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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杰出文献，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创造性地阐释了许多文艺基本问题，对美学理论有多方面的贡献。说《讲话》是“庸俗社会学”或“文艺政治学”是不妥当的。《讲话》思想和精神“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它对当今的文艺建设仍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讲话》；文艺理论；历史地位；现实价值
1674—0351（2012）04—0130—07
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至今已经整整70年了。70年过去了，《讲话》中的许多话语如今重读起来，依然感到那么精准、适用、深刻和产生共鸣。作为一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不仅是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奠基之作，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诞生，而且也是中国的宗旨与思想原则的集中体现，对指引在理论学说上走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道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讲话》是在对当年延安革命文艺队伍思想作风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系统地总结了革命文艺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它所体现的原则和理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
是什么原因使《讲话》这样一篇诞生于抵御外辱、抗日救国之际的文本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它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确确实实地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用活了、发展了。虽说《讲话》是当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个文献，但它对一系列问题的阐释已成为思想文化建设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1］当前，我们学习《讲话》，纪念《讲话》，应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中占有十分突出的重要位置，它超越了前代许多思想家的理论深度和理论高度，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发展到文艺思想阶段的一块鲜明的界牌。美国学者梅·所罗门曾这样讲道：“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大众化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这一过程相关联的，就是要求运用艺术中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因素，通过群众的朴实的表达方式和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形象，来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3］239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曾深有感触地说：“谁要是慢慢地、彻底地读一遍这个《讲话》，一定会发现以前所不知道的、但希望知道的许多问题。谁要是把它读了两三遍，就会得到所有问题的正确的解答。”［4］77英国著名学者戴维·莱恩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一书中认为：“也描述了艺术作品生产过程的一种模式，用普通的词语论及了它的原料和创作手段。”［5］97认为“延安《讲话》也被证明具有一种生产力，一种不是提供现成的思想，而是激发读者思想的能力。”［5］97我们说《讲话》是无产阶级艺术观和美学观的一个高峰，只要研究一下17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发展历程，比照一下这个过程中众多理论家各自的贡献，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讲话》是思想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生命力是会很长久的。这一点，70年的历史以及我们要经常学习它、纪念它就是有力的证明。在中国乃至世界，一切进步的文艺家，一切人文艺工作者，都从《讲话》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和精神营养。
《讲话》具有如此的魅力和威望，这同它张扬的中国为人民怎么写作的崇高宗旨、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以及领导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的非凡经历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对文艺问题关注的持久和深入，涉及面的广泛与博大，著述和言论的数量之丰，并善于把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同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且本身就是杰出诗人、散文家，有着丰富的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就是同现代西方任何思想家和政治家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甚或可说无以匹敌的。
如果从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回顾起，那么不难发现，以为代表的中国人筚路蓝缕，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而这个过程，无论历时之长久，问题之复杂，斗争之激烈，还是所花精力之巨大，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和人类文艺史上都是仅见的。《讲话》正是这个经验的科学化凝聚，是现代中国文艺运动的科学化总结。它所开辟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之路，具有永恒的价值。这正是我们要永远学习它、纪念它的根据和理由所在。
这些批评的意见，归纳起来，无非是“战时文化”论、“功能变异”论、“权力政治美学”论以及所谓的“庸俗社会学”论几点。
