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摘 要】在革命时期，提高党的思想理论素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领导中国革命以及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要求党必须学习；每个党员都应该把学习当做自己的责任，对一般党员要施以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使其做一个好的党员。对于在职干部要分层次和类别施以不同的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端正学习态度，以身作则，老老实实地、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同时建立健全学习制度，将党员自学和组织学习有机结合起来，相辅相成。
【关键词】党员；在职干部；学习；教育
1674—0351（2012）03—0125—08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中国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是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虽然在革命时期中国没有提出“学习型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词语，但实际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认识和实践。本文仅从为什么学习，谁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等方面，梳理革命时期中国关于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思想，以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
为什么学习？中国深刻认识到，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而其自身在思想理论方面却是比较幼
1“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反思和总结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时，就认识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到了抗日战争初期，党更是从实践中深切体验到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重要性。认为革命的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只有革命理论的指导，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理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工作做好，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领导革命的，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1］142“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2］409所以，拥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党员的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检测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3］177如果不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革命达到胜利。”［4］706尽管经过延安学习运动直到1945年5月党的七大时，党的理论水平有所提高，“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5］341 - 342革命运动越是发展，对学习的要求就越高。
2“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很短，中国成立后就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这样我们党就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理论修养不够，导致党内有些人只是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所以，在实践中不是重理论，轻实践，走向教条主义；就是重实践，轻理论，走向经验主义，对错误理论缺乏有效的鉴别和抵制，以至于错误理论能够较为长期地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2］220
3“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
作为新主义革命领导者的中国，要想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就必须学习，通过学习增长革命和战争的本领。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我们党“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总之，“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3］177 - 179
4“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
早在1929年6月，党的六届执行委员会二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的任务》就提出：“若没有对于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特别是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本理论与策略，决不能推进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领导革命的任务。”［6］203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7］658 - 659可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在五四运动时才有很少的输入），不象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领袖，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2］221 - 222这就要求我们党要加强学习。
5“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后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
1938年10月12 - 14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专门用一节讲了党的学习问题。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后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光起眼睛注意的大课题。”［7］659这就要求中国人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不断学习。比如，在抗战初期，面对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权利、实现对日抗战的新形势，我们党要“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力（方）式，以适合于目前的新环境。过去的武装斗争的方式，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方式，现在必须转变到和平的斗争方式。从武器的批评转变到批评的武器，从革命战争转到的与合法的运动，从同国民党政府对立转到同他们合作。”［7］203在新中国即将建立的前夕，为了有效管理国家，巩固政权，防止腐化，克服官僚主义，更加强调学习。认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2］412 - 413
三
怎样学习？对于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来说，要端正学习态度，以身作则，老老实实地学习，虚心向人
1“我们是提倡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配合起来的，对学习既有自觉的热情又有健全的领导。”
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提倡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配合起来的，对学习既有自觉的热情又有健全的领导，因此我们的学习运动一定会有成绩的。”［3］182也就是说，学习要靠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靠党员干部的自觉学习，一方面靠健全的组织领导，二者缺一不可。
就党员干部自身来说，强调党员自我阅读和研究为主，同时辅之以听课、研讨。如1941年12月1日，发出的适用于各地的《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要求，除有相当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很低的（甚至半文盲的）中级及下级工农干部“学习应比较著重于采取上课的方式外，其他各类干部的学习，均以个人阅读与自我研究为主，各种小组会与大讲演等，只能起些辅助作用。学习要依靠自己持久的努力与艰苦的奋斗，任何轻便的终南捷径是没有的。多读、多看、多研究、多注重其实际应用，而反对空洞的形式的所学非所用的学习方法”。［10］245 - 246
就组织领导方面来说，主要包括：其一，设置学习的组织形式和载体。1931年11月，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提出，系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教育，必须切实执行下列几种办法：“（一）要组织读报班，读党报小册子和决议案，从这里面提出问题讨论。（二）在支部大会或特别召集干部会议，作浅显的政治和理论问题报告。（三）组织各种问题研究会。（四）出版各种问题简明的小册子并收集和编订其他材料供给党员作研究的参考。（五）在各种训练班要按受训练同志政治理论水平定出这种问题的课目。（六）能识字理论水平较高同志应自己看读基本的理论书籍。党应收集并翻印这类书籍。”［12］476 - 4771941年6月20日，制订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又提出，党内教育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在职干部教育、支部教育、党校教育。“在职干部教育，是党内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是工作与学习互相联系的最好办法。”［10］132党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我们党的基本教育机关”［13］377，“是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学校——我们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只有在支部中去学习，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无产阶级化，也只有在支部中才能达到这个目的。”［14］611“党校，党的训练班及政治学校，这也是党内教育一个重要部分。”［10］133为此，还作出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建立健全了各种干部学校，并对学校培养对象进行了分工。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党校是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军事学院是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级高级与中级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
