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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概述了中法战争时期法军胁迫中国“大米禁运”卑劣手段的出笼始末。解读了《申报》对大米禁运的有关报道，对这一政策在中法战争中的实效展开讨论，认为法国的这一讹诈手段收效甚微：第一，法国此举是公然的无礼之举，蔑视公理；第
1885年2月24日，继《申江新报》刊载一则《法文译略》后，中法战争又一次被推至风口浪尖。此乃法使巴德诺脱予各国驻上海钦差及首领事官的行文，《申报》略记：
自华历本月十二日起，法船如遇船支载米出口，即当搜截查拿，惟别种货物，则不在此例。
自此，民生之本——米，被法军冠冕堂皇地列为战争禁运品。这是中法战争临近尾声之际，法国企图逼迫中国就范的暴戾政策。本文试图以《申报》为基础，对大米禁运略作探讨，以期重现法军这一不为人知的海盗政策。
6月22日，法军不顾《李福条约》，在清军未撤回边界前，强收谅山。清与之激战于观音桥，并取得了胜利。继之，法又把目光转向台湾，试图封锁台湾，然未有实质性进展。据《申报》，1885年2月11日，中方对占据宣关的法军发起猛烈进攻，法军虽奋力抵抗，终连日败退，被中方赢得了主动权。
法毕竟是老牌列强，军事上没了威慑中国的突破口，也会另谋出路。折腾一番后，“大米禁运”出笼了。禁运大米不仅悖于国际惯例，还违背了西方强调的“文明”，法缘何仍出此策？中法战争史专家黄振南先生认为：法方以为“大米禁运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华北各省在冬天结束时粮食告磬，在第三者利益损失最少的前提下，迫使北京宫廷妥协，这是法方重掌中法战争的主动权最佳方案。”
依法方条例，大米禁运不涉及其他物种，然据《申报》，由沪开赴北洋的载有别种物资的商轮法国均缉回彻查。此外，法军还肆无忌惮地洗劫、烧毁船只，“仅三月上旬烧毁的装载麻布、棉花、绣花衣等物的商船就达五艘，其中‘杨泰兴’号船载物价值达3万两银。”[5]禁运米本就是法人不法之举，孰料如此肆无忌惮，无礼之极！
对付中国，西方历来沆瀣一气，然牵扯私利，狗咬狗的内斗亦不足为奇。一旦利益限制超越一定的度，这个的威力不容小觑。
禁米之初，赫德以：“禁阻徒然使上海船运夫事业，并且这款会使中国人感觉商务条约是在要挟下订立的，有伤中国体面”为由，希冀法方顾全大局。他建议在关于“米”的条款必须保留的情况下，文字上尽量温和。“我极力主张完全取消这款，因为第一它的存在并不能使法国得到物质利益，而第二它有伤中国的面子，取消它将是体谅而可感的”，“而这一款却会伤损谅解等等，正像早霜会伤损嫩果”。[6]赫德的顾忌表明，但凡激起中方强烈反应，中法议和将是遥遥无期。于法国而言：“没有赔款的和平，简直是法国的重大屈辱”，[7]而议和又是赔款和平实现的唯一途径。反之，“米”的最坏影响，是：“造成（中国）失业水手骚动的危险，而在商务上，法国因邮政不能进入上海等地，所受的损失，恐将比中国更巨”。[8]如此，纵然法方最终没取缔“大米禁运”，然依赫德所见，为使议和草约顺利落幕，大米禁运必将适当减轻它的攻击力。
大米禁运，纵使没能引发中国深重的内伤，皮肉之苦还是难免的。米市上，仅江苏、浙江两省麇聚在上海港口准备外运的米粮，已达数百万斤。禁令一出，各船只能惟命是从，卸下粮米，等待佳音。纵然苏、浙两省曾试图对此做出努力，然，弱国无外交，清廷尚未能与之较劲，何况地方。数万斤粮米困于上海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存贮，尤极棘手。且不论“大米禁运”阻碍了米市的正常交易，眼睁睁地看着大米堆积而霉变也不免为之心寒。至于别种物资，巴德诺虽言明不涉及别种物资，但法军舰蛮横无礼，对中国商船烧、杀、抢、夺亦不足为奇。