古堡在光绪《沁水县志》卷三《营建志》“砦堡”门有记载，称为“湘峪砦”，据云：“崇正（祯）初寇乱，县城焚毁，土人筑堡相保，共十馀处。”由此可知，古堡建于崇祯初年。因而可以推断，城堡是由孙鼎相主持修建的。从传记中得知，孙居相崇祯初年在朝为官，后遭谪戍，而孙鼎相则在此时决意退隐，未应朝命。故鼎相实为营造之主人。
然而，古堡建造之前，该处已有民居，极有可能即是孙氏居址。古堡内窑洞券门上题“安乐窝”三字，末署“万历己未谷旦”。己未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早于崇祯初将近十年。安乐窝是宋代隐士邵雍居处之名。据光绪《沁水县志》，孙氏兄弟之父孙辰因二子做官得到封赠，但自身并未出仕，可以隐士自居，故此处窑洞有可能是孙辰居所。居相、鼎相的祖父孙廷桢亦有记载，但仅有赠官，而无封官，则是二人显贵时，祖父已经去世，窑洞为其父居所的可能性又增加几分。
古堡内有石质匾额，疑为牌坊匾额，题“恩荣四世”四字，末署“崇祯丙子仲夏吉立”。丙子为崇祯九年（1636）。四世盖指得到朝廷封赠的孙廷桢、孙辰两世，居相、鼎相二人为一世；第四代见于记载的有居相次子孙如瑜，在崇祯年间由贡生而任山东黄县知县。但孙如瑜拔贡在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任知县尚在此后。崇祯九年时所指四世的确切内容待考。
俗称为“官宅”的二进院有木质门匾，分作上下两栏，上栏四大字“四部首司”，下栏小字横三排竖十五行，内容为“吏部稽勋司郎中，前文选、考工、验封、稽勋暨礼部仪制司各员外、礼部主客、兵部武选、工部营缮司各主事孙鼎相第”。此匾内容丰富，下栏完全可以认为是孙鼎相任松江推官与吏部郎中之间的任职经历，补充了传记资料未曾记载的部分，详确可靠。孙鼎相在吏部所有四个司、礼部两个司、兵部和工部各一个司都任过职，而且是在各部从主事、员外郎、郎中一直做下来，郎中就是司里的最高职位。在各部有如此丰富的经历，如此熟悉各种政务，确实难以找到第二人，故自诩“四部首司”，却也无可争议，允为四部司官第一人。
又此院院面门门匾“文武衡鉴”，是形容吏部职能、显示孙鼎相官位的藻绘，如《明史·职官志》所云，“表率百僚，进退庶官，铨衡重地”，可以说是展开的阐释。二进院侧门的门匾正面书“司空”，背面书“宗伯”，同样是彰显孙鼎相官位的用典。古人喜用《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比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春官宗伯比拟礼部尚书，冬官司空比拟工部尚书。孙鼎相在礼部、工部均为司官，未至尚书，不过曾在此二部任职，稍有夸张，亦未过当。
古堡修建于崇祯初年，主持修建的人为孙鼎相，而孙鼎相正是在崇祯初年决意归隐，不再出仕，故古堡保留着不少表现主持者当时心境的文字资料。未名处门匾书四字“视履考祥”，俗称“帅府院”的门匾上书四字“其旋元吉”，此二语为《周易·履卦·上九》的爻辞，孔颖达《正义》解释说：“视履考祥者，祥谓徵祥。上九处履之极，履道已成，故视其所履之行，善恶得失，考其祸福之徵祥。其旋元吉者，旋谓旋反也。上九处履之极，下应兑说，高而不坠，于履而能旋反行之，履道大成，故元吉也。”孙鼎相在崇祯时决意不仕，即是认为自己做官到了顶点，可谓“处履之极”，因而归隐，自是“旋反行之”，故而得以安度晚年，安享“元吉”，与孙居相大不同也。过街楼门匾有“履祥”二字，亦是此意，为“视履考祥”的缩写。
此类内容还有西门门额的“来爽”与棋盘院西掖门门额的“挹爽”（现为“爽挹”，疑次序经后人颠倒，应更正），两个“爽”字都是在西门，则有深意。古代词汇有“西爽”，是另一词汇“西山爽”的省略，典出《世说新语·简傲》篇，文云：“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这个故事反映的是对于权贵的蔑视态度。孙鼎相决意归隐，自然不愿与权贵合作，故特标“西爽”以昭示志趣。此与“履祥”之意异曲而同工。
1、俗称“双插花院”脊枋上题记：“时崇祯拾壹年（1638）贰月拾柒日子时宅主孙述祖孙率祖建立” 。
2、俗称“九宅院”门匾上匾额已磨灭，上下题款仍保留，上款“赐进士第户部员外郎赵鸿猷为”，下款“乙卯举人广西北流知县孙鲲化赠”。据光绪《沁水县志》，孙鲲化为康熙己卯（三十八年，1699）科举人，任知县应在此后。
5、东岳庙墙上嵌“金粧圣像并彩画舞楼碑记”，末署“大清道光戊子年（八年，1828）十月吉旦”。
6、“圪坨院”脊枋题记：“大清同治丁卯年（六年，1867）壬寅月丁卯日开口口堂房上下六间癸卯甲辰日上椽大吉大利口口……”。
7、“书房院”脊枋题记：“道符坎卦画时大清宣统三年（1911）岁次辛亥六月乙未辛卯日宜用卯时明堂黄道上梁创建堂房一座上下六间东北角房上下二间西北角房上下二间宅主礼学正堂孙九如弟孙运来姪宝三自修之后保佑阖家大小人等均吉福寿双全平安康泰诸财兴旺四时吉庆万事亨通永为志耳离卦画道符”。
