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关键词] 公民文化理论；政治共识；政治参与；政府效能；政治稳定；政治发展
[摘要] 公民文化理论描述了一种政治文化形态，并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工具。它不仅提出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的价值目标，而且提出了历史发展进程、政治制度建设以及政治社会化过程等方面的研究进路。公民文化理论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针对
[]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73-08
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体现了它对科学方法论的重视，甚至依赖。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行为主义理论的兴起，为比较政治研究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以往偏重于历史、制度等文献性的描述迅速发展到通过建立价值系统进行比较、评价的更高研究阶段。它建立了有序的政治学研究体系，主要涉及政治系统、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决策、政治执行等研究领域；它拥有严格、有效的分析工具，其中，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提出，进一步补充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手段。它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视角，比起制度、经济等解释，政治文化是解释不同政治体系之间差异的唯一的、重要的因素。‘肌’它帮助政治分析家把文化变迁的心理层面与更大的政治发展问题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联结的方法。
阿尔蒙德是较早提出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学者，他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分类以及分析方法；此后，虽然有关政治文化的理论讨论和应用不断扩展，但基本上还是沿用了阿尔蒙德的理论概念和基本逻辑。然而，在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中，“公民文化”理论之工具性价值逐步体现出来。虽然，如阿尔蒙德所说，公民文化是一种与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但它并非仅适用于解释政治生活。它包含了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指导，指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形成一种分析方法，对深入解释不同国家、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具有极大的帮助，由此成为学术活动可操作的理论工具。本文试图对公民文化理论做出分析，在阐述理论内涵的同时，对其工具性价值的应用给予解释。
其一，公民文化是共识与分歧平衡的政治文化。现代社会首先是多元化社会，政治多元化是现代政治基本特征之一。一个社会中如果缺少一定的结构性分歧是不可思议的，公正的利益分配便不存在意义，也不可能产生现代政治；同时，如果没有一致，那么则意味和平解决政治分歧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处于分裂之中的政治体系势必在不断的争端和冲突中受到威胁。因此，一个社会应该有一套普遍的、具有支撑作用的价值存在，成为建立社会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以此凝结政治共识。
其二，公民文化是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规范与参与行为的平衡。虽然公民文化具有现代政治文化的元素——政治参与，但是阿尔蒙德等通过大量的调查资料证明，从个人的价值取向来说，大多数民众并不倾向经常性地参与政治行动，而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往往是不得已的行为，比如，在长期的利益表达受阻的情况下进行的，或是盲从的行为。就建立政治秩序而言，经常性的、大规模的群众参与行为既是缺乏政治认同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将在政治对抗中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政治不信任。在公民文化中，公民首先拥有政治参与的权利意识，而且社会具备进行参与的制度安排(即阿尔蒙德所说的“参与规范”)；而就公民的参与行为而言则是消极的、非主动性的。因为，公民权利保障及进行参与的制度安排，已经提供了公民表达利益要求、影响政治过程的可能。另外，公民政治参与的平衡还表现在选择政府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选举之后公民的消极参与方面。在对政府赋予权力的过程中，通常需要公民积极参与选择政府的过程(参与选举)；而一旦政府被正式授权，公民则把权力交给政府行使，使其拥有做出政治决策的空间，公民参与则回归“消极”的状态。
其三，公民文化能够促使政府权威与政府责任趋于平衡。政治要求政府既要具有政治权威，又要承担政治责任。通过民选程序和宪法授权政府取得政治权力，这是现代国家获得政治权威的重要的程序安排。政治权威使政府能够有效行使职权，推行公共政策。但现代政治观念又强调政府应该对社会承担责任，即政府能够“对公共舆论的变动做出准确、迅速的反应”，“能够根据公共利益的一些想法来证明他们统治的结果是正当的”。阿尔蒙德也认为，在政府的权力和政府的责任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是制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但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够促使政府产生这样的责任意识。只要公民拥有权利保障，就能够形成对政府的制约，致使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不是因为公民正积极提出要求，而是防止公民成为积极的”，这被称为政府的“先于行动的反作用规律”(1aw of anticipa—ted reaction)。[3](P433)
公民文化理论不仅强调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混合，强调各种政治因素的平衡，还主张有序的政治变革。从传统政治文化到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延续，体现了政治变革的内涵；而公民文化对制度规范的强调则是对“有序”意涵的诠释，即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通过合法的方式解决分歧，渐进地推动政治改革。这里再次否定了通过非规范的、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行动对政治秩序做出的变更，反复论证有序的政治变革既是政治稳定的条件，也是政治的必然结果。
就政治文化发展的价值目标而言，包括政治共识——基于政治共识可以判断不同政治系统政治行为体的关系及其处理矛盾冲突的状况；政治参与水平——基于政治参与的规范和公民行动的差异可以识别不同政治系统中的社会民众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政府效能——识别不同国家政府政治权威的产生与持续。在这些基本价值目标的引导下，可以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性分析，从而获得具有鉴别性的研究结果，摆脱对政治现象的简单描述。