譬如，有种意见是从文化形态上把《讲话》说成是战争年代的产物，言下之意，在和平和建设时期就“不适用”了。这种意见把《讲话》定为“战争文化心理”，认为延安文艺整风和延安《讲话》是“两种文化的冲突由纸上的议论发展成具体生活中的矛盾”的结果，“到1942年《讲话》的发表，一个新的战时文化的文学阶段已经初步形成”。“的独特贡献，是在于他以军事家的思维方式来总结在文化理论方面的集体经验，使文艺变成为战时革命事业中一个切实有效的组成部分。……《讲话》的核心就在于要把文学艺术纳入军事斗争（后转化为政治斗争）的轨道”。并说“在新文学发展史上最大的作为是表现出对战时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的深刻洞察和理解，并且直接地把这一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文艺政策和方针，催生了一个在抗战母体内躁动不安的文学新阶段。”到后来，“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由军事轨道转入到政治轨道，许多战争时期的文学特征移用于和平建设时期。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文化性质本来是不同的，由这种错位造成的文化心理与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给以后的文艺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10］8 - 11这样一来，这种意见就用“文化性质”的差异把《讲话》中含有的普遍真理的科学成分给否定掉了。
同前述意见类似，这种观点认为《讲话》提出文艺“武器”论、“军队”论、“为政治怎么写作”论等“是非常时期特殊的理论要求”，等到了“常态时期，各种意识形态应该是相对独立的。”［11］70此种意见还用“牙齿”这个比喻来说明对文学本质和功能的界定，认为牙齿是用来吃饭的，这是牙齿的本质和本来的功用。但在抗战时期，当你和敌人肉搏在一起的时候，牙齿就可以成为一种武器，它可以用来咬敌人的耳朵，这是非常时期对牙齿的功能性“借用”，不能因此就把它界定为牙齿的本质。所以，文学的本质不是为政治、为阶级斗争怎么写作的，就像人的牙齿的本质不是用来咬人的一样。［12］195这种意见的着重点在于认定《讲话》所阐发的文艺功能发生了变异，因之不具有普遍价值。进而主张各种意识形态应“相对独立”，所以文艺那套“咬人”的“借用”理论就该收起，文艺的功能光剩下用来“吃饭”——即“娱乐”、“消遣”、“观赏”、“审美”——就行了。这种意见，把文艺的本质和功能压缩到极其有限而可怜的空间，因之也就给文艺创作的滑坡、缺钙、低俗、贫血制造了某种理论依据。
再如，有种意见认为，的文艺学和美学是一种“‘权力政治’美学（文艺思想）”［13］77。这种意见，把以《讲话》为代表的文艺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政治文化化的特殊形态”［14］20。这就严重扭曲了《讲话》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对《讲话》的整体理论价值予以抹杀。至于把《讲话》扣成“庸俗社会学”的帽子，认为要纠正其理论的“简单化”，则更是不科学的。这种意见讲：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出现这种“庸俗社会学”的局面，“一面固然是由于把文艺理论变成了文艺政策的结果，同时理论本身也确存在不科学而又有简单化的成分。比如文学描写普遍的人性，也表现强烈的阶级性，特别在阶级矛盾突出的时候更是如此。30年代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各执一词，《讲话》支持了后者，否定了文学也表现人性的一面。作为理论观点，在当时一定形势下作阶级论的表述，也是完全可以的，但在学理上讲，这是典型的庸俗社会学，要及时进行修正；长期不作修正，自以为这是绝对马克思主义，就会在学理上形成谬误，在实践中发生极端恶劣的作用。”［15］11 - 12 这就犯了将文艺唯物史观的阶级论打成“庸俗社会学”的错误。
毫无疑问，上述的诸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指责《讲话》根本“不重视文艺的审美本性”的意见是缺少根据的。这些意见既误读了《讲话》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也扭曲了《讲话》谈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义涵。客观地说，《讲话》在这些问题上的学理见解并没有错，《讲话》指出的无非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文艺在功能论和价值论上的基本法则与基本事实。曾经在延安时期生活战斗过的文论家陈涌说得好：“对的文艺批评的标准，我认为这样去理解才是合理的：政治和艺术这对矛盾，一般地说，政治是主要的矛盾方面，艺术是次要的矛盾方面，政治是占主导地位的，但艺术是基础；在艺术创作上，政治和艺术，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离开另一方单独存在，只有从对立的统一中把握它的对立面，才是合理的。政治和艺术，有着相互作用，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关系。”［16］492只要完整准确地领会
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诗坛上专事模仿的庸才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保留下什么了。”［17］169批评《讲话》不懂“审美”，是“战时文化”，是“‘权力政治’美学（文艺思想）”，是“庸俗社会学”，犯的就是这类的毛病。《讲话》中明确地主张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6］869 - 870这就把苍白、空虚的形式主义审美论彻底颠覆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延安《讲话》是坚持了文艺“审美”本性论的，并且在“审美”观上是有自己的理论创造的。那么如何看待这个创造呢？我认为，这个创造集中到一点，就是《讲话》对“审美性”的认识注入了新鲜的时代、阶级、历史和价值观的人文内涵，丰富了审美理论的精神意蕴。这个创造，也可以看作是《讲话》对作家艺术家如何才能达到“审美性”即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真实与倾向等矛盾统一关系的科学论述。《讲话》从多方面对审美“转化”加以阐发，说明它是抓住了文艺审美特性这个“牛鼻子”的。1962年初，跟当年曾在延安“鲁艺”任教员的何其芳谈到：“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18］87 这说明是注意到了“美”的问题的复杂性的。面对这些材料，再联系1942年前已经创造出多首杰出的诗词作品，倘说《讲话》“忽视了审美”，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书记在纪念《讲话》70周年的指示中说得好：“70年的历史充分表明，《讲话》始终闪耀着伟大的真理光芒，《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19］《讲话》对于当前我国文艺和文化建设事业来说，依然具有“指南针”和“方向盘”的价值，依然具有现实的引领功能。
诚然，与延安时期相比，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历史条件也已大不同于从前，高科技带来的网络信息使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与文艺交流更加迅捷和频繁，文化和文艺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与竞争十分尖锐和激烈。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在遵循和张扬《讲话》精神的基础上，着力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适应全球化潮流，不断探索和创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途径，不断摸索符合时怎么发表展和人民利益要求的文艺创作的新路子。