以上题记等除可注意不同时期的建筑与其他活动，尚有民俗学内容值得重视。我国民间至今建筑房屋都要择吉上梁，此种风俗始于何时，未见有人论及。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梁架题记为“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部工尚书兼御史大夫郑”，三都古堡雍正七年的题记尚无择吉的内容，而在同治六年的题记中可以看到此类内容，宣统三年题记则更为隆重，显见上梁择吉的风俗是在晚近形成的。此处的资料虽然不能做出定论，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关键词：湘峪古堡建筑文化考略
前言：
湘峪古堡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郑村镇湘峪村，古堡依山而建，靠山临溪，环境幽静，是沁河流域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村落。古堡东西长280米，南北宽100～150米，占地面积约4.2万平方米，是一个完整的城堡式建筑。城内建筑由东西向的两条和南北向的九条巷道将其有序分割。堡内主要遗存有民居、堡墙、古街巷等。在现存的294座建筑中，明代建筑占34%，清代建筑占21%。2003年，湘峪村被公布为山西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2010年，被公布为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范文www.udooo.com
4年6月，湘峪古堡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古堡的建造历史
古堡建于明崇祯初年，是明代晚期户部尚书孙居相、左副都御史孙鼎相的故居。早期研究材料所言其或为孙居相与孙鼎相共同主持修建。孙居相《明史》有传，鼎相附于居相传后，有一简略小传。光绪《沁水县志》二人均有传。孙居相，字拱阳，一字伯辅，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任恩县（今山东平原县恩城镇）知县。后任南京御史、巡漕御史，以直言敢谏著称。天启初年升光禄少卿、兵部左侍郎，崇祯初年改任户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后晋升户部尚书，总督仓场。因通信中说“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被逮下狱，谪戍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卒于戍地。
孙鼎相，字玉阳，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任松江推官。后任吏部郎中、副都御史、湖广巡抚。魏忠贤横行时，因议论魏党爪牙，落职回籍。崇祯初年，起为户部侍郎，以年事已高为由不赴，卒于家。
孙居相、鼎相兄弟俱为著名东林党人。《酌中志馀》卷上载《东林党人榜》，为“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乙亥朔，逆党魏忠贤矫旨颁示天下”，总共罗列党人309人，“以上诸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这是中国古代几次政治迫害大案之一。在此榜中，孙居相、鼎相兄弟排名第59和60位。同书同卷还有魏忠贤阉党戏剧化地排出的《东林点将录》，套用《水浒传》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排座次，将东林党人比拟为天罡、地煞，其中赫然有“天暴星两头蛇兵部左侍郎孙居相解珍，天灾星双尾蝎左副都御史孙鼎相解宝”，均在三十六天罡之数。由此座次，可以看出孙氏兄弟在阉党心目中遭嫉恨的程度，也可以反映出孙氏兄弟在明代晚期朝政斗争漩涡中卷入的深度。
湘峪三都古堡在光绪《沁水县志》卷三《营建志》“砦堡”门有记载，称为“湘峪砦”，据云：“崇正（祯）初寇乱，县城焚毁，土人筑堡相保，共十馀处。”由此可知，古堡建于崇祯初年。因而可以推断，城堡是由孙鼎相主持修建的。从传记中得知，孙居相崇祯初年在朝为官，后遭谪戍，而孙鼎相则在此时决意退隐，未应朝命。故鼎相实为营造之主人。
然而，古堡建造之前，该处已有民居，极有可能即是孙氏居址。古堡内窑洞券门上题“安乐窝”三字，末署“万历己未谷旦”。己未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早于崇祯初将近十年。安乐窝是宋代隐士邵雍居处之名。据光绪《沁水县志》，孙氏兄弟之父孙辰因二子做官得到封赠，但自身并未出仕，可以隐士自居，故此处窑洞有可能是孙辰居所。居相、鼎相的祖父孙廷桢亦有记载，但仅有赠官，而无封官，则是二人显贵时，祖父已经去世，窑洞为其父居所的可能性又增加几分。