政治共识。一个社会需要有一些共同的政治价值，这就是政治共识。政治共识包含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构成共识的产生基础。政治共识是建立社会信任和政治秩序的先决条件，在较高的政治共识中，社会的分歧趋向缓和，政治冲突有可能消弭，从而政治稳定的因素得以增长。具体到政治过程中，它体现为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融合，表明该政治体系具有良好的政治沟通渠道，具备解决政治分歧和冲突的制度安排，从而也证实了该系统的稳定。然而，在现代社会政治多元化的现实中，能否取得政治共识是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政治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什么可以促使公民产生政治信任、政治服从抑或政治忠诚的态度?公民文化强调政治权威于现代政治共同体的重要意义，然而，政治权威又是如何产生的?一个共同体政治权力产生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民众对政治权威认同的差异，由此可能导致广泛的观念分歧，使获得共同价值变得十分困难。现代社会已经逐渐摒弃传统社会对家族权力垄断合法性的认同以及对政治领袖膜拜方式，因此，建立对政治制度的认同是完全可行的。特别是在政治竞争的状态下，对现度，或日对“游戏规则”的认同可能形成普遍的共识基础，这一点已经从
政治参与水平。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文化的特征，而公民文化理论强调的是一种政治参与水平，即在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公民参与更多地表现为权利意识和参与能力，而非经常性的、大规模的参与行动。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是这样获得的：即政治参与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并在制度设计上提供广泛的政治参与空间和途径。公民不仅可以通过选举制度、公投制度，对政治权力产生和运作过程起到控制功效，而且，还能够通过参加社团等表达利益诉求，选择写作技巧人，或参加地方、社区等管理性工作等等。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是与政治制度的完善相辅相成的，公民能够通过感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而逐渐产生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和忠诚。
政府效能。现代社会要求政府具有政治合法性，要求政府对社会负责任，要求政府能够做出政治决策，有效吸纳社会资源并进行公共利益分配。这也是政府政治权威的体现。宪政制度给予了民选政府以政治合法性的认证，同时强调对政府权力要实行制约，建立对政府的监督机制。公民政治参与使得政府必须承担政治责任，但过度的参与则可能对政府行使权力形成钳制。公民文化从社会态度方面构成对宪政制度的支持，它绝非片面强调公民政治参与的价值，同时也强调政府政治决策的能力对维持制度的重要意义。
公民文化理论不仅提出以上价值目标，而且为进行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进路，这是一套具有实用价值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历史(政治文化形成的过程)、政治制度以及主要政治组织执行政治社会化情况来研究政治观念、情感及价值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
首先，对一个政治共同体历史进程的探究是寻找其政治文化脉络形成、发展和延续的重要路径。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它反映了具体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整体对政治的基本认知，因此，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一个社会的政治观念是有所差异的，它折射了对政治现实的印象；但从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看，政治观念的变迁又必然具有关联性，每一个共同体会形成它的主体价值，这种主体价值的存在是受到特殊的经济、社会、人文及政治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的，即使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这一价值可能遭到冲击或改变，然其变迁本身也会蕴含着内在的因果逻辑。总之，任何政治文化都必定包含历史因素，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从历史变迁过程探讨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内容是必要的。
另外，公民文化强调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混合，它肯定了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在现代政治文明中的沉淀与传承；公民文化的形成有赖于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发展，持久地培植公民对共同体内在的忠诚感。相反，那些有着非常的历史磨难的社会则可能形成某种被压抑、被扭曲的政治观念和情感。正如中国学者王沪宁曾经指出的，不同政治共同体历史发展的曲缓波平往往影响着其政治文化的变化和延续。如果说平缓、有序的历史进程有助于政治文化的持续性发展，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文化结构，促使政治观念的自然更新与变迁，相反，一个共同体不断经历曲折和动荡的历史过程，则可能使其主体政治文化处于不断地被冲击和颠覆中，从而造成民众政治认知的混乱，政治观念和情感的不确定，造成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割裂；由此注定了其政治文化冲突性特征的形成。
其次，对政治制度的研究构成政治文化研究的又一必要路径。正如有些学者把政治制度归纳为政治文化的内容之一。现代社会获得广泛共识的政治价值体现为一系列政治制度，它不仅仅是人们思想中的观念，而且是具有规范性的、可操作的实际规则，因此成为一种政治权威。既然公民文化是一种与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那么，政治制度以及它所体现的基本原则一定构成其中重要的价值。制度是以人权、法治主义等原则构建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政治权力的产生、权力的运作、权力的监督等完整的制度结构，并且具有内在的、系统的制度逻辑。制度不仅包括对政治精英的政治规范，而且包括对公民的权利保障。制度既具备政治沟通的机制，同时还具备有效解决政治纠纷与冲突的机制。制度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政治价值，因此为越来越多的政治共同体逐渐接受和尝试。然而，在对不同政治共同体进行比较研究中，往往提出的问题是，它是否存在促进制度生长的条件，它所建立的制度是否体现完整性和系统性?如果说公民文化是制度良好运行和发展的环境的话，那么，在缺乏公民文化支持的体系中建立制度，则一定出现或潜伏着困难和危机。总之，公民文化不仅强调的是政治观念、情感取向等人的心理反应，而且还强调制度建构、制度逻辑等有形的内容。政治制度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认同，因此，进行制度研究对政治文化比较分析极具意义。