其二，建立健全学习的组织领导及其制度。1924年5月，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决定设立负责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1939年2月17日，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决定组织干部教育部，统一领导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和广大在职干部的教育。1940年1月3日，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提出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的地位上来，经常给以检查、指导和帮助。以后又陆续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保证学习的有序进行。如1940年3月24日，发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提出学习的组织责任属于支部；支部应设学习干事。学习的领导属于各级宣传部；各级宣传部应经常检查学习状况并指导之。1940年10月20日，作出了《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提出的提高教育质量办法之一是充实和加强学习的指导。、政治部宣传部及边区局宣传部，必须经常检查、帮助所属系统的指导员，并定期地分别召集各科指导员会议，以交换经验与总结工作。1941年9月26日，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同年11月25日，又作出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1942年2月28日，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其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
2“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1936年12月，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提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15］181这就是说，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
其一，理论联系实际，通俗地说就是“有的放矢”。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分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互相对立态度：主观主义态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指出，在主观主义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1］799，8011942年2月1日，在党校开学典礼上演说时，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11］819
其二，理论联系实际中的“实际”是各个方面的实际。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学习，不仅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外国的实际；不但要研究现在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历史的实际。”“任何一个重要革命问题的解决，光有根据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还不行，还必须参照各国的革命经验、历史经验。”“学习理论，就是为了使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既要有实际经验，更要有理论知识，二者缺一不可。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中国知识，又有外国知识；要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经验。过去工作做得不坏，检测如学了理论，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使工作更前进一步。”［2］415 - 417
【关键词】党员；在职干部；学习；教育
1674—0351（2012）03—0125—08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中国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是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虽然在革命时期中国没有提出“学习型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词语，但实际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认识和实践。本文仅从为什么学习，谁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等方面，梳理革命时期中国关于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思想，以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
为什么学习？中国深刻认识到，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而其自身在思想理论方面却是比较幼
源于：普通论文格式范文www.udooo.com
稚的。因此，要成功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学习，如果不学习，就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能搞好自身建设，更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同时，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也要求党要与时俱进地学习。1“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反思和总结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时，就认识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到了抗日战争初期，党更是从实践中深切体验到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重要性。认为革命的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只有革命理论的指导，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理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工作做好，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领导革命的，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1］142“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2］409所以，拥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党员的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检测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3］177如果不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革命达到胜利。”［4］706尽管经过延安学习运动直到1945年5月党的七大时，党的理论水平有所提高，“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5］341 - 342革命运动越是发展，对学习的要求就越高。
2“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很短，中国成立后就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这样我们党就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理论修养不够，导致党内有些人只是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所以，在实践中不是重理论，轻实践，走向教条主义；就是重实践，轻理论，走向经验主义，对错误理论缺乏有效的鉴别和抵制，以至于错误理论能够较为长期地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2］220
3“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
作为新主义革命领导者的中国，要想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就必须学习，通过学习增长革命和战争的本领。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我们党“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总之，“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3］177 - 179
4“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
早在1929年6月，党的六届执行委员会二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的任务》就提出：“若没有对于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特别是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本理论与策略，决不能推进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领导革命的任务。”［6］203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7］658 - 659可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在五四运动时才有很少的输入），不象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领袖，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2］221 - 222这就要求我们党要加强学习。