无庸讳言，我国的文学艺术在面临大发展大繁荣局面和任务的同时，也面临着具体走什么路、朝什么目标迈进这样一个
当前我国文艺创作在高歌猛进中还存在一些精神匮乏、内容空虚、脱离生活、价值倾斜、缺少信仰、境界低下的现象，不少作品仍散发着苍白的、柔软的、浓重的商业化气息。这些现象表面上看是由作家艺术家的素质造成的，但是深究起来，仍是在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些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上出现偏差造成的。《讲话》曾以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为例，指出“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6］858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讲话》引述鲁迅的话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20］242 - 243可见，克服软弱涣散，克服宗派主义，克服庸俗化，克服拜金化，克服理想缺失，克服脱离群众倾向，《讲话》无疑仍是一剂有特效的“良药”。
不妨这里再谈几句有关作家艺术家要不要和该不该“改造思想”的问题。有论者说，《讲话》让作家“思想改造”是“糟蹋”作家、“异化”作家，是“侮辱人格”。平心而论，此言差矣。《讲话》要求作家艺术家把自己的立足点和思想感情“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6］857，这实际是涉及解决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内功”问题，涉及解决“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6］858落实的问题。试想，倘若进步的作家艺术家不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不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6］851，那么，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如何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就说过：“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21］685《讲话》要求作家艺术家要注意思想、立场、感情的转变，这正是由于文艺要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时代使命所需要的，是作家艺术家达成健全的人格和完善的境界所需要的。从理论上讲，《讲话》要求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感情，来一番“变化”、来一番“改造”，其观点是深沉而深刻的，其意义也是愈久而弥新的。
我们对《讲话》理论价值的估计，一直以来是并不过分的，甚至还存在许多不充分的地方。《讲话》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和以后的革命文艺运动中既然发挥过如此巨大的作用，成为我党的根本宗旨和思想方法论在文艺领域的出色发挥和自然延伸，那么它的理论意义就还有进一步发掘和探讨的可能，它的思想精华就还有进一步垦拓和展示的空间。我们应当乘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东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开展起学习和宣传《讲话》的活动，这是对《讲话》最好的纪念。这对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增强艺术生产力，使文艺更好地怎么写作于广大人民，改变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某些不良倾向，改变某些作品中缺乏热情，缺乏憎爱，没有臧否，没有教益的倾向，改变文艺理论研究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都是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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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关键词】《讲话》；文艺理论；历史地位；现实价值
1674—0351（2012）04—0130—07
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至今已经整整70年了。70年过去了，《讲话》中的许多话语如今重读起来，依然感到那么精准、适用、深刻和产生共鸣。作为一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不仅是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奠基之作，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诞生，而且也是中国的宗旨与思想原则的集中体现，对指引在理论学说上走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道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讲话》是在对当年延安革命文艺队伍思想作风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系统地总结了革命文艺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它所体现的原则和理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
是什么原因使《讲话》这样一篇诞生于抵御外辱、抗日救国之际的文本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它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确确实实地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用活了、发展了。虽说《讲话》是当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个文献，但它对一系列问题的阐释已成为思想文化建设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1］当前，我们学习《讲话》，纪念《讲话》，应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讲话》历史地位的特殊性