在海盗式政策的夹缝中生存，中国的商市自然逃不了皮肉之苦。 虽说“大米禁运”来势汹汹，但杀伤力还是有限的。巴德诺想通过禁运大米，使得北方粮米告磬，不战而胜。幸运的是北京早已存有充足的粮米，即使兵祸连接，断了南米北上之路，清政府大可开仓救市。从当地“吃老米”这一习俗可知京都百姓现吃的米已经是三、四年前的米了。老米难吃得紧，大多数人都选择将老米变卖成钱，然后写入小麦食用，加之北方民众喜食小麦，而小麦又产自北方，数量充足而且味道极美。即使是写不起小麦的穷苦百姓也宁愿选择小米、高粱等杂食，不乐意吃老米。如《申报》所言，它破坏的对象多是承运中国米粮的英美各商，如此，法国的“大米禁运”于中国而言，怕是隔靴搔痒了。
无疑，米禁之初，中国着实惊慌了，甚至希望靠他国列强援助来缓解运米之急。不过欧美列强素来沆瀣一气，暗地里为一己私利运送中国粮米是可能的，想要他国承运则是极难的。祈求欧美援助失败后，清政府惟有行内线战略。抓住法国直指海运的缺漏，清廷可行河运之利解海运之围。撇开河运，清政府还采用了别项政策。宁波使用的“运米免捐”政策即是例证。《申报》载：“各商贾赶紧设法贩运赴宁，遇有关卡厘金，望就地州、县保命，发给护照免捐。”[9]于商贾而言，运送米粮一可解官府燃眉之急，获名；另可享免捐之利，名利双收，商贾又岂有不为之理？
四、结语
“大米禁运”原是中法战争尾声，法国企图扭转战局的“救命稻草”。中方虽处兵连祸结之时，但清廷灵活调用各方力量，能有效地处理米困之局，法国侵略者仅落了个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没捞着好处，还为国际公理不耻。随着1885年6月《中法会订越南条款》的敲定，大米禁运政策的丧钟也随之响起，等待它的是历史的公断。
【注 释】
法文译略.载.申报，1885-2-24（3）.
黄振南著.中法战争管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4] 论法人阻米正以速中国铁路之成.载.申报，1885-2-28（1）
[5] 黄振南著.中法战争管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
[8] 同上，104页.
[9] 运米免捐.载.申报.1885-3-20（2）.
【作者简介】
张 隽（1989-）女，湖南长沙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乔卫华（1987-）女，山西吕梁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二、列强之间因影响各自的利益不予支持；第三，中国官民齐心合力挫败法国的阴谋。
【关键词】 中法战争；大米禁运；《申报》1885年2月24日，继《申江新报》刊载一则《法文译略》后，中法战争又一次被推至风口浪尖。此乃法使巴德诺脱予各国驻上海钦差及首领事官的行文，《申报》略记：
自华历本月十二日起，法船如遇船支载米出口，即当搜截查拿，惟别种货物，则不在此例。
自此，民生之本——米，被法军冠冕堂皇地列为战争禁运品。这是中法战争临近尾声之际，法国企图逼迫中国就范的暴戾政策。本文试图以《申报》为基础，对大米禁运略作探讨，以期重现法军这一不为人知的海盗政策。
一、“大米禁运”的出笼
中法战争源于中、法双方争夺在越的既得利益，自1883年起，各有胜负。到1884年下半年，战争的主动权逐渐偏向了中国战场。6月22日，法军不顾《李福条约》，在清军未撤回边界前，强收谅山。清与之激战于观音桥，并取得了胜利。继之，法又把目光转向台湾，试图封锁台湾，然未有实质性进展。据《申报》，1885年2月11日，中方对占据宣关的法军发起猛烈进攻，法军虽奋力抵抗，终连日败退，被中方赢得了主动权。
