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难封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飞将军李广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而失道，遂引刀自刭。一代名将最终引决自裁的命运足够震撼人心，而“李广难封”也就此成为一个再也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但是，在陷入情感震动的同时，求真的史心也驱使学者们追问李广终未封侯的历史原因。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李广本人。或许是汉代崇信占侯的风气使然，更或许是对自己长久以来陷入难封境遇的不解，迫切想要知道原因所在的李广向一位叫做王朔的望气者寻求答案：“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王朔的回答是：“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按李广曾于任陇西守期间，一日而杀羌人降者八百余人。望气之言固不足信，而杀降虽涉及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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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却终究归于命数果报之说，自不被史家所采。
现代学者有论证李广因军功不够而不得封侯者，并对封侯战功的标准进行了推测。其实在上引之文中，李广已言及自己“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然史家真正想追问的并不是死去的史实和一个无可争辩的客观军功标准，而是从根本上导致李广无功以封侯的历史原因。但太史公却在一开始，就赋予这种追问以文学的面貌；而《史记》也以史学巨著的身份，宣告了“李广难封”这一文学命题的诞生。

一、名将遭遇与时代悲剧的文学呈现

李广少年时便以勇猛善射成名中国，匈奴亦称其为“汉之飞将军”，本传有云：“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太史公借公孙昆邪之口道出：“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而文中所记李广以百骑却匈奴数千骑、被匈奴生得却脱还、射箭没人石中等事，更增李广之不同寻常。不仅如此，太史公还插入程不识小传以与李广对比，写李广“行无部伍行陈，……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而程不识则“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两相对比，极力突出李广简易、不循绳墨，并直陈程不识“为人廉，谨于文法”。正是李广的气与勇，赋予他巨大的声名。但汉文帝却对李广下了这样的论断：“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文帝一语成谶，李广终身都被笼罩于不封不遇的命运中而无法逃脱。
虽然李广历文帝、景帝及武帝三朝，但有论者因文帝之言指其不能任贤。《旧唐书·魏元忠传》载魏元忠上封事书，谓文帝“不知李广之才而不能用之，……反叹其生不逢时。”钱锺书先生论《李将军列传》时，亦多举以文帝语“为口实而嗤文帝者”。但姚苎田于此评道：
文帝之言，……意正以广才气跅弛，大有黥、彭、樊、灌之风，当肇造区宇之时，大者王，小者侯，取之如探策矣。今天下已定，虽勒兵陷阵，要必束之于薄书文法之中，鳃鳃纪律，良非广之所堪也。故叹息之。
按《汉书·武帝纪》：“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颜师古注：“趼者，趼落无检局也。弛者，放废不遵礼度也。”@姚氏以李广才气跌宕，不拘文法，非平安将军，固不遇于当世。宋人吕祖谦亦尝言：“世变有文质而人物有华实，汉初人物固非中叶所能用也。李广生非其时，其留落不偶何足怪哉。”吕氏偏重史评，无如姚氏之文评明白，但将太史公的叙述放入武帝时代之大背景下考察，亦可见其用心之深。
文载李广从弟李蔡于景帝时“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车，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但李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文中“积功”一语亦见于《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和《万石张叔列传》，袁盎为丞相申屠嘉谋曰：“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率，积功至淮阳守，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而太史公叙万石君“孝文时，积功劳至大中大夫。无文学，恭谨无与比。”“积功”与“奇计野战之功”相对，李广不拘文法之才气与万石君“恭谨无比”相对，李广声名天下与李蔡名声逊色相对，然几者俱封而李广不遇。考虑到本传中对万石君之恭谨颇有微词，则太史公赞许李广之才气便不言而喻了。
然而，以李广不拘文法的才气和他人的庸谨对比，并不仅仅是一种笔法技巧的运用，更是一种理想性格的选择。武帝时代之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而这与武帝的专制有直接的关系，终武帝一朝，或、或被杀、或族灭的丞相计有窦婴、李蔡、庄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而获罪罢相和未及触罪而先死者已属万幸，故一时将臣虑计于避祸，恭谨文法而已。若贵幸如大将军卫青者亦不过“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称也。”事实上，汉初的陈平、张良就已经开始以黄老之术避祸远灾，至武帝时“大一统的一人专制”，遂形成了紧锁一代士人眉头的“压力感”。于是先秦战国时代士人意气风发的精神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命运的慨叹，如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一直上溯到贾谊《吊屈原赋》、严忌《哀时命》，都充满了“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屈原《涉江》)的失路之悲。而具有相同性质的东方朔《答客难》则明白的指出战国士人与当下士人命运霄壤的原因：“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可以说，感叹生命的壮气与理想的屈膝成为集中出现于那个时代的文学主题。因此，李广的不拘文法和程不识的谨于文法未必有优劣之分，太史公在这个才气纵横而不循绳墨的传奇将军身上，寄托了远超现实的理想诉求。故而，在李广负气斩杀霸陵尉一事上，《史记》虽未隐而不书，但在文学效果上，更多的则是呈现一个传奇将军的任气性格。直至失道获罪，李广仍气不自休，不堪以六十之躯来复对刀笔之吏，放弃可以赎罪免死的机会而引刀自刭。英雄末路，正是一个时代的慷慨悲歌。