再次，公民文化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这就是对主要政治组织，诸如政党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的观念、行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政治、社会组织是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构，其行为往往构成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变更的重要过程。它们向社会灌输政治概念、政治知识与技能以及政治价值等，特别是注定会将其自身的政治理念、政治目标、进行竞争的行为方式——包括与其他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等向社会输出，因此对社会民众产生极大的影响。总的说来，一个政治共同体，其内部政治组织是多元化还是单一化，政治文化的传播功效是不一样的；而且，多元化的政治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同也会产生不同影响结果。公民文化中的多元化的政治组织基本价值趋同，有分歧但没有巨大的政治对抗，因而其政治传播的结果不致造成社会的严重分裂和对立，从而形成同质化的政治文化。而处于严重敌对状态的政治组织势必将各自的意识形态加之彼此恶性竞争的方式一并传导给社会，且通过竭力争取民众对自己的支持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冲突。
综上所述，历史发展进程分析、政治制度分析以及政治社会化内容和过程的分析都构成公民文化研究的基本进路，从而也展现了政治文化与其他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知识链接。
公民文化是一种与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但是公民文化理论却不是仅仅适于研究发达国家的政治理论，它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当今世界除了现代国家以外，存在着更为广泛的“政治发展中国家”，或称其为发展中国家。从微观角度看，其中又包含了多种多样的国家政治形态。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这类国家的特征进行描述，有学者称之为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以此区别于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有学者称之为“过渡国家”；这些国家大都经历了威权主义统治时期，因此有学者称之为“威权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家发展进程并不一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一部分国家经历了“化”过程，从威权主义转向
这些国家大都经历着现代化的过程。在推动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同时，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也随之开始。美国学者派伊指出，政治现代化就是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有两重目标，即建立国家政治权威和实现政治参与。从现实来看，实现这两重目标的过程可能具有冲突性。在现代化过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通过建立国家政治权威推动工业化的路径，也就是以国家为主导开展现代化。其结果就是建立威权体制，强化政府权力。就国家权力本质来说，它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和侵犯性，在实现国家权威的同时，必然实行高度的政治控制，垄断政治资源，限制社会政治参与。由此一来，以谋取政治合法性为目的的努力却遭遇建立合法性的程序危机，这是大多数国家的发展经历所证实的。另外，发展中国家经历着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政治多元化发展现实，各种利益的冲突即刻反映在政治上，政治集团之间的分歧、冲突、倾轧等现象普遍存在，加剧了政治发展进程的困难，造成政治不稳定的局面。近几十年很多国家出现化趋势，不同国家、地区的化发展进程也差异极大，原威权主义政治的影响还依然对某些国家发生困扰。学术界极为关注发展中国家复杂的政治现象，使用各种理论分析之一，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也很普遍。其中，公民文化理论则能够直接解析发展中国家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并指明其可能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公民文化是一种动态推进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固定化的文化形态，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建立公民文化的前景。
第
第
其次，从制度发展方面分析看，长期以来，很多国家处于威权主义统治状态，政治发展过程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方面是政府严格控制权力，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政治参与的诉求日益增长。当政府与社会的矛盾不断激化，接下来势必面临重要的政治选择——重新确定政权合法性，于是也必然面临现度的选择问题。也有不少国家已经发生了政治转型，开始建立体制，但是在制度推进过程中仍然表现出不稳定的情形。显然，在复杂的政治集团、派别的博弈下，现度还只是多方采取妥协的权宜性手段，尚缺乏内在的约束力，从而可能发生某些政治势力为了强化自身权力而试图突破制度制约的情况。所以，对政治转型国家来说，需要观察其主要政治力量是否“将体制内主要的政治制度视为政治竞争唯一正当的架构并且遵守的游戏规则”，谋求“弘扬正和(positive sum)而非零和(zero sum)的问题的解决策略”。同时还应认识到，制度具有内在逻辑性，是一系列可能产生关联性制动作用的制度；仅仅实行其中的某一项或几项制度，则不足以对政治权力的扩张形成有效控制，业已建立的政治秩序还可能重新面临危机。因此，通过政治妥协建立分享权力的制度，并逐渐完善分享权力的政治规则，如选择公开选举产生政府，选择通过宪法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选择体现程序正义的其他规则等是十分重要的。
对政治发展国家主要政治力量进行考察也是公民文化理论强调的研究方向。这里应该包括对两方面政治力量的观察，一是主要的政治组织，诸如政党、政治集团等，二是更广泛的公民组织，它们同时都是重要的政治社会化的执行机构。政党或政治集团作为政治现代化的工具，决定着政治发展的道路选择。在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政治竞争逐渐形成，政党组织将以怎样的政治价值吸引社会支持，又以怎样的方式投身政治竞争，其行为、选择和态度对他们的追随者处理政治分歧和纷争的方式必定产生塑造性的影响。一位研究中东国家政治的美国学者曾经对埃及政治发展做出这样的评述：不负责任的反对派和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僚机构是埃及政治稳定的最糟糕的结合。其实，这种情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存在的。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尚未形成良性竞争的共识，彼此没有政治信任，以严重敌对的立场集结社会支持，煽动民众的情绪，造成不断的暴力冲突、甚至恐怖主义气氛正是某些政治势力的目的。