《讲话》是思想进入成熟期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个标志性产物。从《讲话》形成的全过程来看，可以说它是“五四”之后特别是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艺经验的历史性总结，是中国人领导革命文艺运动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讲话》形成过程中，从它的思想高度、精辟程度、美学境界来看，应当说的理论修养、语言才华、艺术眼光起了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讲话》中的文艺理论和美学阐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理论的创造性是在这些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紧密结合中生发出来的。其一系列论述，依据中国实践并参照外国实践，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提出过的观点和见解，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宝库。曾经指出：“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2］345。《讲话》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中占有十分突出的重要位置，它超越了前代许多思想家的理论深度和理论高度，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发展到文艺思想阶段的一块鲜明的界牌。美国学者梅·所罗门曾这样讲道：“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大众化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这一过程相关联的，就是要求运用艺术中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因素，通过群众的朴实的表达方式和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形象，来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3］239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曾深有感触地说：“谁要是慢慢地、彻底地读一遍这个《讲话》，一定会发现以前所不知道的、但希望知道的许多问题。谁要是把它读了两三遍，就会得到所有问题的正确的解答。”［4］77英国著名学者戴维·莱恩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一书中认为：“也描述了艺术作品生产过程的一种模式，用普通的词语论及了它的原料和创作手段。”［5］97认为“延安《讲话》也被证明具有一种生产力，一种不是提供现成的思想，而是激发读者思想的能力。”［5］97我们说《讲话》是无产阶级艺术观和美学观的一个高峰，只要研究一下17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发展历程，比照一下这个过程中众多理论家各自的贡献，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讲话》是思想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生命力是会很长久的。这一点，70年的历史以及我们要经常学习它、纪念它就是有力的证明。在中国乃至世界，一切进步的文艺家，一切人文艺工作者，都从《讲话》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和精神营养。
《讲话》具有如此的魅力和威望，这同它张扬的中国为人民怎么写作的崇高宗旨、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以及领导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的非凡经历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对文艺问题关注的持久和深入，涉及面的广泛与博大，著述和言论的数量之丰，并善于把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同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且本身就是杰出诗人、散文家，有着丰富的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就是同现代西方任何思想家和政治家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甚或可说无以匹敌的。
如果从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回顾起，那么不难发现，以为代表的中国人筚路蓝缕，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而这个过程，无论历时之长久，问题之复杂，斗争之激烈，还是所花精力之巨大，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和人类文艺史上都是仅见的。《讲话》正是这个经验的科学化凝聚，是现代中国文艺运动的科学化总结。它所开辟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之路，具有永恒的价值。这正是我们要永远学习它、纪念它的根据和理由所在。
二、《讲话》对美学理论的突出贡献
《讲话》常常被人指责和误解的地方，是说它“不懂审美”，只是“文艺政策”，或典型的“文艺政治学”和“庸俗社会学”。刻薄者甚至把它说成是“系统扼杀作家文艺家审美感觉的流水线”，是“在取得政权后在文艺领域连续展开人为阶源于：论文格式排版www.udo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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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否认，一段时期以来，学界和理论界存在一些排斥、歪曲、嘲讽和否定《讲话》的现象，历史虚无主义的空气较重。只要翻看和查阅一下近些年出版的一些现当代文学史、文艺理论史、文艺学术史以及相关文章，不难发现，贬损《讲话》的声音不少，《讲话》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有些批评者冒充“先知先觉”，打着“总结经验教训”的招牌，扮演的却是丑化和歪曲《讲话》的角色。这些意见，其实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理论资源，顶多不过是在传统的、外来的“普世”观点下责备《讲话》的内在观念和价值，完全忘记了真理的具体性及其颠扑不破的一面。这些批评的意见，归纳起来，无非是“战时文化”论、“功能变异”论、“权力政治美学”论以及所谓的“庸俗社会学”论几点。
譬如，有种意见是从文化形态上把《讲话》说成是战争年代的产物，言下之意，在和平和建设时期就“不适用”了。这种意见把《讲话》定为“战争文化心理”，认为延安文艺整风和延安《讲话》是“两种文化的冲突由纸上的议论发展成具体生活中的矛盾”的结果，“到1942年《讲话》的发表，一个新的战时文化的文学阶段已经初步形成”。“的独特贡献，是在于他以军事家的思维方式来总结在文化理论方面的集体经验，使文艺变成为战时革命事业中一个切实有效的组成部分。……《讲话》的核心就在于要把文学艺术纳入军事斗争（后转化为政治斗争）的轨道”。并说“在新文学发展史上最大的作为是表现出对战时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的深刻洞察和理解，并且直接地把这一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文艺政策和方针，催生了一个在抗战母体内躁动不安的文学新阶段。”到后来，“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由军事轨道转入到政治轨道，许多战争时期的文学特征移用于和平建设时期。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文化性质本来是不同的，由这种错位造成的文化心理与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给以后的文艺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10］8 - 11这样一来，这种意见就用“文化性质”的差异把《讲话》中含有的普遍真理的科学成分给否定掉了。