5“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后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
1938年10月12 - 14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专门用一节讲了党的学习问题。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后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光起眼睛注意的大课题。”［7］659这就要求中国人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不断学习。比如，在抗战初期，面对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权利、实现对日抗战的新形势，我们党要“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力（方）式，以适合于目前的新环境。过去的武装斗争的方式，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方式，现在必须转变到和平的斗争方式。从武器的批评转变到批评的武器，从革命战争转到的与合法的运动，从同国民党政府对立转到同他们合作。”［7］203在新中国即将建立的前夕，为了有效管理国家，巩固政权，防止腐化，克服官僚主义，更加强调学习。认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2］412 - 413
源于：论文资料网www.udooo.com
由上述学习内容可以看出，一般党员侧重于普及性学习，通过学习使自己成为一名好的员；在职干部侧重于研究性学习，即“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9］227“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11］802三
怎样学习？对于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来说，要端正学习态度，以身作则，老老实实地学习，虚心向人
源于：论文网站www.udooo.com
民群众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对于党组织来说，要建立健全学习的组织领导，将党员自学和党支部、党校等组织学习有机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我们是提倡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配合起来的，对学习既有自觉的热情又有健全的领导。”
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提倡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配合起来的，对学习既有自觉的热情又有健全的领导，因此我们的学习运动一定会有成绩的。”［3］182也就是说，学习要靠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靠党员干部的自觉学习，一方面靠健全的组织领导，二者缺一不可。
就党员干部自身来说，强调党员自我阅读和研究为主，同时辅之以听课、研讨。如1941年12月1日，发出的适用于各地的《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要求，除有相当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很低的（甚至半文盲的）中级及下级工农干部“学习应比较著重于采取上课的方式外，其他各类干部的学习，均以个人阅读与自我研究为主，各种小组会与大讲演等，只能起些辅助作用。学习要依靠自己持久的努力与艰苦的奋斗，任何轻便的终南捷径是没有的。多读、多看、多研究、多注重其实际应用，而反对空洞的形式的所学非所用的学习方法”。［10］245 - 246
就组织领导方面来说，主要包括：其一，设置学习的组织形式和载体。1931年11月，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提出，系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教育，必须切实执行下列几种办法：“（一）要组织读报班，读党报小册子和决议案，从这里面提出问题讨论。（二）在支部大会或特别召集干部会议，作浅显的政治和理论问题报告。（三）组织各种问题研究会。（四）出版各种问题简明的小册子并收集和编订其他材料供给党员作研究的参考。（五）在各种训练班要按受训练同志政治理论水平定出这种问题的课目。（六）能识字理论水平较高同志应自己看读基本的理论书籍。党应收集并翻印这类书籍。”［12］476 - 4771941年6月20日，制订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又提出，党内教育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在职干部教育、支部教育、党校教育。“在职干部教育，是党内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是工作与学习互相联系的最好办法。”［10］132党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我们党的基本教育机关”［13］377，“是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学校——我们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只有在支部中去学习，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无产阶级化，也只有在支部中才能达到这个目的。”［14］611“党校，党的训练班及政治学校，这也是党内教育一个重要部分。”［10］133为此，还作出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建立健全了各种干部学校，并对学校培养对象进行了分工。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党校是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军事学院是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级高级与中级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
其二，建立健全学习的组织领导及其制度。1924年5月，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决定设立负责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1939年2月17日，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决定组织干部教育部，统一领导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和广大在职干部的教育。1940年1月3日，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提出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的地位上来，经常给以检查、指导和帮助。以后又陆续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保证学习的有序进行。如1940年3月24日，发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提出学习的组织责任属于支部；支部应设学习干事。学习的领导属于各级宣传部；各级宣传部应经常检查学习状况并指导之。1940年10月20日，作出了《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提出的提高教育质量办法之一是充实和加强学习的指导。、政治部宣传部及边区局宣传部，必须经常检查、帮助所属系统的指导员，并定期地分别召集各科指导员会议，以交换经验与总结工作。1941年9月26日，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同年11月25日，又作出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1942年2月28日，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其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
2“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1936年12月，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提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15］181这就是说，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
其一，理论联系实际，通俗地说就是“有的放矢”。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分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互相对立态度：主观主义态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指出，在主观主义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1］799，8011942年2月1日，在党校开学典礼上演说时，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11］819
其二，理论联系实际中的“实际”是各个方面的实际。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学习，不仅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外国的实际；不但要研究现在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历史的实际。”“任何一个重要革命问题的解决，光有根据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还不行，还必须参照各国的革命经验、历史经验。”“学习理论，就是为了使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既要有实际经验，更要有理论知识，二者缺一不可。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中国知识，又有外国知识；要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经验。过去工作做得不坏，检测如学了理论，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使工作更前进一步。”［2］415 - 417
源于：论文资料网www.udo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