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解释学解释学和跨文化传播联系

【摘要】解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理论。解释学在多个学科广为应用,对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介绍解释学的理论发展过程,从“避免误解”、“视域融合”、“文化中心论”等角度探讨解释学对跨文化传播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解释学跨文化传播视域融合

一、解释学的发展

解释学(hermeneutics又译为释义学,诠释学等),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哲学流派,而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理论。①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当时是一门如何把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技术。经历了中世纪以及宗教改革时期对其内涵的丰富,直到19世纪,才有了现代解释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理论。
从历史上看,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首次提出了有关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读的普遍解释学理论。作为现代诠释学的创始人,他首次将诠释学从其诠释的特殊对象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一般解释学或普遍解释学理论。施莱尔马赫将解释学定义为“避免误读的技艺”②,认为解释学就是一种关于通过消除误解以达到对一般文本正确理解的方法的学科。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始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对解释学的重要贡献是把解释学发展成为一种精神科学(即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和一般方法论。狄尔泰的解释学,反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认为文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解释者融入作者的心境,进行精神性的深度挖掘,实现所谓的“生命体验”。③无论施莱尔马赫还是狄尔泰都主张摆脱个人偏见,纯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因此他们所发展的解释学都被视为客观主义解释学。
后来的研究者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充分证明,所谓走出解释者的内心世界而达到纯客观的理解,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因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有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效果历史”,一个是“视域融合”。他认为人是有限性和历史性的存在,对任何文本的理解也是有限性或历史性的,即受一定历史条件制约的。而当解释者以自己的“视域”去理解这些文本时就出现了两种“视域”的对立;而只有把这两种“视域”融合起来,即把历史的融合与现代的之中,构成一种新的和谐,才会出现具有意义的新的理解。这一过程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不仅克服了自己的局限性,而且也克服了他人的局限性,是向一个更高的普遍上升直至达到更广泛的视域。一言以蔽之,“视域融合”就是从意识上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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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文化传播的发展与意义

跨文化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起源于文化人类学。1959 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在他《无声的语言》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一词。霍尔指出:文化就是传播。这一论断激发了对文化与传播关系的思考。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跨文化研究才真正从人类学中分离出来,跨文化传播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文化学者的推动下得以形成。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步入信息化社会,信息传递的便捷性使得国际和国内的信息交流量日益增加,信息和文化的传播对当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影响,所以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不容小视。

三、解释学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其理论和方法在多个社会人文学科都有一定指导意义。在跨文化传播中,借鉴解释学的理论,能够更深刻地发现传播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法,避免文化传播中的误解和偏见,使得文化之间的交流更顺畅。

1、哪里有误读,哪里就有解释学

跨文化传播是指具有明显差异的文化观念和表征体系的人们之间所进行的相互交流。④这种差异化对传播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这使得传者和受者之间完全真实的传播活动不可能完成,于是“误读”现象便出现了。
在跨文化传播中,误读现象不可完全避免,其产生的原因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无论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总是透过自身文化的棱镜去审视他者文化,如果对其他文化的审视和认知与现实社会发生偏差,误读就出现了。有时候这种误读是无意的,但也可能是故意的篡改以达到某种目的。传播者的“误读”还可能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有关。当两种文化在这些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时,其中一种文化经常以自己的标准和经验为基准去衡量他文化,以彰显自身文化的优越性,推行文化的霸权主义,这样必然导致“误读”。其次,文本的误读问题。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不亲身体验而从文本获得一些信息,而文本有时不能够完全再现客观世界,如果机械地将文本世界等同于客观世界则很容易导致误读。第三,接受者的跨文化的知识结构产生的误读。人们常说语言要当做一种文化来学习,就是这个道理。不懂一种文化的结构和内涵,在接受某种文化的时候,自身前见或前理解就会左右一个人的理解方式。
理解和解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何避免“误读”是理解的核心问题。伽达默尔也曾指出:“解释学的基本问题是:在通过写作而固定下来的意义与通过读者进行理解的意义之间的距离如何能够达到沟通。纯粹的客观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误读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跨文化传播中,解释学的运用广泛存在。

2、跨文化传播需要“视域融合”

跨文化传播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调整无可避免的“我之视角”和“他者文化”理解的关系。严格地说,跨文化研究的核心是 “跨”,这一动态的方法意在强调越出某种局限去扩大视野。偏狭的视角是无法真正了解外部世界的,最终会把外来文化囿于本土文化的投射和荫蔽中。就像庄子《秋水篇》中的河伯,必见笑于大方之家。⑤
“视域融合”理论帮助跨文化传播解决这一难题。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作为理解对象文化,是传播者的视角,而接受者以自己的视角去理解这一文化时,就出现了两种视域的对立。只有将这两种视域融合起来,寻求更大的视角,才能克服各自的局限性,超越两者之间的障碍,实现跨文化的广阔视域。这里所说的融合不是将原有视角摒弃,而是一种解释循环,理解的前结构与理解本身的循环,也可称作“交互解释”,是一种反观。从输出文化到接受文化再返回到原输出文化,使得文本的解释和理解进行交互影响,这种交互性越强,越具有跨文化性。以《道德经》的跨文化传播为例,其本身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有其独特的解释,翻译成其他文字后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了本土的解释,这种解释反过来又成了中国学者研究的参照。这种循环往复使得这部经典作品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3、解释学破除文化中心论

解释学主张一切文化产物都是对人类意义的不同解释。因此不同文化之间就不应有高下优劣之分,这就有助于“文化中心论”的破除。
文化传播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理想的平衡互换模式,不同国家种族和阶级地位的任何人,都应该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因此跨文化传播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没有所谓的文化优劣,所谓的不同只是不同人对不同文化的不同解释罢了。解释学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解释基础,这样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才能缩小横亘在人们之间的距离感。

4、解释学给跨文化传播带来新的意义

伽达默尔认为,文本的意义并不完全是客观、僵化、静态地凝固于文本之中的东西,而是与解释者的理解不可分割的。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不是“独白”,而是“对话”,只有在对话中文本才产生意义。因而任何一个文本,只有当它与人的理解相结合时才具有活生生的意义,离开了人的理解就没有真正的意义。
而人是社会化的人,受到环境的影响很大。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人与人的联系更为密切,观念也相互影响,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印证。在当今的跨文化传播中,不同背景文化的人对不同文化进行理解的时候,在解释中融入当今普遍的价值观,给原始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例如好莱坞拍摄的《花木兰》等影片在全球受到追捧,不免引起一番思考。花木兰本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本身的民族含义是中国人所熟知的,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不一定了解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孝”的典型。但在好莱坞的重新塑造下,木兰更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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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性主义的的化身,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则成为其主要内涵。不能说这是一种误读,而是适应了新时代的文化氛围。这种价值观是普适的,也是对解释学完美运用和延伸。
跨文化传播的发展可能模糊了地域界限却不能完全消除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所以跨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显得尤为必要,在这条路上,解释学是一盏指路灯,是一把拐杖,给予跨文化传播有力的扶持,同时跨文化传播也为解释学提供思想资源,两者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①③孟琳,《通途与陷阱——为解释学一辩》,《德阳教育学院学报》,2005(3)
②[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239
④熊伟,《文化传播的“误读”问题》,《国际传播》,2008(7)
⑤周宪,《跨文化研究:方法论与观念》,《学术研究》,2011(10)
(作者:均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