二、马班异同视域中的“李广难封”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五云：“《史记》之于《汉书》，气胜也；《汉书》之于《后汉》，实胜也。”其实《汉书》实胜《后汉》的说法亦可用来评价《史》、《汉》之差异。《史记》长于文而《汉书》重于史，故《史记》气盛而《汉书》实胜。汉书武帝以前纪传，班固基本采用《史记》原文，然其间文字多有增删和修改，史家以此论马班异同者亦大有人在。但史、汉之别，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更是文学上的不同，以及隐藏其中的马班两家迥异的思想路径。《汉书》写李广，基本上采用《李将军列传》文，故而在整体上，马班对李广难封的看法在表面上十分接近。但在文字的细微处，实际上透露着两家针锋相对的观点。《史记》在李广最后一次出征的叙述中道出了他对“李广难封”的看法，其文精妙，兹引如下：
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於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日：“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原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日；“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
面对如此结局，李广本人再一次无可奈何的将之归为“岂非天哉”。从记载上来看，也确实如此：本来李广为前将军，却临时变为右将军，而决定这一切的只是一个偶然性的因素——于卫青有恩的公孙敖新失侯，故卫青想借此机会让他立功，任其为前将军。于是，李广不得不由东道出。但再一次的意外发生了，整整一个右路军居然没有向导，迷失了道路!但检测如卫青擒得单于，李广的失道也未必那么严重，但没有检测设，事实无可更改，一切看起来都是偶然的天命。
然历史的事实无法改变，文学的叙述却有其意见，善于寓论断于序事的太史公用一个插叙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如果说年老尚可成为不用李广的原因，而数奇在太史公看来则不太让人信服——这与他在《封禅书》中对迷信涉入政治的反感是一致的。另外，前文载“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后又记阴诫卫青不用李广，如此前后反复之态，被姚苎田看得分明：“始以老绌之，既复用为前部，实绐之也。”也就是说，皇帝一开始就没打算给李广机会。由此，一系列我们能看到的偶然性的命数，因为这一个插叙全部改变了性质。太史公最终使对“李广难封”的解释远离了宿命论，而归咎于武帝的用人政策。但与太史公隔空对话的班固则表达了反对意见，他所采取的方式是加入了一段《史记》未载的武帝给李广的回复：
将军者，国之爪牙也。《司马法》日：“登车不式，遭丧不服，振旅抚师，以征不服；率三军之心，同战士之力，故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状；是以名声暴于夷貉，威稜憺乎邻国。”夫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将军其率师东辕，弥节白檀，以临右北平盛秋。
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李广出雁门击匈奴而被擒，脱还后赎为庶人。闲居时尝过霸陵亭，被亭尉呵止，再出职后斩杀霸陵尉以报怨，并上书请罪，武帝回复如上。从回复中可知，武帝不仅赦免了李广之罪，文字中还隐隐透露出对李广的期待。如此看来，武帝不能用李广之说便无从谈起，而对这段史料的书与不书，也就关乎对“李广难封”的不同解释，并在根本上牵涉马班之间政治理念的差异。
在“李广难封”的问题上，班固采用了较隐晦的方式反对太史公；而在对贾谊不遇的问题上，班固则给出了比较明确的评论，《汉书·贾谊传》赞云：
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写作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贾谊一生仕途落拓，太史公据此在本传中对其不遇表示了同情，但班固以贾谊“所陈略施行”为据，认为他“未为不遇”，可见两者意见之分野。同时，贤能之士遇与不遇，是政治清明与否之表征。夫子曾言：“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士人不能在邦有道的时候贫贱(意指不出仕)，相反的，如果士人贫且贱，则表明邦无道。徐干《中论·爵禄》对此句的阐释非常明白：
古之制爵禄也，爵以居有德，禄以养有功：功大者其禄厚，德远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禄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观其爵则别其人之德也。见其禄则知其人之功也，不待问之……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禄而不以逮也，君子以为至羞，何贱之有乎?
爵禄与个人的德性直接等同，君子该为不逮圣王之爵禄感到羞耻。然而，经典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传统的解释。《荀子·大略》：“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杨惊注：“修德在己，所遇在命。”故而，在有道君主未必可遇的情况下，则“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也就是说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修身，其意并不在指责士人不能尊显，而是通过自身修养来维护道，甚至以自己所掌握之道与君王之势对抗。而在班固这里，则将不遇的问题指向了士人，这在其《离骚序》中最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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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竟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絮狂狷景行之士。……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可“与日月争光”是太史公与本传中对屈原之志的评价，而班固却以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的理由，再次反对了太史公的意见，同时也反对了屈原不遇的观点，并最终在遇与不遇的问题上，将过错指向了士人。而这也是马班之间政治观点不同的体现，徐复观先生即言：“班固的思想，当然受到他父亲班彪的影响。班彪的《王命论》，附会神话、夸张事实，以证明天下之必重归于刘氏。这种想法，乃西汉思想家所少见，而象征了大一统专制的家天下，开始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渐渐取得了合理的地位……于是知识分子对大一统专制的全面性的压力感，便由缓和而趋向麻木。”而两汉之间的公羊学，也经历了由董仲舒用“春秋之道”匡正王权，到何休引用谶纬附会国家神话的经学转向。如果说班固对“李广难封”的看法是对王权的回护；那么，对太史公来说，“李广难封”的意义则不仅是表达对一个沙场将军的同情，更是在士人无其他君主可选择的专制困境中，对超政治性之人文理念的诉求，以期文人志士在命途偃蹇、守道不遇时，仍可凭借自己对文化价值的占有而保持“斯文在兹”的伟大信念。就此，太史公和班固两位伟大的史家隔空对垒、皮里阳秋，通过对李广一生的叙述，以微而不隐的文学方式，展现了“李广难封”这一命题所跨越的思想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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