公民文化理论还提示需要对公民组织及其行为进行观察和分析，实际上就是考察公民社会的发展情况。公民组织同样承担政治社会化功能，对民众产生政治知识、观念、技能等方面的传导作用。尤其是通过促使民众广泛参与社会组织过程锻炼其多重公民角色的认知；在不同利益表达过程中，公民社会能够产生强大的政治沟通功效，促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理解和包容的精神，寻求广泛的共识基础，建立政治信任。发达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充分保障的基础上的，同时它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体现，即公民能够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合法、有效地表达政治诉求。而在一个公民社会发育不良的社会，情况则全然不同，公民政治参与水平也很难提高。
第
依据上述逻辑可以建立各种政治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联，同时在每个逻辑链条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依此可以推导出政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将上述政治分析逻辑运用于政治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不仅可以找到其现实问题的根源，而且能够通过以上的逻辑链条分析具体发展过程，发现造成障碍的具体环节，并对其发展前景做出理论性的预测。
然而，公民文化理论也具有其理论边界以及适用中的条件限制，因此表现出其局限性。其一，它提供了一种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分析逻辑，而不是对现实政治的普遍性的描述，也就是说，公民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政治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态与之相差甚远。在做具体现象阐述和分析时，该理论显然太过抽象且不具有现实意义。
其二，该理论提供了对一个政治共同体获得稳定的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逻辑，它有益于解释政治稳定或不稳定的深层原因，但是并非解释其全部原因，特别是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影响其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尚且复杂，诸如全球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可能十分突出。显然，公民文化的理论解释并不能是单一的解释工具。
其三，该理论是以政治共识的建立作为分析逻辑的出发点，而就一个具体国家而言，并不能有效解释其缺少政治共识的原因，因此，运用公民文化理论分析之前必然需要进行基础研究的准备。而且，就阿尔蒙德元理论而言，其复杂的阐述隐含了政治文化发展的价值目标，是后续的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拓展了理论应用功能。所以，在很多学者那里，对阿尔蒙德政治文化分类理论工具的应用比起对“公民文化”的应用要广泛的多。
参考文献：
威尔亚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摘要] 公民文化理论描述了一种政治文化形态，并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工具。它不仅提出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的价值目标，而且提出了历史发展进程、政治制度建设以及政治社会化过程等方面的研究进路。公民文化理论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针对
摘自：学术论文格式www.udooo.com
普遍的政治发展国家，能够对其深层政治结构问题提供一定的分析和解释。[]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73-08
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体现了它对科学方法论的重视，甚至依赖。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行为主义理论的兴起，为比较政治研究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以往偏重于历史、制度等文献性的描述迅速发展到通过建立价值系统进行比较、评价的更高研究阶段。它建立了有序的政治学研究体系，主要涉及政治系统、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决策、政治执行等研究领域；它拥有严格、有效的分析工具，其中，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提出，进一步补充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手段。它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视角，比起制度、经济等解释，政治文化是解释不同政治体系之间差异的唯一的、重要的因素。‘肌’它帮助政治分析家把文化变迁的心理层面与更大的政治发展问题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联结的方法。
阿尔蒙德是较早提出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学者，他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分类以及分析方法；此后，虽然有关政治文化的理论讨论和应用不断扩展，但基本上还是沿用了阿尔蒙德的理论概念和基本逻辑。然而，在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中，“公民文化”理论之工具性价值逐步体现出来。虽然，如阿尔蒙德所说，公民文化是一种与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但它并非仅适用于解释政治生活。它包含了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指导，指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形成一种分析方法，对深入解释不同国家、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具有极大的帮助，由此成为学术活动可操作的理论工具。本文试图对公民文化理论做出分析，在阐述理论内涵的同时，对其工具性价值的应用给予解释。
一、公民文化理论基本内容及其价值
(一)公民文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1961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撰写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中的政治态度与制》，提出公民文化的概念。他们在对政治文化分类的基础上阐释了一种混合型政治文化形态，这就是“公民文化”。所谓混合的政治文化，正如阿尔蒙德解释的那样，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政治文化的融合。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类是基于不同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威的认识及其态度、政治统治权分化与否以及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等主要标准做出的。概括地说，传统政治文化基本表现为公众对统治权力的依附，从而形成对政治权威的服从或忠诚的态度，统治者权力集中，以及缺少公民政治参与；而现代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加强。阿尔蒙德指出，公民文化的混合性就体现在传统社会对政治权威的态度与现代的公民参与要素的结合上。具体地说，它表现为各种政治要件的平衡。其一，公民文化是共识与分歧平衡的政治文化。现代社会首先是多元化社会，政治多元化是现代政治基本特征之一。一个社会中如果缺少一定的结构性分歧是不可思议的，公正的利益分配便不存在意义，也不可能产生现代政治；同时，如果没有一致，那么则意味和平解决政治分歧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处于分裂之中的政治体系势必在不断的争端和冲突中受到威胁。因此，一个社会应该有一套普遍的、具有支撑作用的价值存在，成为建立社会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以此凝结政治共识。