法毕竟是老牌列强，军事上没了威慑中国的突破口，也会另谋出路。折腾一番后，“大米禁运”出笼了。禁运大米不仅悖于国际惯例，还违背了西方强调的“文明”，法缘何仍出此策？中法战争史专家黄振南先生认为：法方以为“大米禁运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华北各省在冬天结束时粮食告磬，在第三者利益损失最少的前提下，迫使北京宫廷妥协，这是法方重掌中法战争的主动权最佳方案。”
二、从《申报》窥探“大米禁运”
顾不上其他列强的认同，2月21日，法内阁猴急地推出了这项臭名昭著的“大米禁运”。西方各国对此态度十分复杂，或支持，或暧昧地抵制。抵制最强烈地即葛兰维尔，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法国对中国的敌对行为仅限于报复性质，英不承认其有大米禁运的权力。”[3]即使如此，对英人而言，大米禁运于英方来说仍是损失有限的，它不至于由此与法国刀兵相见，于是，它终是大摇大摆地出炉了。1、公然的无礼之举
《申报》是晚清颇具影响力的舆论力量，对此自是少不了一番笔墨。据《申报》载：“上海一隅，若中国亦以局外视之，则决不相犯，其法船之所以游奕于淞口者，只以查截中国米船而已。”[4]在法人眼中，它或许是对“友好”提示，只要不反抗，即可免遭“皮肉之苦”。然对主权国家来说，这正是一支抹着的利箭：即使法不侵袭上海，上海也不能放行运输米粮的船只，市场流通仍被限制。中、法系平等之国，而上海自古乃中国领地，而今被法视作局外之地，这种行文着实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挑衅。依法方条例，大米禁运不涉及其他物种，然据《申报》，由沪开赴北洋的载有别种物资的商轮法国均缉回彻查。此外，法军还肆无忌惮地洗劫、烧毁船只，“仅三月上旬烧毁的装载麻布、棉花、绣花衣等物的商船就达五艘，其中‘杨泰兴’号船载物价值达3万两银。”[5]禁运米本就是法人不法之举，孰料如此肆无忌惮，无礼之极！
2、列强间不可磨灭的芥蒂
1885年中国的漕米早已签予各洋商。合约已定，并有粮米装入商船，孰料半路出笼禁运大米，各洋行甚是无奈，只能把米粮卸下，不敢再次承揽。眼瞧着利益受限，“怡和”等洋行以于例不合向法国提出。事实上，洋行运粮已立有水脚、保险合同，在法国没正面照会之前，断不会退运，只是增加水脚银、保险银。然而，即使按苏、浙粮米一百万斤库存核算，额外的水脚、保险金皆成巨款。对资本家而言，只要有利益引诱，他们会勇于冲撞政策。如今“大米禁运”直接遏制了利益获取，各国资本家虽暂时默认，但要放弃诱人的利润，没有哪国是乐意的。对付中国，西方历来沆瀣一气，然牵扯私利，狗咬狗的内斗亦不足为奇。一旦利益限制超越一定的度，这个的威力不容小觑。
3、心虚的“大米禁运”
禁运大米原是法国企图扭转战局的“杀手锏”，然，此间恰是中法议和之际，为停战修约，法方必当细细掂量。禁米之初，赫德以：“禁阻徒然使上海船运夫事业，并且这款会使中国人感觉商务条约是在要挟下订立的，有伤中国体面”为由，希冀法方顾全大局。他建议在关于“米”的条款必须保留的情况下，文字上尽量温和。“我极力主张完全取消这款，因为第一它的存在并不能使法国得到物质利益，而第二它有伤中国的面子，取消它将是体谅而可感的”，“而这一款却会伤损谅解等等，正像早霜会伤损嫩果”。[6]赫德的顾忌表明，但凡激起中方强烈反应，中法议和将是遥遥无期。于法国而言：“没有赔款的和平，简直是法国的重大屈辱”，[7]而议和又是赔款和平实现的唯一途径。反之，“米”的最坏影响，是：“造成（中国）失业水手骚动的危险，而在商务上，法国因邮政不能进入上海等地，所受的损失，恐将比中国更巨”。[8]如此，纵然法方最终没取缔“大米禁运”，然依赫德所见，为使议和草约顺利落幕，大米禁运必将适当减轻它的攻击力。