同前述意见类似，这种观点认为《讲话》提出文艺“武器”论、“军队”论、“为政治怎么写作”论等“是非常时期特殊的理论要求”，等到了“常态时期，各种意识形态应该是相对独立的。”［11］70此种意见还用“牙齿”这个比喻来说明对文学本质和功能的界定，认为牙齿是用来吃饭的，这是牙齿的本质和本来的功用。但在抗战时期，当你和敌人肉搏在一起的时候，牙齿就可以成为一种武器，它可以用来咬敌人的耳朵，这是非常时期对牙齿的功能性“借用”，不能因此就把它界定为牙齿的本质。所以，文学的本质不是为政治、为阶级斗争怎么写作的，就像人的牙齿的本质不是用来咬人的一样。［12］195这种意见的着重点在于认定《讲话》所阐发的文艺功能发生了变异，因之不具有普遍价值。进而主张各种意识形态应“相对独立”，所以文艺那套“咬人”的“借用”理论就该收起，文艺的功能光剩下用来“吃饭”——即“娱乐”、“消遣”、“观赏”、“审美”——就行了。这种意见，把文艺的本质和功能压缩到极其有限而可怜的空间，因之也就给文艺创作的滑坡、缺钙、低俗、贫血制造了某种理论依据。
再如，有种意见认为，的文艺学和美学是一种“‘权力政治’美学（文艺思想）”［13］77。这种意见，把以《讲话》为代表的文艺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政治文化化的特殊形态”［14］20。这就严重扭曲了《讲话》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对《讲话》的整体理论价值予以抹杀。至于把《讲话》扣成“庸俗社会学”的帽子，认为要纠正其理论的“简单化”，则更是不科学的。这种意见讲：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出现这种“庸俗社会学”的局面，“一面固然是由于把文艺理论变成了文艺政策的结果，同时理论本身也确存在不科学而又有简单化的成分。比如文学描写普遍的人性，也表现强烈的阶级性，特别在阶级矛盾突出的时候更是如此。30年代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各执一词，《讲话》支持了后者，否定了文学也表现人性的一面。作为理论观点，在当时一定形势下作阶级论的表述，也是完全可以的，但在学理上讲，这是典型的庸俗社会学，要及时进行修正；长期不作修正，自以为这是绝对马克思主义，就会在学理上形成谬误，在实践中发生极端恶劣的作用。”［15］11 - 12 这就犯了将文艺唯物史观的阶级论打成“庸俗社会学”的错误。
毫无疑问，上述的诸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指责《讲话》根本“不重视文艺的审美本性”的意见是缺少根据的。这些意见既误读了《讲话》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也扭曲了《讲话》谈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义涵。客观地说，《讲话》在这些问题上的学理见解并没有错，《讲话》指出的无非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文艺在功能论和价值论上的基本法则与基本事实。曾经在延安时期生活战斗过的文论家陈涌说得好：“对的文艺批评的标准，我认为这样去理解才是合理的：政治和艺术这对矛盾，一般地说，政治是主要的矛盾方面，艺术是次要的矛盾方面，政治是占主导地位的，但艺术是基础；在艺术创作上，政治和艺术，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离开另一方单独存在，只有从对立的统一中把握它的对立面，才是合理的。政治和艺术，有着相互作用，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关系。”［16］492只要完整准确地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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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对“政治”概念及其“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界说，完整准确地看待《讲话》对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两者统一的要求与分析，那么是会发现得出“庸俗社会学”的结论是不妥当的。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诗坛上专事模仿的庸才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保留下什么了。”［17］169批评《讲话》不懂“审美”，是“战时文化”，是“‘权力政治’美学（文艺思想）”，是“庸俗社会学”，犯的就是这类的毛病。《讲话》中明确地主张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6］869 - 870这就把苍白、空虚的形式主义审美论彻底颠覆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延安《讲话》是坚持了文艺“审美”本性论的，并且在“审美”观上是有自己的理论创造的。那么如何看待这个创造呢？我认为，这个创造集中到一点，就是《讲话》对“审美性”的认识注入了新鲜的时代、阶级、历史和价值观的人文内涵，丰富了审美理论的精神意蕴。这个创造，也可以看作是《讲话》对作家艺术家如何才能达到“审美性”即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真实与倾向等矛盾统一关系的科学论述。《讲话》从多方面对审美“转化”加以阐发，说明它是抓住了文艺审美特性这个“牛鼻子”的。1962年初，跟当年曾在延安“鲁艺”任教员的何其芳谈到：“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18］87 这说明是注意到了“美”的问题的复杂性的。面对这些材料，再联系1942年前已经创造出多首杰出的诗词作品，倘说《讲话》“忽视了审美”，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四、《讲话》对当今我国文艺事业仍具指导意义