古堡内有石质匾额，疑为牌坊匾额，题“恩荣四世”四字，末署“崇祯丙子仲夏吉立”。丙子为崇祯九年（1636）。四世盖指得到朝廷封赠的孙廷桢、孙辰两世，居相、鼎相二人为一世；第四代见于记载的有居相次子孙如瑜，在崇祯年间由贡生而任山东黄县知县。但孙如瑜拔贡在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任知县尚在此后。崇祯九年时所指四世的确切内容待考。
俗称为“官宅”的二进院有木质门匾，分作上下两栏，上栏四大字“四部首司”，下栏小字横三排竖十五行，内容为“吏部稽勋司郎中，前文选、考工、验封、稽勋暨礼部仪制司各员外、礼部主客、兵部武选、工部营缮司各主事孙鼎相第”。此匾内容丰富，下栏完全可以认为是孙鼎相任松江推官与吏部郎中之间的任职经历，补充了传记资料未曾记载的部分，详确可靠。孙鼎相在吏部所有四个司、礼部两个司、兵部和工部各一个司都任过职，而且是在各部从主事、员外郎、郎中一直做下来，郎中就是司里的最高职位。在各部有如此丰富的经历，如此熟悉各种政务，确实难以找到第二人，故自诩“四部首司”，却也无可争议，允为四部司官第一人。
又此院院面门门匾“文武衡鉴”，是形容吏部职能、显示孙鼎相官位的藻绘，如《明史·职官志》所云，“表率百僚，进退庶官，铨衡重地”，可以说是展开的阐释。二进院侧门的门匾正面书“司空”，背面书“宗伯”，同样是彰显孙鼎相官位的用典。古人喜用《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比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春官宗伯比拟礼部尚书，冬官司空比拟工部尚书。孙鼎相在礼部、工部均为司官，未至尚书，不过曾在此二部任职，稍有夸张，亦未过当。
古堡修建于崇祯初年，主持修建的人为孙鼎相，而孙鼎相正是在崇祯初年决意归隐，不再出仕，故古堡保留着不少表现主持者当时心境的文字资料。未名处门匾书四字“视履考祥”，俗称“帅府院”的门匾上书四字“其旋元吉”，此二语为《周易·履卦·上九》的爻辞，孔颖达《正义》解释说：“视履考祥者，祥谓徵祥。上九处履之极，履道已成，故视其所履之行，善恶得失，考其祸福之徵祥。其旋元吉者，旋谓旋反也。上九处履之极，下应兑说，高而不坠，于履而能旋反行之，履道大成，故元吉也。”孙鼎相在崇祯时决意不仕，即是认为自己做官到了顶点，可谓“处履之极”，因而归隐，自是“旋反行之”，故而得以安度晚年，安享“元吉”，与孙居相大不同也。过街楼门匾有“履祥”二字，亦是此意，为“视履考祥”的缩写。
此类内容还有西门门额的“来爽”与棋盘院西掖门门额的“挹爽”（现为“爽挹”，疑次序经后人颠倒，应更正），两个“爽”字都是在西门，则有深意。古代词汇有“西爽”，是另一词汇“西山爽”的省略，典出《世说新语·简傲》篇，文云：“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这个故事反映的是对于权贵的蔑视态度。孙鼎相决意归隐，自然不愿与权贵合作，故特标“西爽”以昭示志趣。此与“履祥”之意异曲而同工。
二、古堡的历史变迁
古堡中尚保留不少从明代崇祯年间直到辛亥革命发生时的建筑以及其他题记，反映古堡在将近三百年中的兴筑与改建等，对于了解古堡的历史变迁有重要意义。1、俗称“双插花院”脊枋上题记：“时崇祯拾壹年（1638）贰月拾柒日子时宅主孙述祖孙率祖建立” 。
2、俗称“九宅院”门匾上匾额已磨灭，上下题款仍保留，上款“赐进士第户部员外郎赵鸿猷为”，下款“乙卯举人广西北流知县孙鲲化赠”。据光绪《沁水县志》，孙鲲化为康熙己卯（三十八年，1699）科举人，任知县应在此后。
3、俗称“圪坨院”门匾背面题：“雍正甲辰（二年，1724）麦秋，洎滨渔人书”。
4、“都可轩院”脊枋题记：“时雍正七年（1729）九月十六日午时宅卫口男九功孙续创修大吉”。5、东岳庙墙上嵌“金粧圣像并彩画舞楼碑记”，末署“大清道光戊子年（八年，1828）十月吉旦”。
6、“圪坨院”脊枋题记：“大清同治丁卯年（六年，1867）壬寅月丁卯日开口口堂房上下六间癸卯甲辰日上椽大吉大利口口……”。
7、“书房院”脊枋题记：“道符坎卦画时大清宣统三年（1911）岁次辛亥六月乙未辛卯日宜用卯时明堂黄道上梁创建堂房一座上下六间东北角房上下二间西北角房上下二间宅主礼学正堂孙九如弟孙运来姪宝三自修之后保佑阖家大小人等均吉福寿双全平安康泰诸财兴旺四时吉庆万事亨通永为志耳离卦画道符”。
以上题记等除可注意不同时期的建筑与其他活动，尚有民俗学内容值得重视。我国民间至今建筑房屋都要择吉上梁，此种风俗始于何时，未见有人论及。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梁架题记为“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部工尚书兼御史大夫郑”，三都古堡雍正七年的题记尚无择吉的内容，而在同治六年的题记中可以看到此类内容，宣统三年题记则更为隆重，显见上梁择吉的风俗是在晚近形成的。此处的资料虽然不能做出定论，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