其二，公民文化是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规范与参与行为的平衡。虽然公民文化具有现代政治文化的元素——政治参与，但是阿尔蒙德等通过大量的调查资料证明，从个人的价值取向来说，大多数民众并不倾向经常性地参与政治行动，而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往往是不得已的行为，比如，在长期的利益表达受阻的情况下进行的，或是盲从的行为。就建立政治秩序而言，经常性的、大规模的群众参与行为既是缺乏政治认同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将在政治对抗中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政治不信任。在公民文化中，公民首先拥有政治参与的权利意识，而且社会具备进行参与的制度安排(即阿尔蒙德所说的“参与规范”)；而就公民的参与行为而言则是消极的、非主动性的。因为，公民权利保障及进行参与的制度安排，已经提供了公民表达利益要求、影响政治过程的可能。另外，公民政治参与的平衡还表现在选择政府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选举之后公民的消极参与方面。在对政府赋予权力的过程中，通常需要公民积极参与选择政府的过程(参与选举)；而一旦政府被正式授权，公民则把权力交给政府行使，使其拥有做出政治决策的空间，公民参与则回归“消极”的状态。
其三，公民文化能够促使政府权威与政府责任趋于平衡。政治要求政府既要具有政治权威，又要承担政治责任。通过民选程序和宪法授权政府取得政治权力，这是现代国家获得政治权威的重要的程序安排。政治权威使政府能够有效行使职权，推行公共政策。但现代政治观念又强调政府应该对社会承担责任，即政府能够“对公共舆论的变动做出准确、迅速的反应”，“能够根据公共利益的一些想法来证明他们统治的结果是正当的”。阿尔蒙德也认为，在政府的权力和政府的责任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是制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但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够促使政府产生这样的责任意识。只要公民拥有权利保障，就能够形成对政府的制约，致使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不是因为公民正积极提出要求，而是防止公民成为积极的”，这被称为政府的“先于行动的反作用规律”(1aw of anticipa—ted reaction)。[3](P433)
公民文化理论不仅强调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混合，强调各种政治因素的平衡，还主张有序的政治变革。从传统政治文化到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延续，体现了政治变革的内涵；而公民文化对制度规范的强调则是对“有序”意涵的诠释，即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通过合法的方式解决分歧，渐进地推动政治改革。这里再次否定了通过非规范的、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行动对政治秩序做出的变更，反复论证有序的政治变革既是政治稳定的条件，也是政治的必然结果。
(二)公民文化理论的价值
公民文化理论不仅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和逻辑推论，而且，其价值还在于它所具有的工具性功能，成为政治学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有助于深度分析和阐释现实政治问题。一般说来，对具体政治现象和议题进行科学性探讨，需要具备进入研究的路径以及可供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和目标。公民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它明确提出了对不同政治文化进行判断的一系列价值目标，而且提供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进路。就政治文化发展的价值目标而言，包括政治共识——基于政治共识可以判断不同政治系统政治行为体的关系及其处理矛盾冲突的状况；政治参与水平——基于政治参与的规范和公民行动的差异可以识别不同政治系统中的社会民众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政府效能——识别不同国家政府政治权威的产生与持续。在这些基本价值目标的引导下，可以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性分析，从而获得具有鉴别性的研究结果，摆脱对政治现象的简单描述。
政治共识。一个社会需要有一些共同的政治价值，这就是政治共识。政治共识包含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构成共识的产生基础。政治共识是建立社会信任和政治秩序的先决条件，在较高的政治共识中，社会的分歧趋向缓和，政治冲突有可能消弭，从而政治稳定的因素得以增长。具体到政治过程中，它体现为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融合，表明该政治体系具有良好的政治沟通渠道，具备解决政治分歧和冲突的制度安排，从而也证实了该系统的稳定。然而，在现代社会政治多元化的现实中，能否取得政治共识是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政治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什么可以促使公民产生政治信任、政治服从抑或政治忠诚的态度?公民文化强调政治权威于现代政治共同体的重要意义，然而，政治权威又是如何产生的?一个共同体政治权力产生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民众对政治权威认同的差异，由此可能导致广泛的观念分歧，使获得共同价值变得十分困难。现代社会已经逐渐摒弃传统社会对家族权力垄断合法性的认同以及对政治领袖膜拜方式，因此，建立对政治制度的认同是完全可行的。特别是在政治竞争的状态下，对现度，或日对“游戏规则”的认同可能形成普遍的共识基础，这一点已经从
摘自：学术论文翻译www.udooo.com