作为文艺思想的代表性论著，《讲话》实际构成了中国人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考察、研究、阐释文艺问题相当完整的学说体系，它指明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前进方向，确立了革命文艺创作的新方法和新规范。《讲话》启示我们，文艺理论创新必须紧密联系和直面文艺界的思想实际，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解决方向、路径、手法等问题，这样才能为文艺发展和文化进步提供转变立场、转变观念、转变作风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同时，它也启示我们，文艺理论创新必须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紧密结合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实际，辩证科学地剖析各种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这样才能在澄清大是大非的过程中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地位。《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继承和发展，对我国文艺事业至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天，我们要弘扬延安时期所开创的革命文艺传统，深刻理解《讲话》精神在今天的时代内涵，把《讲话》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更好地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书记在纪念《讲话》70周年的指示中说得好：“70年的历史充分表明，《讲话》始终闪耀着伟大的真理光芒，《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19］《讲话》对于当前我国文艺和文化建设事业来说，依然具有“指南针”和“方向盘”的价值，依然具有现实的引领功能。
诚然，与延安时期相比，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历史条件也已大不同于从前，高科技带来的网络信息使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与文艺交流更加迅捷和频繁，文化和文艺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与竞争十分尖锐和激烈。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在遵循和张扬《讲话》精神的基础上，着力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适应全球化潮流，不断探索和创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途径，不断摸索符合时怎么发表展和人民利益要求的文艺创作的新路子。
无庸讳言，我国的文学艺术在面临大发展大繁荣局面和任务的同时，也面临着具体走什么路、朝什么目标迈进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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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性与战略性的选择。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不行的，惟有继续坚持“文艺为人民怎么写作、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的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引领，“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19］，才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激发力量，战胜困难，排除险阻，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当前我国文艺创作在高歌猛进中还存在一些精神匮乏、内容空虚、脱离生活、价值倾斜、缺少信仰、境界低下的现象，不少作品仍散发着苍白的、柔软的、浓重的商业化气息。这些现象表面上看是由作家艺术家的素质造成的，但是深究起来，仍是在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些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上出现偏差造成的。《讲话》曾以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为例，指出“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6］858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讲话》引述鲁迅的话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20］242 - 243可见，克服软弱涣散，克服宗派主义，克服庸俗化，克服拜金化，克服理想缺失，克服脱离群众倾向，《讲话》无疑仍是一剂有特效的“良药”。
不妨这里再谈几句有关作家艺术家要不要和该不该“改造思想”的问题。有论者说，《讲话》让作家“思想改造”是“糟蹋”作家、“异化”作家，是“侮辱人格”。平心而论，此言差矣。《讲话》要求作家艺术家把自己的立足点和思想感情“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6］857，这实际是涉及解决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内功”问题，涉及解决“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6］858落实的问题。试想，倘若进步的作家艺术家不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不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6］851，那么，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如何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就说过：“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21］685《讲话》要求作家艺术家要注意思想、立场、感情的转变，这正是由于文艺要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时代使命所需要的，是作家艺术家达成健全的人格和完善的境界所需要的。从理论上讲，《讲话》要求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感情，来一番“变化”、来一番“改造”，其观点是深沉而深刻的，其意义也是愈久而弥新的。
我们对《讲话》理论价值的估计，一直以来是并不过分的，甚至还存在许多不充分的地方。《讲话》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和以后的革命文艺运动中既然发挥过如此巨大的作用，成为我党的根本宗旨和思想方法论在文艺领域的出色发挥和自然延伸，那么它的理论意义就还有进一步发掘和探讨的可能，它的思想精华就还有进一步垦拓和展示的空间。我们应当乘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东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开展起学习和宣传《讲话》的活动，这是对《讲话》最好的纪念。这对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增强艺术生产力，使文艺更好地怎么写作于广大人民，改变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某些不良倾向，改变某些作品中缺乏热情，缺乏憎爱，没有臧否，没有教益的倾向，改变文艺理论研究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都是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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