三、从《申报》看大米禁运政策的影响
“大米禁运”是法方压迫中国的暴戾政策，它能否如法所愿？从《申报》看，这项政策的效果恐是未尽法意。大米禁运，纵使没能引发中国深重的内伤，皮肉之苦还是难免的。米市上，仅江苏、浙江两省麇聚在上海港口准备外运的米粮，已达数百万斤。禁令一出，各船只能惟命是从，卸下粮米，等待佳音。纵然苏、浙两省曾试图对此做出努力，然，弱国无外交，清廷尚未能与之较劲，何况地方。数万斤粮米困于上海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存贮，尤极棘手。且不论“大米禁运”阻碍了米市的正常交易，眼睁睁地看着大米堆积而霉变也不免为之心寒。至于别种物资，巴德诺虽言明不涉及别种物资，但法军舰蛮横无礼，对中国商船烧、杀、抢、夺亦不足为奇。在海盗式政策的夹缝中生存，中国的商市自然逃不了皮肉之苦。 虽说“大米禁运”来势汹汹，但杀伤力还是有限的。巴德诺想通过禁运大米，使得北方粮米告磬，不战而胜。幸运的是北京早已存有充足的粮米，即使兵祸连接，断了南米北上之路，清政府大可开仓救市。从当地“吃老米”这一习俗可知京都百姓现吃的米已经是三、四年前的米了。老米难吃得紧，大多数人都选择将老米变卖成钱，然后写入小麦食用，加之北方民众喜食小麦，而小麦又产自北方，数量充足而且味道极美。即使是写不起小麦的穷苦百姓也宁愿选择小米、高粱等杂食，不乐意吃老米。如《申报》所言，它破坏的对象多是承运中国米粮的英美各商，如此，法国的“大米禁运”于中国而言，怕是隔靴搔痒了。
无疑，米禁之初，中国着实惊慌了，甚至希望靠他国列强援助来缓解运米之急。不过欧美列强素来沆瀣一气，暗地里为一己私利运送中国粮米是可能的，想要他国承运则是极难的。祈求欧美援助失败后，清政府惟有行内线战略。抓住法国直指海运的缺漏，清廷可行河运之利解海运之围。撇开河运，清政府还采用了别项政策。宁波使用的“运米免捐”政策即是例证。《申报》载：“各商贾赶紧设法贩运赴宁，遇有关卡厘金，望就地州、县保命，发给护照免捐。”[9]于商贾而言，运送米粮一可解官府燃眉之急，获名；另可享免捐之利，名利双收，商贾又岂有不为之理？
四、结语
“大米禁运”原是中法战争尾声，法国企图扭转战局的“救命稻草”。中方虽处兵连祸结之时，但清廷灵活调用各方力量，能有效地处理米困之局，法国侵略者仅落了个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没捞着好处，还为国际公理不耻。随着1885年6月《中法会订越南条款》的敲定，大米禁运政策的丧钟也随之响起，等待它的是历史的公断。
【注 释】
法文译略.载.申报，1885-2-24（3）.
黄振南著.中法战争管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
5.2.66.
[3] 同上，70页.
[4] 论法人阻米正以速中国铁路之成.载.申报，1885-2-28（1）[5] 黄振南著.中法战争管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
5.2.72.
[6] 帝国主义于中国海关.第四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96.
[7] 同上，1源于：论文格式范文网www.udooo.com
05页.[8] 同上，104页.
[9] 运米免捐.载.申报.1885-3-20（2）.
【作者简介】
张 隽（1989-）女，湖南长沙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乔卫华（1987-）女，山西吕梁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