政治实践中得到证明。现代政治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通常规定了政治权力产生和运作的规则，规定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规定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则，等等。对政治制度的认同表明了政治共同体中不同利益群体共同接受解决政治分歧的制度和程序安排。对制度的认同可能促使整个社会对制度所体现的基本价值产生共识，并形成一种信仰，产生积极的服从和忠诚的态度。政治参与水平。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文化的特征，而公民文化理论强调的是一种政治参与水平，即在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公民参与更多地表现为权利意识和参与能力，而非经常性的、大规模的参与行动。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是这样获得的：即政治参与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并在制度设计上提供广泛的政治参与空间和途径。公民不仅可以通过选举制度、公投制度，对政治权力产生和运作过程起到控制功效，而且，还能够通过参加社团等表达利益诉求，选择写作技巧人，或参加地方、社区等管理性工作等等。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是与政治制度的完善相辅相成的，公民能够通过感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而逐渐产生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和忠诚。
政府效能。现代社会要求政府具有政治合法性，要求政府对社会负责任，要求政府能够做出政治决策，有效吸纳社会资源并进行公共利益分配。这也是政府政治权威的体现。宪政制度给予了民选政府以政治合法性的认证，同时强调对政府权力要实行制约，建立对政府的监督机制。公民政治参与使得政府必须承担政治责任，但过度的参与则可能对政府行使权力形成钳制。公民文化从社会态度方面构成对宪政制度的支持，它绝非片面强调公民政治参与的价值，同时也强调政府政治决策的能力对维持制度的重要意义。
公民文化理论不仅提出以上价值目标，而且为进行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进路，这是一套具有实用价值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历史(政治文化形成的过程)、政治制度以及主要政治组织执行政治社会化情况来研究政治观念、情感及价值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
首先，对一个政治共同体历史进程的探究是寻找其政治文化脉络形成、发展和延续的重要路径。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它反映了具体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整体对政治的基本认知，因此，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一个社会的政治观念是有所差异的，它折射了对政治现实的印象；但从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看，政治观念的变迁又必然具有关联性，每一个共同体会形成它的主体价值，这种主体价值的存在是受到特殊的经济、社会、人文及政治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的，即使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这一价值可能遭到冲击或改变，然其变迁本身也会蕴含着内在的因果逻辑。总之，任何政治文化都必定包含历史因素，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从历史变迁过程探讨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内容是必要的。
另外，公民文化强调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混合，它肯定了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在现代政治文明中的沉淀与传承；公民文化的形成有赖于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发展，持久地培植公民对共同体内在的忠诚感。相反，那些有着非常的历史磨难的社会则可能形成某种被压抑、被扭曲的政治观念和情感。正如中国学者王沪宁曾经指出的，不同政治共同体历史发展的曲缓波平往往影响着其政治文化的变化和延续。如果说平缓、有序的历史进程有助于政治文化的持续性发展，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文化结构，促使政治观念的自然更新与变迁，相反，一个共同体不断经历曲折和动荡的历史过程，则可能使其主体政治文化处于不断地被冲击和颠覆中，从而造成民众政治认知的混乱，政治观念和情感的不确定，造成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割裂；由此注定了其政治文化冲突性特征的形成。
其次，对政治制度的研究构成政治文化研究的又一必要路径。正如有些学者把政治制度归纳为政治文化的内容之一。现代社会获得广泛共识的政治价值体现为一系列政治制度，它不仅仅是人们思想中的观念，而且是具有规范性的、可操作的实际规则，因此成为一种政治权威。既然公民文化是一种与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那么，政治制度以及它所体现的基本原则一定构成其中重要的价值。制度是以人权、法治主义等原则构建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政治权力的产生、权力的运作、权力的监督等完整的制度结构，并且具有内在的、系统的制度逻辑。制度不仅包括对政治精英的政治规范，而且包括对公民的权利保障。制度既具备政治沟通的机制，同时还具备有效解决政治纠纷与冲突的机制。制度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政治价值，因此为越来越多的政治共同体逐渐接受和尝试。然而，在对不同政治共同体进行比较研究中，往往提出的问题是，它是否存在促进制度生长的条件，它所建立的制度是否体现完整性和系统性?如果说公民文化是制度良好运行和发展的环境的话，那么，在缺乏公民文化支持的体系中建立制度，则一定出现或潜伏着困难和危机。总之，公民文化不仅强调的是政治观念、情感取向等人的心理反应，而且还强调制度建构、制度逻辑等有形的内容。政治制度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认同，因此，进行制度研究对政治文化比较分析极具意义。
再次，公民文化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这就是对主要政治组织，诸如政党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的观念、行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政治、社会组织是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构，其行为往往构成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变更的重要过程。它们向社会灌输政治概念、政治知识与技能以及政治价值等，特别是注定会将其自身的政治理念、政治目标、进行竞争的行为方式——包括与其他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等向社会输出，因此对社会民众产生极大的影响。总的说来，一个政治共同体，其内部政治组织是多元化还是单一化，政治文化的传播功效是不一样的；而且，多元化的政治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同也会产生不同影响结果。公民文化中的多元化的政治组织基本价值趋同，有分歧但没有巨大的政治对抗，因而其政治传播的结果不致造成社会的严重分裂和对立，从而形成同质化的政治文化。而处于严重敌对状态的政治组织势必将各自的意识形态加之彼此恶性竞争的方式一并传导给社会，且通过竭力争取民众对自己的支持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冲突。
综上所述，历史发展进程分析、政治制度分析以及政治社会化内容和过程的分析都构成公民文化研究的基本进路，从而也展现了政治文化与其他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知识链接。
二、公民文化理论适用于对政治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分析公民文化是一种与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但是公民文化理论却不是仅仅适于研究发达国家的政治理论，它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当今世界除了现代国家以外，存在着更为广泛的“政治发展中国家”，或称其为发展中国家。从微观角度看，其中又包含了多种多样的国家政治形态。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这类国家的特征进行描述，有学者称之为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以此区别于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有学者称之为“过渡国家”；这些国家大都经历了威权主义统治时期，因此有学者称之为“威权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家发展进程并不一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一部分国家经历了“化”过程，从威权主义转向
源于：大学毕业论文www.udooo.com
政治，因此又特指这一部分国家为“政治转型”国家。但是，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些国家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正如阿尔蒙德所指出的，不管使用怎样的语汇描述之，实际上它们讲的都是朝向同一个特定的发展方向的运动，这就是政治发展。换言之，政治发展是这些国家面对的共同命题。这些国家大都经历着现代化的过程。在推动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同时，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也随之开始。美国学者派伊指出，政治现代化就是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有两重目标，即建立国家政治权威和实现政治参与。从现实来看，实现这两重目标的过程可能具有冲突性。在现代化过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通过建立国家政治权威推动工业化的路径，也就是以国家为主导开展现代化。其结果就是建立威权体制，强化政府权力。就国家权力本质来说，它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和侵犯性，在实现国家权威的同时，必然实行高度的政治控制，垄断政治资源，限制社会政治参与。由此一来，以谋取政治合法性为目的的努力却遭遇建立合法性的程序危机，这是大多数国家的发展经历所证实的。另外，发展中国家经历着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政治多元化发展现实，各种利益的冲突即刻反映在政治上，政治集团之间的分歧、冲突、倾轧等现象普遍存在，加剧了政治发展进程的困难，造成政治不稳定的局面。近几十年很多国家出现化趋势，不同国家、地区的化发展进程也差异极大，原威权主义政治的影响还依然对某些国家发生困扰。学术界极为关注发展中国家复杂的政治现象，使用各种理论分析之一，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也很普遍。其中，公民文化理论则能够直接解析发展中国家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并指明其可能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公民文化是一种动态推进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固定化的文化形态，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建立公民文化的前景。
第
一、公民文化理论解释了政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困惑——政治不稳定。
政治稳定是每一个政治共同体发展的目标。政治发展中国家尤其面临着现实困扰，且缺少解决的良方。如何寻求政治稳定?其实，政治稳定正是公民文化理论关注的根本问题，正如阿尔蒙德所说，政治的发展尤其需要政治稳定的环境。无疑，公民文化是能够促进实现长久稳定的文化体系。公民文化理论，包括阿尔蒙德曾经提出的政治系统理论等，都触及了最核心的政治稳定问题。它诠释了一个共同体获得政治稳定的政治逻辑，提出政治共识的价值目标，指明现代国家获得政治共识(政治认同)的基本方向——制度认同是获得共识的最稳固的基础，由此，提供了“建立和维持政治稳定”的重要思路。根据公民文化理论，可以通过反证的方法解释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基础性原因。美国学者罗森堡姆就是循着政治共识这一基本概念，提出了“整合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intergration)和“碎片化政治文化”(fragment culture)的分类。[93(m’他以公民身份认同、政治信任、政治制度、政府效能、政治竞争以及政治系统输入一输出的定向标准等变量，判断不同国家政治共识、政治融合以及政治冲突的程度和状况，解释政治差异的深层原因。他指出非国家普遍存在“碎片化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人们对进行政治生活方式缺乏广泛的认同，因此彼此相互对立且互不相容，形成相互分裂、隔离的组织群体；由此产生各不相同的政治集团、派别，其观念与普世的公民生活规则不能适应和协调；政治制度的不同价值观以及其他方面的政治冲突不断助长彼此的矛盾和对立，从而形成相互之间极端的政治不信任。碎片化政治文化中社会政治组织强化其孤立感和彼此分歧的结果，对政治制度共识的程度逐渐削弱，由此形成国家政治发展的障碍。在罗森堡姆看来，现代国家根本性的政治差异可以归纳为是否具有普遍的政治认同，在此基础上可能形成政治信任或不信任、政治冲突或政治融合的不同状态。这些概念和价值是对“公民文化”意涵的引申，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政权合法性的争执，以及达成政治共识的危机。另外，公民文化理论中充分阐释了政治平衡发展的哲学内涵，并且解析了通过建立政治平衡达到政治稳定的原理。在政治源于：论文格式要求www.udooo.com
过程中，各种要素不能达成平衡状态都可能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因由，这又触及到发展中国家另一现实问题。如前所述，政治发展目标的双重性可能造成其过程的冲突性，如果不能妥当解决这种冲突，势必形成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严重对立，导致政治系统的混乱和颠簸，同时必然削弱政府的效能。近几十年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种种政治变故和动乱证明了这一点。对此，阿尔蒙德指出，就新发展国家而言，首先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和有效的政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的发展前景，放弃建立社会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从理论上讲，政治发展的两个发展目标和道路可以是相辅相成的过程，最终以扩大社会政治参与赢得对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支持。公民文化理论关于政治平衡发展造就政治稳定的思想，能够对论证政治失衡产生发展隐患提供理论支持。第
二、公民文化理论提出的研究路径对分析发展中国家具有现实意义。
公民文化理论提出了几方面的研究进路，提供了分析和评价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具体方法。首先，通过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可以把握发展中国家政治及其文化脉络。尤其是很多国家历史经历复杂而坎坷，政治文化的延续曾经出现割裂或被扭曲。在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衔接过程中，由于出现巨大的外部冲击力——如外来侵略、殖民化等，促生了排斥性的政治力量，使政治对抗长久持续；或者是形成了普遍的“碎片化文化”特质，在社会民众方面因缺乏凝聚力而离心离德；在少数领导人及其政治集团方面则为争权夺利，善为政治机巧，尔虞我诈。由此造成政治发展的极端困境。其次，从制度发展方面分析看，长期以来，很多国家处于威权主义统治状态，政治发展过程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方面是政府严格控制权力，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政治参与的诉求日益增长。当政府与社会的矛盾不断激化，接下来势必面临重要的政治选择——重新确定政权合法性，于是也必然面临现度的选择问题。也有不少国家已经发生了政治转型，开始建立体制，但是在制度推进过程中仍然表现出不稳定的情形。显然，在复杂的政治集团、派别的博弈下，现度还只是多方采取妥协的权宜性手段，尚缺乏内在的约束力，从而可能发生某些政治势力为了强化自身权力而试图突破制度制约的情况。所以，对政治转型国家来说，需要观察其主要政治力量是否“将体制内主要的政治制度视为政治竞争唯一正当的架构并且遵守的游戏规则”，谋求“弘扬正和(positive sum)而非零和(zero sum)的问题的解决策略”。同时还应认识到，制度具有内在逻辑性，是一系列可能产生关联性制动作用的制度；仅仅实行其中的某一项或几项制度，则不足以对政治权力的扩张形成有效控制，业已建立的政治秩序还可能重新面临危机。因此，通过政治妥协建立分享权力的制度，并逐渐完善分享权力的政治规则，如选择公开选举产生政府，选择通过宪法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选择体现程序正义的其他规则等是十分重要的。
对政治发展国家主要政治力量进行考察也是公民文化理论强调的研究方向。这里应该包括对两方面政治力量的观察，一是主要的政治组织，诸如政党、政治集团等，二是更广泛的公民组织，它们同时都是重要的政治社会化的执行机构。政党或政治集团作为政治现代化的工具，决定着政治发展的道路选择。在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政治竞争逐渐形成，政党组织将以怎样的政治价值吸引社会支持，又以怎样的方式投身政治竞争，其行为、选择和态度对他们的追随者处理政治分歧和纷争的方式必定产生塑造性的影响。一位研究中东国家政治的美国学者曾经对埃及政治发展做出这样的评述：不负责任的反对派和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僚机构是埃及政治稳定的最糟糕的结合。其实，这种情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存在的。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尚未形成良性竞争的共识，彼此没有政治信任，以严重敌对的立场集结社会支持，煽动民众的情绪，造成不断的暴力冲突、甚至恐怖主义气氛正是某些政治势力的目的。
公民文化理论还提示需要对公民组织及其行为进行观察和分析，实际上就是考察公民社会的发展情况。公民组织同样承担政治社会化功能，对民众产生政治知识、观念、技能等方面的传导作用。尤其是通过促使民众广泛参与社会组织过程锻炼其多重公民角色的认知；在不同利益表达过程中，公民社会能够产生强大的政治沟通功效，促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理解和包容的精神，寻求广泛的共识基础，建立政治信任。发达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充分保障的基础上的，同时它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体现，即公民能够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合法、有效地表达政治诉求。而在一个公民社会发育不良的社会，情况则全然不同，公民政治参与水平也很难提高。
第
三、公民文化理论有助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做出可能的预测。
公民文化理论提出了一些政治分析逻辑：其一，建立政治共识有助于减少政治分歧和冲突，有助于建立政治信任和忠诚并减少民众大规模的参与行动，有助于实现政治稳定；其二，公民政治参与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渠道供给有助于强化政府权威以及政府责任，有助于减少民众诉诸大规模政治行动，有助于减少政治动荡，有助于增强公民对政治体制的忠诚，有助于实现政治稳定；其三，建立制度认同有助于扩大政治共识，有助于减少民众激烈的参与行动，有助于加强政府效能且提高政府责任，有助于加强政治稳定。依据上述逻辑可以建立各种政治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联，同时在每个逻辑链条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依此可以推导出政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将上述政治分析逻辑运用于政治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不仅可以找到其现实问题的根源，而且能够通过以上的逻辑链条分析具体发展过程，发现造成障碍的具体环节，并对其发展前景做出理论性的预测。
然而，公民文化理论也具有其理论边界以及适用中的条件限制，因此表现出其局限性。其一，它提供了一种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分析逻辑，而不是对现实政治的普遍性的描述，也就是说，公民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政治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态与之相差甚远。在做具体现象阐述和分析时，该理论显然太过抽象且不具有现实意义。
其二，该理论提供了对一个政治共同体获得稳定的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逻辑，它有益于解释政治稳定或不稳定的深层原因，但是并非解释其全部原因，特别是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影响其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尚且复杂，诸如全球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可能十分突出。显然，公民文化的理论解释并不能是单一的解释工具。
其三，该理论是以政治共识的建立作为分析逻辑的出发点，而就一个具体国家而言，并不能有效解释其缺少政治共识的原因，因此，运用公民文化理论分析之前必然需要进行基础研究的准备。而且，就阿尔蒙德元理论而言，其复杂的阐述隐含了政治文化发展的价值目标，是后续的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拓展了理论应用功能。所以，在很多学者那里，对阿尔蒙德政治文化分类理论工具的应用比起对“公民文化”的应用要广泛的多。
参考文献：
威尔亚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